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社区非理性表达及其理性化的实现路径研究

虚拟社区是人们网络生活自由表达的重要场所,其间不乏充斥着诸多非理性形式表达非理性内容,以及非理性形式表达理性内容的现象。该文具体分析了虚拟社区非理性表达的形式及原因,并从政府、媒体和个人三个层面提出了虚拟社区理性表达的实现路径:政府要改进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不断提升政府公信力,完善网络治理的法律法规建设。网络媒体应加强行业自律,增强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互动;个人应该提高媒体素养,增强"自我"和"超我"对"本我"的调节和控制。     

迷失与回归——《沙堡》中“婚外情”的伦理解读

爱丽斯·默多克于1957年创作的《沙堡》(The Sandcastle)是一部关于婚姻出轨的伦理小说。分析指出,小说中莫尔与雷恩之间的"婚外情"揭示出人是一个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体现出理性意志、自由意志和非理性意志之间的伦理冲突。因"欲"而起的"婚外情"是其自由意志没有得到抑制、摆脱道德责任的非理性意志占据上风的结果。激情过后,自由意志的力量渐渐减弱,理性的回归成为必然。莫尔最后的归家选择是其伦理意识回归的表现,其间,理性意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该小说对于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的婚姻伦理关系也有着重要的道德警示作用。     

科学发现的思维特征

科学发现是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这种被称之为所谓非理性思维的形式却常常被我们所忽视。在科学研究中，对这两者的作用如若有所偏颇的话，我们的科学研究及发现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发掘科学史上许多重大科学发现的材料，我们有理由对直觉、想像象之类的非理性思维形式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以便更好地在科学研究中主动地应用这两种思维形式。     

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发展和实体性倾向

西方传统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哲学.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古代理性主义、近代理性主义.西方古代理性,特别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理性,是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客观理性.经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代的客观理性逐步演变成主观理性,如以经验论和唯理论为代表的绝对理性主义.而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相对理性主义或实践理性主义又实现了客观理性.但无论是绝对主义的主观理性还是相对主义的客观理性,都具有实体性的特点,并存在着理性高于非理性以及二者的二元对立倾向.     

突发灾难事件舆情在社会化媒体上的呈现与管理

突发灾难事件的舆论会成井喷状爆发,在事件发生后的不同阶段,舆论关注点会有不同。新的舆论议题不断出现,但持久度并不高,其主流是网民的情绪表达,其中也兼有理性的思考。社会化媒体在突发灾难事件中承担信息传播和情感宣泄的功能,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舆情的管理中,要让社会化媒体成为信息传播和情感宣泄的通道,理性看待灾难事件中的网络动员,并重点关注舆情中变数较大的议题。     

论宗教信仰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宗教借用理性的认识方法来表达和论证自己,以理性的形式展示自身在社会实践领域内的作用,并在人的心灵上构建着与理性认识追求相同的具有终极关怀性的未来。虽然宗教与理性互动频多,但宗教毕竞是一种对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崇拜信仰,归根到底是对以非理性形式存在的神圣者的信赖,本就以非理性占据上风。其中表达人们对信仰对象的神秘情感经历的宗教经验是最深层的非理性意识的代表,它的神秘特征就成为了宗教非理性最坚实的阵地。     

浪漫主义自然诗学的现代思考

“自然”的文化哲学外延,在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达到了顶峰。在追求理想人性的过程中,浪漫主义自然诗学虽然露出了非理性的端倪,但还十分朦胧,其深层仍未割断与自由、平等的理想和理性主义思想的联系,浪漫主义诗学的自由观念和生命意识在“自然”的境界里找到了终极归宿,其深层蕴涵了释放人的非理性内容的潜在欲望,但同时这种非理性的背后,也隐藏着诗人们对人的处境及命运与前途的理性思考。     

20世纪80年代“现代派”文学论争中的生存哲学“突围”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哲学仍然是体现"阶级"、"理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思想体系中所具有的某种"理想主义"特征蔓延于80年代的诸多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其也是一种"伪理想主义"哲学。那么,80年代后期,以某种"非理性"为特征的存在主义生存哲学开始"突围",进入主流文学界,潜意识、本能、虚无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大相径庭的理论给学界以极大冲击,其迅速地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并直接影响文学实践。在80年代政治环境暧昧不明的前提下,其如何能够成功"突围"进入以理性、理想为根本的主流文学界,应该说,80年代初的"现代派"文学论争在此过程中充当了"先锋"作用。     

自由：康德到叔本华哲学的桥梁

康德与叔本华都把自由作为自己哲学的终极关怀.康德所说的自由是理性的自由,而叔本华的自由是非理性的自由,康德的哲学中已经包含着非理性的萌芽.正是康德哲学中的这种非理性的因素,才导向了非理性的叔本华的哲学.自由成为康德到叔本华哲学的桥梁.     

