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儿童对有字面义与无字面义的隐喻理解发展研究

为研究儿童对有、无字面义的隐喻理解发展特征,本文采用隐喻理解实验材料,以某县城小学二、四、六年级共168名学生为被试,考察儿童有、无字面义隐喻理解发展。结果表明:(1)整个小学阶段儿童隐喻理解水平较低,无字面义隐喻理解水平更低;(2)低、中年级儿童有字面义隐喻理解水平明显高于无字面义隐喻理解水平,高年级儿童有、无字面义隐喻理解水平几乎一样;(3)小学儿童有字面义和无字面义隐喻理解水平都在迅速提高,无字面义隐喻理解水平提高更快。     

布拉格学派标记理论在词素义研究中的应用

标记理论强调无标记性和有标记性,由布拉格语言学派特鲁别茨柯依提出,最初用于音位学和形态学研究领域中。之后,在语法、语义等研究领域中,借鉴了标记理论,对语言机制更深入地加以解释,标记理论也得以进一步完善。语义的基础性研究应从词素着手。词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词素义研究中引入标记理论,可以对词素义进一步解读。     

忍耐的道德限度

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度,超过了这个度,就会走向事物的反面。毫无疑问,忍耐是有道德限度的。弄清可忍与不可忍的道德是非,关键是确立可忍与不可忍的标准:是否跨越"善"的界限是其根本标准;是否有"义"于他者和是否愧对于"良心"是其具体标准。过度忍耐也会产生消极后果,其对主体的消极影响表现为扼杀主体进取精神、导致自我价值迷失、贬损主体人格尊严等;对客体的消极影响体现为纵容他者恶行和败坏社会道德。     

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之“无”的批判和重建

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是以＂有＂为最高原则的哲学,＂无＂在其体系中没有地位,原因在于它以存在者为切入点,以＂是什么＂的方式追问,以逻辑概念性方式进行思考。传统形而上学思考的一直都是存在者,把＂有＂和＂无＂规定在以主客对立为前提的对象化的框架中,海德格尔则打破传统形而上学的切入方式、追问方式和思考方式,以现象学的方法,从存在本身出发,用＂如何＂追问＂无＂,用＂畏＂和＂沉思＂思考＂无＂,使得传统形而上学发生了倒转。     

王阳明道德自觉论及其现代价值

通过道德实践提升自身道德修养,成为孔孟之后至今一直在研究的道德主题。而王阳明在其道德自觉理论中提出了人“无善无恶”的本性,并强调这是人类将自身道德境界提升到“至善”的前提和基础,这也是王阳明道德自觉论的核心思想。在当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王阳明道德自觉论展现了重要的现代价值。     

反思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产生,但究竟什么是形而上学? 如何看待形而上学? 人们至今没有一致的看法。文章根据形而上学嬗变的历史,重新界定了形而上学,客观地分析了形而上学,既指出了它的弊端,又论述了它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白虎通义》中的道德意识

作为东汉的一部官方经学著作,《白虎通义》一书的主要内容充满了极其浓厚的道德意识。《白虎通义》全书主要运用了“文字训诂”和“象征”两种手段,对诸如“姓氏”、“爵号”、“谥号”等儒家的礼制名号和诸如“瑞贽”、“衣裳”、“冠冕”等儒家的礼制器物进行了极为浓重的道德化解释．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从道德上加强了儒家所提倡的“礼乐制度”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具有浓厚道德意蕴的“名号”、“器物”对现实中的社会政治秩序也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规范和引导。     

词的文化义、交际文化义与对外汉语教学

本文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对文化义作了新的界定,认为词的文化义是词义中隐含的反映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和心理态势等诸多文化因素的意义.它是对词义从文化视角考察得出的结果.本文还就文化义与词义及其构成类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考虑到绝大部分留学生学习汉语的目的就是为了交际,我们提出了"交际文化义"这一概念,并对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如何揭示"交际文化义"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论假借义与语源义

