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论中国画的“理”（二）

论述了中国古代画论中理的内涵、美学背景及其在中国画形→神→意的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主要论及理作为事物的内在本质、客观规律这一层面。一方面由于先秦理性和儒家绘画为现实服务的观点 ,画家一直在为写实而究物之理 ;另一方面 ,中国早期艺术中就有重表现的特质。魏晋时期玄佛兴起 ,理沟通了形与神。随着禅宗在唐宋时期兴起 ,穷物之理又开始使形依理而幻化为抒情服务。明清两代 ,随着重笔墨和主观精神的表现 ,理成为形与意的桥梁 ,为沟通中国画中的物我之意作出独特贡献。文章还点明了理的现实意义     

关于书法意象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对“意象”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梳理与反思,指出了“意象”是中国人体悟自然与人及其相互关系的必然选择与智慧;“意象”理论的发展经过了《易》象同体→言以成象、象以尽意→得意忘象、得意忘言→意之所承、象之图载→忘言得相、忘象得意→奢靡形似、华丽新奇→理气合一和超以象外的发展过程。并对书法意象理论从哲学与美学、书法意象史层面的研究进行了再思考;从书论层面揭示了书法意象的主要规律为书法形、势与态之象来于自然,皆从自然会悟意化而得,且经过了意形到意理再到意神的发展过程;书法意象的表现贵于澄神静虑、适意任情、意在笔先且字字意别;书法之法得于法象而取意;汉字之六书奠定了书法意象的文字基础;书法意象具有人书合一的寄情性;六书体的产生皆来源于意象;书法意象贵在神、心、气、手相合不二等主要结论。进而探讨了书法意象体系的宏观建构,并指出了书法意象理论研究应包括的主要方向。     

理、天理与理会:论“理”在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演进

从先秦"形"范式,到汉魏"体"范式,进而至宋明"理"范式,中国思想范式由外在的形式渐次嬗变为内在之质料。从先秦作为"类"之理,到魏晋作为"故"之理,进至宋明作为"理"之理,理兼摄形式与质料,兼含"类"与"故",融合必然之理与当然之理而被视作看待人、事、物的普遍架构。理范式的确立内在规定着通达理的方法论,理与理交会,心明而知。理会不仅追求会物之理,而且要求人以理会之。索人工夫而使人进至于理,由此确立了存在论、方法论与工夫论相统一的独特思想品格。     

“意”与“理”:宋诗的高致

所谓“意” ,主要是对人生的深刻体验。宋诗往往不是以一个特定的客观物境来寓托情感 ,而是以主体之“意”作为统摄 ,将一些并不联属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宋诗善于言理 ,但其佳作并非枯燥言理 ,而是以“趣”含“理”。诗中之理 ,也并非是抽象的哲理 ,而是诗人对事物的独特体认 ,又带着诗人的天才智性。意与理的审美化 ,构成了宋诗的突出特色     

中国画“以形写神”观刍议

神的表达,是中国画的终极追求。宗炳的“畅神”论和谢赫的“气韵生动”说,进一步发展了“以形写神”论。意象性是中国画的根本特点,散点透视是中国画特有的表达方式,“以形写神”观对中国画影响深远。在造型上,中国画追求不似之似;在创作表现技法上,重视以线造型,以墨色为‘主。“以形写神”观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指引着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方向。     

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意境”浅述

“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中很独特的一部分.相较于西方的理性科学主义,中国的“意”在艺术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中国的艺术是一种感性的艺术,它描绘的是可以神游的意境,重视的是作者透过画面所透露出的思想情感.从“天人感应”到“有我之境”,中国艺术随着“意境”的提出和不断的深入,形成了一种与“道”协调,重视笔墨情趣的特殊内涵.而“意境”是依靠形体存在的,因而“形”、“神”、“情”、“理”的统一是中国“意境”文化的重要内容.     

