解读孟浩然的隐居

盛唐诗人孟浩然之所以终身不仕,并非“为隐居而隐居”,也并非出于无奈,或受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观念的影响,其深层原因在于诗人始终坚持以“求真”、“放性”作为统摄立身行事的基本原则,当他意识到自己的个性不见容于官场,为了保持真实的自我,选择了归隐。     

论楚国的隐士群体及隐士政策

楚国的归隐现象比较常见,道家型隐士是隐士群体中的主流。楚国隐士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其归隐目的单纯,而且往往隐而不出;追求徜徉山水、自娱自乐的生活逸趣;隐士妻子大多支持、追随丈夫隐居。楚国征召过这批士人,而且对于他们的拒仕十分宽厚,并不强迫出仕。楚国众多道家型隐士的存在,以及政府宽容的隐士政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楚文化的特点。     

雁字写逸怀——从《雁字诗》看船山隐逸思想

<正> 王船山归隐后,有感于亡国惨痛,侘傺幽忧,不能自释,遂寄发于诗词,托物以写志。故船山隐居后所创作的咏物诗,具有丰富的思想意蕴,透过其古奥精湛、扑朔迷离的表象,往往能窥见诗人的爱国襟怀和磊落人格。《雁字诗》是船山隐居中期、即一六七一年秋冬之际在败叶庐写下的一组咏雁诗(五律)。全诗分为《前雁字诗》和《后雁字诗》两部分,各十九首,约一千五百余字。它是船山诗集中最长的一组咏物诗。     

意隐与身隐——从《归田赋》和《归园田居》看古代文人的归隐境界

归隐是我国古代文人倾心向往或亲身体验过的生存状态。张衡的《归田赋》和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就是集中反映古代文人归隐情结的典范之作。由于二人不同的人生际遇,两篇作品又呈现出不同的归隐境界———意隐与身隐。意隐是理想化的精神向往,身隐是现实性的人格追求。意隐之后的身隐,是一种更彻底的放弃和坚守,是古代文士一种更难得的做人境界。     

从赠答诗看陶渊明的社交心理及社交关系

陶渊明归隐后并未断绝和官场中人的来往,他的赠答诗体现出他仍然归属于当时的文人社交圈、创作圈内.从赠答诗的数量比例和创作时间看,诗歌酬唱在他归隐后的日常生活占着一定的比重.其赠答诗中答诗多于赠诗说明陶渊明显被认为是文人群体中的成员,而他也没有拒绝参与这种社交活动,只是处于被动地位.在其17首赠答诗中,除了给从弟敬远和不知名的客人以及他希望与之隐居的朋友的诗外,都在诗题中称呼对方的官名,是希望通过正式的职务称呼拉开与赠答者的距离,同时不显眼地强调自身的隐士身份.诗歌赠答活动对陶渊明的诗歌保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延续到他死后.     

陶渊明隐居及其思想再评价

陶渊明的隐居有深刻批判社会的意义。陶渊明的隐居是建立在对黑暗虚伪的世道、人情极其清醒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是从官场回到丰富的生活中来。陶渊明把劳动看做是人与自然保持一体化的途径。陶渊明辞官归隐 ,也是深知官场禁锢自由、戕害人性而厌弃功名的结果。陶渊明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委运乘化、随顺自然的思想 ,是陶渊明思想的核心     

朝鲜朝文人徐居正的"归去来"情结

朝鲜朝文人徐居正怀有非常浓厚的"归去来"情结,他将陶渊明作为人生与官场的指向标,希望在建立功勋后急流勇退,辞职回归家乡广津隐居.但是,这与以往文人官场不得志辞官归隐情况截然不同,徐居正一生深受朝鲜王朝五任国王宠信并一直担任重要官职,多次乞退未果后,身在官场的徐居正只能违背自己官场原则作诗文以"归去来"意象表达他不贪恋官场、脱离樊笼、超越世俗、追求高远的高峻人格.     

《箧中集》诗人——王季友生平考证

王季友是盛、中唐时期有一定知名度的诗人,才学人品受到岑参、杜甫、钱起等人推重,同时代殷璠《河岳英灵集》、元结《箧中集》并收其诗。但王季友身后湮没无闻,生平失考,诗歌散佚。今人较少关注,研究亦有疏漏。本文认为王季友隐居河南时期的身份是隐者、诗人兼商人,宝应元年因友人李勉的举荐出任华阴尉,此后仕宦经历与李勉息息相关,并于大历二年归隐山林。     

进退有道:吴澄的人生选择

吴澄是元代著名理学家,以往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吴澄的理学成就,而对吴澄的人生经历重视、研究不够。吴澄生于宋末,在元初隐居乡间近三十年后,虽三次出仕,但又都很快辞官归隐,这种人生选择是耐人寻味的,从中可以看到吴澄的志趣及其思想,看到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在易代之际的思考和实践。研究吴澄的人生选择,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吴澄的认识,丰富对元代文人心态的了解,同时也可以增加对传统文人行为逻辑的理解     

隐士：我国古代士大夫中的一个群体

在我国古代社会,士大夫的出路除了出仕以外,就只有归隐一途了,由于他们生存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理想和愿望根本无法实现,但他们为了保持自己清高的人格和天然自适的性格,既不愿流于世俗,也不愿与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因而他们只能选择归隐。任何事物都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同时代的隐逸被不同际遇的士大夫们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从而产生了真、假两种隐士。但无论他们采取何种归隐方式,这些士大夫们都是想通过归隐来达成各自的心愿,借隐来抒志。     