假借义与语源义在概念上迥然有别。假借义是字义的一种 ,与字的本义不相关。语源义是同族词所共有之义 ,就具体的词而论 ,即是该词的命名之义。语源义既可能是词的具体义项 ,又可能是某一义项的义素。在实际语言中 ,假借义与语源义有时又有一定联系。我们既不能将二者混为一体 ,又不应将它们对立起来。     

颜元义利观探析

颜元提倡“正宜谋利,明道计功”,大力弘扬合义之利,肯定合理之理对个人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其观点使人们更加理性地看待义与利,更加合理地追求利。      

日本人的义理观解读

义理是日本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观念,主要有“对社会的义理”和“对名誉的义理”两类。通过调查发现义理并非是日本特有的道德观念。中国宋学的义理思想传入日本后逐渐与日本的社会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既保持东方本色又带有日本特点的文化现象,成为扎根于日本社会和文化的一种风俗、社会规范。义理与人情并非相互对立的两个概念,而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回归孔子思想，避免过仁虚谈

无论思想还是行为,孔子都坚持“过犹不及”的中庸原则,他既反对“不仁”,也反对“过仁”。然而在其后的儒学发展中,由于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原因,孔子仁义标准进入一个不断被拔高的过程。过度拔高仁义使其失去了可实践性,只能成为可以仰视却无法企及的海市蜃楼。这种揠苗助长式的拔高,一方面使儒家思想因无法取信于人而逐步式微,另一方面在社...     

孟子"义"德思想析论

义是儒家道德的"五常"之一。孟子思想非常重视义,把义提升到与仁对等的地位,认为义是人心固有的善端,它和"仁、礼、智"一道构成了人区别于动物的道德性,是人们提高德性、成就道德理想人格的逻辑起点。在人生的历程中,义始终是人们的价值向导,义要求人们不贪利,不畏势,不媚俗,做一个有道德自觉心、有尊严、有主体独立精神的人,而不是做一个被欲望所左右、被权势所奴役的人。孟子还要求人们集义而养成浩然之气,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完成道德人格的塑造。当生命与道义发生冲突、要进行生义抉择的时候,孟子反对苟且偷生,主张慷慨就义,以生命最终完成自己的高尚道德人格。这是义的最高境界。所以说,义在孟子思想中,在心为德,施之为行,行之有道。     

义利之间——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的义利关系及其当代审视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义利关系是备受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处理义利关系的不同主张在<国语>、<左传>已现端倪.在漫长的处理义利关系的实践和思考中,形成了义之至上、利之优先及义利相和三种处理义利关系的不同模式.任何一种模式都程度不同的为现代人处理义利关系提供了相关智慧.     

试论社会主义的义利观

义利之辩,一直是我国伦理思想中的重要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坚持和大力倡导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对儒墨两家义利观的再认识

儒家和墨家在义利问题上持义先于利、重义轻利和私利服从公利的观点。儒墨义利观中义以为上的伦理价值取向、义然后取的取利价值标准和义是利之本的义利价值辩证关系的伦理价值特点,对和谐社会建设中个人、国家公务员群体和企业处理好义利关系,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伦理价值追求和依此价值标准行事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传统诚信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的辩证分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传统诚信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有着新的时代内涵,二者的辩证统一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固有价值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要求。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传统诚信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的辩证统一,必须将以“以人为本”的理念注入到传统诚信观之中、注入到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义利观之中。     

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 ,迄今仍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无论是“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还是“功贤于耕织”、“义者宜也”,究其实质 ,都关乎义利之辨。“利”应是指物质生产品 ,“义”是指对物质生产品的合理分配 ,二者本为统一的两个方面。     

方孝孺“志于道”思想探析

方孝孺自幼研读儒学经典,明初政治严峻,其父亲遭遇牢狱之灾,由此激发了方孝孺强烈的“立法”意愿。他藉建文帝给予的为帝师机会积极地为“君臣”关系立法,弘扬“立法”精神。方孝孺认为君主要有度量容得下才华横溢的士大夫,并具体化了朱熹的“格物”思想以便士人更好地提升自我。朱棣取代建文帝而登基,方孝孺用自己的生命去坚守儒家的仁道精神,去捍卫应有的君臣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