神·意·道：苏轼文论、画论、书论的比较研究

通过几对范畴"神、形"、"意、法"、"道、艺"来探讨苏轼文论、书论、画论的同构。"传神"本是绘画理论的概念范畴,苏轼将之运用于对文学和书法的阐发,提出"传作者之神(人品)"的理论。同时以人论艺,提出"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书如其人",认为观书如观诗,观诗如观画,观人即观书。就"意"与"法"而言,苏轼出于对独立自由的艺术精神的重视,崇尚"意",同时注重"意"与"法"的辩证关系。而在"文"、"艺"与"道"的关系上,苏轼强调"艺"与"道"的"两本""两进"的原则,为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古代艺术形神论刍议(上)

艺术形神论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形写神"是艺术形神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自荀子以下,桓谭、王充、范缜均持此观点,到顾恺之则明确提出了"以形写神"的原则.第一,以形写神是以形似为基础.形似是中国早期艺术的基本倾向,在绘画中要求审物切、描写细,追求艺术形象的逼真.第二,以形写神是以传神为目的.到南北朝时,形似的传统已经动摇而变为形神并重;到宋代以后,文人画兴起,神似成为主流,倡导点睛传神,重内在气韵.     

中国古代审美境界生成论（一）

中国古代审美境界生成论（一）李天道中国美学追求心与物、意与境、神与形、情与景的相融相合、相惬相兼，以人与自然、再现与表现、现实与理想的和谐统一、相互整合为最高审美境界。中国美学尽管也强调主体审美情感的引发与美的生成来源于外物的感召，但是，中国美学更多...     

"糟粕"概念在张载哲学中的重要意义--兼论张载的"理一分殊"是负的"理一分殊"

张载的“道”指的是气化,这与二程的理相差很大,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观点。也正是在这一独特思想的基础上,张载提出了其负的理一分殊的体用论。张载认为,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负的理一分殊);在张载看来,一旦走出“形不形”之关节点,所形成的“天地法象”“万物形色”,都只不过是神之糟粕而已。张载进一步认为,虽然万物形色为糟粕,但它实是太虚本体的藏身之地;只要在糟粕上点睛以太虚本体,则糟粕即转化为精华。     

王维“诗中有画”的模式

通过文献分析与比较论证,分析王维以“诗中有画”形成诗与画的相互交流模式问题。研究认为,王维山水诗有继承南朝与前盛唐传统的一面,更多的是诗与画交流后的创新;王维山水诗中“二维空间叠合”,借助了山水画空间表现的形式;除了山水画的平远外,深远也见于诗中,以及暗示空间的“外”,形成了简洁精约的模式;诗与画中动静、颜色与拟人化的表现,带有颇具个性的模式化的特征,具有经典性。     

“格物致知”与宋代绘画

文人社会的“格物精神”使宋代绘画艺术登峰造极。宋人尚理,绘画亦重理。其中,宋之理学“格物致知”对宋代写实绘画风格的影响尤大。本文拟从“格物致知”的内涵演变论述其对宋代写实绘画的具体影响。     

边界的消解:论丘特切夫的海洋抒写——兼与普希金、莱蒙托夫比较

海洋是丘特切夫思考人与自然关系、表达哲学理念的重要媒介。在创作中,丘特切夫一方面以海洋比照、抒写人类的精神活动,展现人与自然的互动;另一方面以海洋象征普遍自然界,以海洋的内在和谐以及人与海洋的关系（从对抗归于和谐）,表现人与自然的同一;消解了物与人、物与物的边界与区隔。丘特切夫的海洋抒写与普希金、莱蒙托夫所创建的俄国海洋文学传统一脉相承,但在其自然观及谢林同一哲学的影响下,表现出哲理性、梦幻性、自然性、生态性等不同于俄国传统经验的鲜明特征。     

“传移模写”的思想实质

“传移模写”与刘绍祖没有必然的联系.对刘绍祖而言,“移画”仅仅表示他有能够超出一般画家的精密细致的描写能力.“传移模写”和临摹没有联系.“传移模写”以自然为粉本,“传移”强调创造性,“模写”强调细致的描写.张彦远提出“传移模写,画之末事”应当在他所提及的语境中去理解,从张彦远批评当代艺术家绘画只顾及形似、色彩,而失其笔法,没有气韵以及艺术家轻率的创作态度看,“末事”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它与“经营位置,画之总要”一样,处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移模写”要求绘画应该包含形、色、笔法,甚至气韵,它是对画家提出的高标准.张彦远和谢赫都对他这种画风提出了批评.     