基于囚徒困境博弈的理性、信息与合作分析

博弈论为行为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模型。理性人是博弈论的基础假设，揭示了实现合作共赢上的诸多困境，并引发争论。然而参与者的理性状态同他关于博弈的信息情况相关。通过对囚徒困境这一博弈论经典案例的分析可证明，在特定的信息条件下，合作虽能得到高收益但并非理性博弈参与者的最优选择，理性参与者倾向于不合作；但对博弈进行修正后，参与者的信息情况发生了变化，其最优选择也会发生改变，合作将能够达成并得以保持。声誉、恩仇等机制的引入也提高了博弈达成合作均衡的可能性。     

基于红色新闻资源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创新

智能媒体传播格局使得新技术日益成为关注热点,但媒介伦理对于技术的规制依然关键,新闻价值观的理性回归是新闻传播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技术变革和传媒格局重构的时代背景下,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实践中焕发生机与活力,创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势在必行。以红色新闻资源在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个案研究法等方法,从价值引领创新、专业培养创新、教育平台创新三个维度,创新红色新闻资源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相融合的教育模式,为新时代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开拓新思路。     

大学英语教学费时低效与语言学习成效分析

该文针对目前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一些观点,应用英语语言学习策略,提出从教学的主体——学生的角度出发,可以通过设置合理的学习目标、激发动机、运用恰当的学习策略及进行适时测评来提高英语学习效率,从而步出大学英语教学费时低效的阴影。     

张中行作品中的汉语成语规范问题

从张中行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汉语成语运用中客观存在的一些分歧、作品中直接谈论成语规范的文字和他的创作实践等几个方面 ,可以探讨张中行作品中与汉语成语规范有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可以寻绎张中行的成语规范观     

论实践推理中的非理性悖论

戴维森提出的“非理性悖论”揭示了非理性论证在实践推理中的两难困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不同的判断理性的标准。从中国哲学的观点看,理性的准则是以“理”为核心,“合理”(to be rational)即“有理”(to be reasonable)。此“理”表面上表现为普遍之“义理”,但实质上却是服从于某种具体的道德规范。据此,在中国哲学中,实践推理中的非理性演变为“无理”(non-ra-tional)或“不讲理”(unreasonable)。通过对比分析戴维森和中国哲学对非理性的认识,可知两者在“认知判断”和“价值判断”上的不同取舍。     

重构基于“现实”假设的决策理论

决策者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只是人类的理性本性之所在,决策者在各种现实约束条件下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利益只是决策者价值判断准则体系中一部分,尤其在纯经济决策中,经济利益是价值的主体,但并不排除其它非理性价值因素对决策者价值判断的影响。现实的决策价值准则体系既包含理性的经济利益,也包含非理性的情感偏好、习俗、文化、宗教等因素;决策者的决策能力既包含理性认知能力又包含非理性认知能力。理性认知能力不仅是有限的(西蒙的假设),而且还是动态变化的。非理性认知能力(非逻辑思维)是创新性决策不可或缺的要素,与理性认知能力一样,非理性认知能力也具有变量特征,它同样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此,基于“现实”假设的决策理论,遵循受现实约束条件限制的最大化原则,决策价值准则体系既包含经济理性,又包含其它非理性因素,决策思维方式既包含理性的逻辑思维又包含非理性的感性思维,基于“现实”假设的决策理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整合。     

孔孟治史态度之比较

孔子的治史态度是严谨的、科学的 ,孟子在治史方面却过于主观化、片面化 ,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不同的修史原则 ,对待史料的不同态度 ,历史评价的不同标准。孔孟不同的历史观、身份和经历 ,是二人治史态度差异的重要原因。     

论计算机犯罪概念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深入,计算机犯罪日益严重地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关于计算机犯罪的概念,中外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论焦点往往是计算机在犯罪中所处的地位,笔者认为这一“焦点”只是根据计算机犯罪的表象所进行的归纳、总结,而不是计算机犯罪区别于它罪的本质特征。换言之,众多学者对计算机犯罪概念的界定只是回答了:什么是(或者好像是)计算机犯罪?而没有追问:它为什么是计算机犯罪?     

亦论无权处分——谈《合同法》第51条

<合同法>第51条之规定,引起了我国法学界对无权处分问题的热烈讨论.争论之焦点有三,一是无权处分概念;二是无权处分合同之范围;三是无权处分合同之效力.     

文责共负论

长期以来,出版界有个通行的提法--文责自负,但在著作权司法实践中,往往实行的是作者与出版者文责共负.这主要是因为在出版活动中,编辑与作者是法理上的合伙人,编辑参与了对作品精神价值的创造.文责应该共负,而且应该细分,归口追究.对各自应负和所侧重应负之责,究竟如何归口与追究,从而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归责体系,尚待有关专家的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