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中央军事职官及其演变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是南方一个大的诸侯国,其军事力量强大,中央军事职官众多.深入探讨楚国中央军事职官的设置及其演变等情况,对于研究楚国的官制以及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国官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制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做为楚国官制中的选官用人制度,对楚国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决定了楚国历史的兴衰。同时,楚国官制对中原诸国的官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对秦末农民起义军的建制、刘邦早期汉制也产生了影响。因此,研究楚国官制,对于深入探讨先秦官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制研究论纲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制独树一帜,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通过探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中央官制、地方官制以及职官的管理制度等主要问题,可勾勒连缀出一条楚国官制演进变迁的发展脉络。透过官制,可以清楚地看到楚国是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贵族政治体制的国家,这种政治体制对于楚国历史的兴衰以及对后世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发展与演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制研究评述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官制最为完整,最具特色,因此,楚国官制研究一直受到学界密切关注,论者颇多。论者对楚国官制研究取得一定成绩,但是,对于楚国官制的总体,即职官设置、职能及其特点涉猎的较少,有待进一步深化。目前,国内外关于楚国官制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很丰富,但是仍然存在着不足。     

楚官补考

春秋战国时期,以官制完整而论,莫过于楚;以官制独特而言,亦以楚为最。因此,探讨楚国官制及其源流,是楚国典章制度乃至先秦职官制度研究中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近年来,不少学者有识于此,或对楚官名称和职能展开论证①,或对楚官源流进行考索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笔者在此仅对诸文未涉之楚官略作补考。     

公元前5世纪楚国和雅典的官制比较研究

公元前5世纪是楚国和雅典官制的成熟定型期。从对二者的行政、军事、经济等官制的比较中可见,由于政治体制的差异,楚国和雅典在职官设置、官员产生和其权力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但官制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基本相似,官员都讲究出身,都在各自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我国古代最高行政官职的演变规律

中央最高行政职官的演变规律是:在唐代以前官制尚未定型时,君王的贴身小官名称逐渐发展为国家的最高行政职官名称;在宋代以后官制定型后,君王为限制某些官员或官署的权力,就会另设职官或官署.地方最高行政职官的演变规律是:以皇帝名义监督和出行的中央职官常常演变为地方的最高行政职官.     

楚国倌人考

楚国的倌人之属是官人系统中的一个支系统.倌人等级少于官人等级,因而两个等级不是完全叠合,而是大致对应.其对应关系是:诸御(驭夫)与士,趣马(群驺)与皂,圉师与隶、僚,圉人与仆、台.楚国这两个系统的称谓和序秩关系与中原的两个同类系统可以说是非常一致的,这反映出楚国与中原诸国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阶层划分、爵职体系与官制构成也具有同一性,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宜是在同一文化圈内互相参照、影响而形成的共生文化.     

居延汉简“左部司马”考

从公文书写格式的角度出发,梳理居延汉简中的共行文以及提及"都尉府"的相关简牍,"以为左部司马"与肩水都尉之间存在明显的上下级隶属关系;根据出土简牍汉代张掖郡居延地区边防骑兵的实际作战情况,对"左部司马"下辖部队的编制进行分析,肩水都尉下辖的骑兵部队采取了分类部署、各司其职的策略,其中并无"右司马"或"右部司马"之类的称谓。汉简书写中A32(金关)以南的称"右"而非谓"左","左部司马"应断为"左·部司马","左"应理解为佐助、协助之意,"左部司马"应为肩水都尉属下佐助部司马承担边境防御任务的军事类职官。     

汉代上公及三公系统职官丛考——以印泥、简牍等实物资料为中心

汉代中央官制历来为研究者所注目,研究成果也很多.但是,对于实物资料中反映出来的一些为传世文献资料所遗的上公及三公系统职官,则缺乏专门、系统的论述.这类职官主要有太师公将军司马、太师军垒壁前和门丞、丞相令、司徒中士等.     

