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词头”的民歌文化意蕴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对<诗经>中的"词头"这一语言现象,历来有多种解释方法.<诗经>中的大部分诗歌是对<诗经>时代民歌的记录整理,具有民歌的特色,从民歌的特点出发,可以对<诗经>中的"词头"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点击篇目 叩问《诗经》

从分析<诗经>的篇目入手,通过详细数据,指出古人拟题的随意性和不合理性.以<诗经>自身的实例,从一个侧面说明<诗经>是一部平常的诗歌选集,是"诗"而不是"经".我们应以平常的心态待<诗经>,以平常的心态读<诗经>,以平常的心态解<诗经>.     

让远古的歌声自由歌唱——我的《诗经》“读白”

<诗经>是中国的第一个诗歌总集,是一个民族从远古发出的第一段歌唱的旋律,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诗经>的解读要从儒家的那种道德、修身的角度中解放出来,从民歌的角度理解"国风".对现代人来说,要以诗心翻译<诗经>,在理解的基础上,理解诗歌是唱谁的,谁唱的,唱什么东西,让<诗经>真正回到"诗"上去.     

毛泽东与《诗经》

<诗经>是毛泽东一生喜爱的古典作品.经考证,毛泽东是<诗经>始祖毛苌的后裔.毛泽东从青年到晚年,熟读<诗经>,灵活引用,对<诗经>的有关评论,揭示了<诗经>阐述学的本质规律,提出了诗经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课题.这对<诗经>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诗集传名物钞》对《诗经集传》的增益补缺之功

许谦是元代早期宗朱一派<诗>家中的代表人物,其<诗集传名物钞>是众多元代<诗>家著述中取得<诗经>学成就较高的一部.<诗集传名物钞>为朱熹<诗经集传>中的音训及名物训诂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增益补缺,其对朱熹注<诗>时所出现的讹误也予以了指摘订正.许谦解<诗>新见颇多,值得后人参考.<诗集传名物钞>是元代宗朱一派<诗>家著述中的佼佼者,具有很高的<诗经>学价值.     

《诗经·鄘风·桑中》民俗文化管窥

该文拟通过对<诗经·鄘风·桑中>所蕴含的民俗问题进行个案关注,就<诗经>中映射出的大量民俗文化进行有益的思考,从而说明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诗经>不仅能够开拓<诗经>研究的新视角,甚至也可以拓展我国民俗文化研究的内涵.     

新时期《诗经》意象研究述评

新时期的<诗经>意象研究呈现出繁盛态势.一是文学的文化研究成为<诗经>意象研究的热点.众多研究者从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神话、巫术、民情、风俗等文化背景来考察<诗经>原型意象的内涵及生成缘由,使当代<诗经>研究在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形态中呈现出新的活力.二是对<诗经>文学意象审美蕴含及功能意义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对于深化<诗经>文学化研究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张西堂的《诗经》研究

对张西堂先生的<诗经>研究进行评析,以其<诗经六论>为依据.张西堂认为<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乐歌总集;古代并无采诗之事,故亦无古诗三千而取其三百之事;孔子删诗亦不可信;关于<诗经>的体制,张先生认为"南"与"国风"不同,南、雅、颂都是乐器;张先生驳斥了<毛诗序>之种种谬妄,对于<毛诗序>之作者,张先生亦力辨其非.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张先生也有剀切入里的分析.张先生的<诗经>研究,对于后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有的结论可商榷,而张先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罗列比较法和以诗证诗法,体现了朴学的严谨扎实的学风.     

《诗经韵读》通韵合韵说部分用例商榷

王力先生在<诗经韵读>一书中用通韵或合韵来解释<诗经>中异韵部字的押韵现象.其中,多数是有道理的,但其中有些用例,可以不作为通韵或舍韵的韵脚来处理,或者看成是交韵,因而可以不看作是通韵或合韵;也有些用例,可以根拓其在<诗经>中总的押韵情况进行重新归部,就会形成同韵部的字押韵,而不是异韵部的字押韵,因而不必用通韵或合韵来解释.这样处理以后,<诗经>中通韵和合韵的用例就会减少很多,从而可能更符合<诗经>押韵的实际情况.     

《诗经·大雅·皇矣》中的"栵"字考释

<诗经>作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对上古时期中国占代文化、精神状态、生活方式等等都有直接反映.它不仅是后世诗歌体的发轫之作,更是一部反映先民生活的百科全书.通过对<诗经>的解读和研讨,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诗歌发展史的本体特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发现并体认先民们的智慧与能力.进而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延续华夏民族的文化特质.前人对诗经的论述可谓是汗牛充栋,在大最精细而又翔实的考证和解读面前, <诗经>的面貌在今人眼中越来越清晰.本文拟从植物学的角度对<诗经·大雅·皇矣>中的"栵"字的沣释进行探讨.     