行道与守道：元至明初文人人生模式的生成与转换

元明两代的文人由于受到宋代以来理学观念的影响,同时又面对朝代更替、民族冲突与融合以及各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为了坚守自己或行道或守道的人生信念,必须作出出仕与归隐的选择,并由此形成其不同的人格心态,同时也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元代文人因民族矛盾所导致的政治边缘化的现实,造成了他们的旁观者心态,并构成其入仕而难有作为的行道理想失落与归隐山林而仍坚守儒者立场的"隐儒"身份。入明后的文人尽管有了出仕行道的机会,却遭致的是忧谗畏讥、动辄得咎的尴尬境遇,而更多的人依然坚守儒者的理想而隐居山林,这不仅使得他们的政治热情迅速减退,政治理想最终归于幻灭,同时也使他们复归大雅的文学理想成为泡影。     

矫情——元散曲隐逸主题的畸变

对功名仕途的鄙弃,对隐居生活的讴歌,在元散曲中比比皆是.不过,散曲家们口口声声说要"离世"、"弃世"而实际是"口离心不离".许多人身居尘世,享受着尘世的物质,眷恋着尘世的好处,却要口口声声讲"归隐".这是他们转移失意心理、消解功名情结的一个最好方法.这与全真教的广泛宣传、大力鼓吹有必然的联系,也是市民意识日益发展的结果.     

“躬耕”的文化意蕴与明遗民的生存悖论——以易堂九子为考察中心

"躬耕"是明末清初遗民自主选择的一种生存常态,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躬耕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耕田种地,而赋予了更加繁复而又沉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此时,隐居躬耕不仅可以在乱世中保全他们的生命,同时又是保全其气节的最佳方式.然而,这又与清初遗民所具有的强烈经世意识相冲突,于是,隐居与经世成为共存于他们思想中的对立的两级,这正是清初明遗民的生存困境."易堂九子"就是其中的典范.     

孟浩然之死

孟浩然（689—740）,唐代诗人,孟子第33代孙。本名不详（一说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孟浩然的一生,徘徊于求官与归隐的矛盾之中,直到碰了钉子才了结求官的愿望,隐居起来,此后便写出了大量的诗篇。孟浩然的诗多为山水田园和隐逸、旅行等内容。虽不无愤世嫉俗之作,但更多的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     

王维隐居与其诗的关系新探

一“隐居”,是王维一生中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方面。说它重要,是因为隐居与王维的诗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即他得以名世的优秀山水田园诗几乎全与隐居相关,甚至可以说“隐居”使王维成为唐代和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大诗人。隐居的时期与原因,都直接关系着对王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及诗史贡献的研究,而学术界对其隐居的研究却欠深入。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专题对王维的隐居与其诗创作进行一次认真细致的探讨,澄清是非,帮助人们重新正确认识和评价王维生平思想与诗歌成就,并重新确定王维及其诗在文学史上的形象和地位。以往,人们多认为王维于晚年隐居,其原因是受佛禅出世思想影响,羡慕山水田园隐居     

论陶渊明生死观中的超脱与忧患

和陶渊明复杂的思想面貌相联系,他的生死观也明显地呈现矛盾状态——既超脱又忧患。这种生死观极大地影响着他的生活和诗歌创作。本文从探讨诗人矛盾的人生意识出发,试图对其归隐躬耕的意图以及他独特的诗歌艺术形成作些新的理解。     

从行役诗看陶渊明归隐的心路历程

陶渊明从仕到隐大致走过了努力求仕、欲罢不忍和坚决退隐这样一个曲折的心路历程,期间诗人的心境也是处在一种矛盾苦闷当中,而只有到坚决退隐之后,诗人的心境才趋于平静.他的行役诗较好地反映了其走向归隐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揭示出陶渊明的归隐是其对自由人格追求不断强化的必然结果.     

范凤翼"东林人物"辨

危机四伏、 党争激烈的晚明,范凤翼尽管自觉疏离朝政,仍被卷入党争漩涡.其政治作为上居庙堂之高以实干报国,处江湖之远积极改善民生;社会交往上求同存异,广结联盟,胸襟广博,宽容大度;立身原则上急流勇退,全身远祸,选择归隐,矢志不渝;党争态度上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客观理性,反对结党.范凤翼对朝政的离立和对自我的坚持,表现出了正直独立的人格操守.虽然抱道忤时,犹能审时度势,以变通而富于进取的生存技巧,努力超越现实困境,时贤后彦普遍对其"东林人物"之称名不副实.     

提比略隐退罗德岛:罗马帝国早期帝位递嬗机制研究

公元前6年,提比略第一次被授予为期五年的保民官权力。随后,奥古斯都安排他赴亚美尼亚处理因国王提格拉尼斯三世之死所引发的危机。然而,提比略却在此时出人意料地作出去罗德岛隐居的决定。针对这一突发事件背后的动机,保存在古代作品中的记载众说纷纭。实际上,在提比略赴东方任职前夕,围绕"元首继承"问题,奥古斯都与提比略发生了严重分歧,这是导致提比略去职归隐的最主要原因。这一案例从一侧面反映了罗马帝国早期帝位家族过继的特点。     

隐者·耕耘者·歌唱者——田园诗人的文化心理透视

本文是对田园诗人的文化心理的分析。在思想意趣上,田园诗人是一群隐者,失意是他们的主要心态,自我放逐是他们归隐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田园诗与隐逸文化联系起来。耕耘自食是田园诗人不同于任何理想者的主要特色。他们或用躬耕垄亩的行为去实践,或则多是做精神的体验,他们是田园最会意的欣赏者。田园诗人真正追求的不是隐居避世,不是耕种劳作,而是精神的快乐和自适。在理想之光照耀下,田园超越了现实的意义,成为充满欢欣,愉悦的精神憩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