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信访制度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信访制度的功能也发生改变,信访制度逐渐成为权利救济的制度。目前我国信访制度在运行机制、机构设置、制度绩效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由此应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信访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对策和措施。     

法治视野下对信访受理范围的再思考

救济类信访受理范围的任意扩大是信访功能异化的原因之一。促进信访制度功能回归是实现信访法治化的必然要求。功能回归也必须从信访受理范围的调整入手，而关键是实现救济类信访和非救济类信访分类受理。救济类信访事项的受理主体仅限行政机关，并且只有针对行政失当行为提起救济的事项属于信访受理范围。     

解决纠纷视角下的信访制度研究

加强信访的制度建设,重新构建信访体系框架,整合信访资源,通过规范信访的程序,建立高效的信访监督以及权利救济机制.把信访所具有的权利救济和政治参与的双重功能剥离开来,使信访制度在处理重大、复杂的群体性事件时能够有效化解纠纷.通过人大信访监督体制的完善,通过对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监督,把纠纷防患于未然,有效地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完善我国信访制度的法律思考与对策建议

我国颁布实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讼法》之前,信访机构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当前,信访制度的缺陷已逐步显露,因此,必须加强信访立法、剥离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利用现有的政治资源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以重构我国的信访制度。     

"信访不信法"的现实考量及应对

信访作为一种司法救济程序外的救济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行政方式来解决纠纷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现今大量存在的"信访不信法"现象.涉法信访固然能够为有限的少数人带来权利和义务的最终公正,但同时也使法律至上、司法终局等现代化法治观念受到极大冲击.所以我们必须改革信访制度,走出利用信访形式在现行法律制度外恶性循环的怪圈,使信访逐步纳入国家的正常法治轨道之中.     

我国诉讼类信访的困境与出路

公民权利受到侵害大量选择信访救济而不相信司法救济,有司法腐败、司法不公,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过窄,诉讼成本过高,传统＂青天＂情结和＂官本位＂思想以及对司法公正和司法程序存在认识误区等诸多原因。这种信访不信法的状况,并不能使矛盾得到普遍、彻底解决,相反,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也会进一步弱化司法权威,损害我国法治建设。因此必须对我国信访制度进行改革,同时要相应对我国司法制度、诉讼制度进行改革,建立公正、顺畅、高效的司法救济渠道,以解决信访救济中存在的诸多弊端。     

环境信访制度的完善——以环境公益纠纷信访为视角

信访作为我国现行的一项非常规权益救济方式,在现行法制不完善和国情条件下,仍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环境公益受损所引起的环境公益纠纷也将增加。我国尚未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公众的环境权益的救济经常处于困境之中。本文探讨信访制度在环境公益纠纷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环境公益纠纷解决为视角,分析现行信访制度的缺陷,并探讨完善的措施。     

涉诉信访的困境与出路探析

涉诉信访的实质是与诉讼有关的申诉与控告,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程序正义救济实体正义的制度设计,与我国古代的直诉制度相似.涉诉信访的主要成因有行政矛盾的转移、司法和信访体制存在缺陷、诉讼程序制度不完善等.化解我国当前过度信访现象的出路在于将信访规范化、法制化和诉讼化,将涉诉信访纳入再审制度,加强正当法律程序制度建设,强化释明制度和判决书的说理性.     

论宪政视角下信访制度的功能

信访制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它一方面在救济公民权益和监督行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被党和政府所倚重;另一方面许多学者认为它是与法治相违背的,因此应该弱化或取消.信访制度的功能主要包括公民对行政的监督和政民沟通、公民权利救济两方面.信访制度本身并不与法治相抵触,信访泛滥的原因在于对其功能的认识错位,特别是对其救济功能的无限扩大和对其监督沟通职能的忽视.信访本身并不是超级的救济途径,应通过民主的整体推进、行政自制理念的培育、信访机构独立地位的构建等,使信访制度的功能回归到本位上来.     

法治视野下的涉诉信访与司法的冲突与平衡

我国涉诉信访制度是集反馈民意、权力监督、权利救济、纠纷化解、维护社会和谐于一身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权利救济制度和权力监督制度。但涉诉信访毕竟与当代的法治精神相背离,与司法的冲突难以避免,我们只有将涉诉信访纳入法治的轨道上,才能使其发挥其合理功能。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