汉语诗歌节奏的形成

从汉语诗歌节奏的形成可以看出汉语诗歌节奏究竟是什么节奏。作为汉语自然节奏单位的节拍群主要是由顿歇划分出来的 ,汉语诗歌节奏就是通过对这种节拍群的有规律的分解与组合而形成的。汉语诗歌节奏的形成与西语诗歌节奏的形成既有共同性 ,又各有独特性。     

艾青诗歌的启示美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艾青的诗歌创作是相当突出的。对他的诗歌作现实主义的分析和定位已成为流俗。如果从启示美的思路来考察艾青诗歌,可以提供全新的视角,对于理解艾青诗歌也更全面。同时,循此思路观察20世纪中国文学,也会获得新的启示。     

多元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外国诗歌翻译 与“五四”新诗诞生

翻译文学对"五四"新文学影响深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外国诗歌的译介对中国新诗的形成上。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处于"五四"翻译文学核心的汉译外国诗歌加速了中国传统诗歌创作模式的瓦解,并对中国文化传统范式的颠覆和新文化系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梁实秋、郭沫若等人的新诗创作便与他们的外国诗歌翻译紧密相连。总之,译诗是中国新诗诞生的最大推动力。     

古典诗歌学问化——中国古典诗学特有的文化现象

中国古典诗歌进入文人个体创作时代后,始终存在一个"学问化"过程.学问化是中国古典诗歌所独具的现象.重"雅"轻"俗"的观念使学问化成为一种民族审美情趣;享有崇高地位的<诗经>和杜诗成为学问化的价值典范;文人学士的宴游和频繁的诗生活为学问化提供了扎根的沃土;复合型诗文化为学问化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     

中西诗歌翻译的改写与诗体移植

《天演论》的译者严复提出"信达雅"历经百余年,文学翻译评论家成仿吾提出了诗歌翻译的两种方法,以庞德为代表的中国古诗词英译实践,以卞之琳为代表的英诗汉译,都在不同层面上追求忠实于原文。优秀的创造性翻译(改写)的汉诗英译,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巧妙地传达了原诗的神采,并影响了美国诗歌创作;以似致信的英诗汉译法,忠实地再现原诗格律形式与意义,发挥汉字在诗歌表达上所具有的意象和音律上的优势。中西译诗的成功案例均展现了原诗精髓:以诗译诗,气韵神采,跃然纸上。     

“声诗”传统与现代解诗学的“声解”理论建构

传统中国抒情诗一向被称为“乐诗”,古典诗学解释学也素有“以声解诗”的传统,然而由于口语白话诗的兴起、西洋诗的渗入及重义轻读等因素的影响,这一传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冲击之下遭遇了“断裂”的命运,因此,如何重建新诗的声音解释学成为摆在新诗面前的重要理论课题。现代诗论家的探索告诉我们,借助于传统诗学资源,至少可以从“以声观志”、“因声寻义”、“同调同感”、“缘声入神”以及新诗解释的戏剧化等若干层面,重构现代诗学的“声解”体系。     

《文镜秘府论》的诗法体系及其意义

日本人学汉诗之需与唐人诗格盛行两相契合 ,促成了《文镜秘府论》的编撰。对于其详尽的诗法体系可以从两个角度即诗歌创作过程、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来考察 ,空海对中国诗论的辑录主要有两个特点 ,即实用 (可操作性、偏于技巧 )和唯美 (偏重诗歌自身艺术规律和形式美 )。由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 ,《文镜秘府论》对日本汉文学的创作和歌学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佛教心性论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佛教心性论对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是王维的“无我之境”还是大历诗歌的“有我之境”,都是佛教心性论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因此,深入研究佛教心性论,对理解古典诗歌的深邃内涵和审美情趣具有重要意义。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     

中国诗歌传播学的学理背景与学科特质

"诗歌传播方式的重建"和"诗歌精神的重建"、"诗体的重建"一起作为新诗二次革命的逻辑起点,理应得到高度重视.立足于中国诗学文化传统,进行中国诗学与传播学的交叉研究,中国诗歌传播学的学科特质已经渐趋明显.这既是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重构和专业化拓展的有益尝试,更是中国诗歌研究的传播学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