提高中原城市群区域创新能力的对策思考

区域创新是区域竞争力的源泉,中原城市群区域创新能力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但中原城市群具有较好的区位优势,中原城市群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政府在实际政策制定中要注重增强政府的创新意识、增强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改善创新环境、鼓励产业创新、加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及政府之间的互动等五个关键因素。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论司马迁对伯夷和叔齐的评价

传统的中国学者都将伯夷和叔齐视为道德楷模,将司马迁的《伯夷列传》视为对伯夷、叔齐的赞扬。司马迁在《伯夷列传》和《史记》相关章节中的描述却显示伯夷和叔齐并不符合司马迁自身的道德标准。此外,司马迁通过在《伯夷列传》中所展示的种种矛盾,告诉读者历史叙述和历史判断的多重可能性,并由此捍卫了其写史和历史评判方法的合理性。     

论楚王对世族政治军事权力的限制

楚王在春秋战国四五百年的时间中一直保持着对公卿的控制,这和＂大权旁落＂的中原诸侯国表现得极其不同,而这一点的实现与其立国之制和历代楚王的统治有很大关系。本文重在从楚王对世族政治军事权力的限制这一角度来研究楚国王权的实现。     

春秋时期楚王对采邑的控制

楚王在春秋战国时期四、五百年的历史中,一直保持着对公卿的控制,这和大权旁落的中原诸侯国极不相同,这一点是与其立国之制和历代楚王的统治有很大的关系的。本文重在从楚王对采邑的控制来研究王权的实现,借此说明楚王在土地政策上的严谨态度。     

屈原应该名原字平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载＂屈原者,名平＂。此后,不少《楚辞》大家都将它与＂正则＂、＂灵均＂的解释相对应,致使屈原名平字原的说法相沿已久。笔者从十条主要材料的梳理入手,疑＂屈原者,名平＂中的＂名＂为＂字＂之误,屈原就叫屈原,平应该是他的字。     

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的历史编纂成就

司马迁的史识体现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上。《史记》的记述以人物为中心,创立了新的成熟体裁,记载了众多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人物,这是历史编纂思想的一次升华。探讨司马迁的历史见识和《史记》历史编纂成就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历史编纂的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浅析《史记》的悲剧人物及其精神

关于司马迁与《史记》的悲剧审美问题,在此之前有很多研究成果,但主要是从整体的文艺理论角度或者部分个案人物分析上出发,本文拟以《史记》中所记载的历史人物为对象,统计《史记》的悲剧人物数据比率,以此分析司马迁的悲剧精神及其意义。     

郭沫若的屈原研究

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是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楚辞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实践,具有宏阔的视野与充满实在内容的历史分析.郭沫若对于屈原否定论的批驳,对于王国维南北学派差异的新的阐述,对于屈原思想的分析与心理的描述,都具有总结性.而对于屈原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他的文学成就的意义,又都作了超越前人的深化的论述.虽然从“五四”文学革命的角度来体认屈原,有一定的主观化、简单化的缺点,有一些论述根据也不足,同时屈原的形象又再一次被一种新的意识与现实需要所重新塑造,但较之以前的楚辞学研究,仍然让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新鲜气息.     

《凉州词》抒情主人公的有限视点与首句异文问题

唐诗《凉州词》首句异文久辩难决,是由于诗篇抒情人及其视点问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黄河远上”句,清人吴乔按作品中人物（抒情人）的有限视点质疑“何得为景”,而不少评论者则按诗篇作者的全知视点为之辩护。其实,《凉州词》的抒情主人公是作品中前来边塞访问的旅客（作者化身）,作者是以旅客的有限视点写景抒情的。因此,首句所描写的应是“黄沙远上”,而非争辩中的“黄河远上”或“黄沙直上”。而“黄河远上”论者影响较大的“征人”说和“倒望”说,以及在美感、意境和环境等问题上的一些辩词,皆有值得商榷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