唐代诗画论中“逸”的内涵考察

唐代以来,“逸”在当时的诗论和画论中引起了人们的充分重视。此时,或单用一“逸”字,或用俊逸、艳逸、高逸等合体范畴,或沿用逸方、逸势、逸笔、逸气等与逸相关的名词和概念。通过梳理,我们发现唐人诗画论中的“逸”具有如下内涵：即不循常规,而以内心强大的激情为创作的驱动力;在创作中显示了创作主体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抗衡和对自我理想世界的高扬;作品的整体风格往往是在时代的主潮流之外,因而带有几分“另类”的色彩。     

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

中国传统儿童价值观教育历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内容体系。这一体系中有积极、合理的成份,也存在消极、糟粕的东西,这为清末民初中小学传统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创造了重要的文化条件。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在近代中国文化变革的背景下,传承了“以孝为先”“忠恕之道”及注重个人品德修养的传统价值观教育优良传统,也摒弃了愚忠、愚孝的腐朽教育内容,同时吸收了西方近代公义、公德、权利平等、遵守法律等德育元素。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一方面深受儒家道德与教育传统的影响,当新的价值观教育思想与实践产生时,传统儒家道德与教育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引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动,而文化异动与价值观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此外,近代先进思想家、教育家对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理念的反思以及对西方道德与文化的审视也推动了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     

“赤壁”赋图的文本书写及其意义

在中国辞赋史与绘画史上,由苏轼创作的前、后《赤壁赋》占驻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其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出现了大量的辞赋文本与图像文本的拟效作品,而且是历史图绘赋文作品数之最。“赤壁”作为赋与图的“母题”,其摹仿作品的图像与语象又呈现出相异与相同,这决定于读赋与读图有着不同的视角,因为图像对语象再现的共同点在物象的展示,其不同又在于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差异,其中作者的选择与需要,自然成为艺术史的一个聚焦点。从绘画史来看,这标志了文人画与山水画的成熟,从辞赋史来看,又表现出文人赋由写物到写意的变迁,其间的趋同性,正是“赤壁”赋图凸显的意义所在,而通过赋作与画作对“赤壁”情境的追摹与创造,又可于中探寻赋与图的异同及其书写意义。     

顾恺之“传神论”美学思想探析

顾恺之是中国最早系统提出“传神论”的绘画美学理论家。“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理论成为中国人物画的重要创作方法。从“传神论”的哲学源头入手，讨论各家思想对其画论的影响，论述“传神写照”这一理论中“神”的内涵，重点从审美体验来论证“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概念，从而加深对顾恺之绘画理论的理解。     

中国的三教“和稚”与酒文化精神

酒与文字犹如酵母与酒瓤在互为因果相与发酵的漫漫岁月中日见其产品之醇正、醇厚和醇香,这就是酒与文学的天然缘分。酒之于文学的巨大威力要从生理心理以及酒文化的美学原理上来加以考察。美学生理学认为,人之所以爱美且能够十分准确地感受到美,是因为生命活力的作用,而生命活力要依靠一种被视为重估价值所最终根据的“强力”支撑。尼采认为在所有的强力状态中,“醉”是第一条。酒神精神就是生命的自由精神,中国的道家思想更接近西方的酒神精神。因此中国的酒文化精神应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对于酒文化而言,道家思想在儒道释三家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中国的酒文化却肇始于儒家,这一则是因为酒的生理作用及其客观效力,二则是因为中国的儒道释三家并非水火不相容。相反,儒道释三家都很重视心灵问题,都建立了各自的心灵哲学。儒道释三家所追求的人生与审美境界都以天人合一的“和雅”之境为最高目标。三家互补相融构建以“和谐”为核心的“和雅”精神才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完美整体。儒道释三家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中国传统美学使中国的酒文化精神迥然有别于西方的酒神精神。     

文人画的美学特质

绘画作为中国的传统艺术体现了中国人对美的理解与追求,文人画是绘画中一个重要的风格流派。文人画是文人创作的画,这些文人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与独特的精神追求,不同于院体画与风俗画的画家,他们不注重所画物体的外形,只重视主观情感的表达,这就使文人画具有了特殊的美学内涵。我国古代文人画家利用各种美学原理,表现他们对"美"的独到见解,在画作中构建了文人画的美学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