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

在胡风的文艺思想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这便是主观战斗精神。什么是主观战斗精神?胡风自己并没有讲清楚。有时它指的是作家的“献身的意志和仁爱的胸怀。”有时又指“文艺家的人格力量和战斗要求,”到后来他又将它解释成作家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和那一种为“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高扬的热情。”最后,他在上中共中央的意见书中,解释现实主义的两个中心环节之一的对人民的态度问题时说,“这既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的基础,同时也是艺术创作的生命。主观精神要求的,就是这个对于敌、友、我的爱爱仇仇的感情态度。”也就是“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这样,它又变成作家的感情态度了。     

胡风"主观战斗精神"论述评

曾遭极大误解与批判的胡风“主观战斗精神”论，其实是一种深具现实洞察力与针对性的文学人学观，它将创作主体与描写对象的主体性旗帜鲜明地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对当今失去精神维度与生活底蕴的文学仍有着巨大的警示与启迪意义。     

主观战斗精神:胡风文论的思辨基点

“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文论的思辨基点。其核心是强调:“作家主观能动性在创作实践中的表现和运用,是作家接触生活的激情和敏捷的感受力及主动的进取精神,是自觉积极的创作意识。” “主观战斗精神”在创作里需要通过创作主体的“自我扩张”,才得以充分运行或体现。“自我扩张”似与当下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有相通处。 由于“自我扩张”的是“主观战斗精神”,所以,“自我”非“唯我”、“小我”,而是主体人格和精神境界得到社会性时代性实现的“大我”。 “主观战斗精神”的负面正是“精神奴役底创伤”。     

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型人格建构思想

胡风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其理论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具有不断探寻的意义。胡风的理论思想核心是"主观战斗精神",这种思想不仅仅停留在其文学创作层面,胡风同时还赋予它深厚的内涵,表现了胡风人格建构意识的充分自觉。     

人·感情·艺术感应力——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上)

胡风同志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战士。但在五十年代中期,却由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含冤入狱,被囚禁了二十五年。直到党中央纠正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时,胡风的问题,才得到了解决,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尽管这时胡风已到了垂暮之年,而且不久也就谢世,但同冯雪峰、吴晗、田汉等不幸的早逝者相比,他毕竟亲眼看到了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在十年动乱之后,转危为安,重新走向兴旺发达。他在离开这个世界时,还是应该感到欣慰的。胡风从年轻时候起,就投身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以文艺为武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艰苦     

人·感情·艺术感应力——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下)

三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要求作家在体验生活和反映生活的过程中,具有一种热烈的感情,“燃烧似的精神状态”,具有一种感情上的“冲动力”,要用自己的血肉去“拥抱生活”。他反对对生活的那种“公平无私”的“冷淡态度”,反对“不明不暗的立场”,反对在创作中“贫血的想象”,反对那种“去了势的文学”,反对创作中的“一般性”的原则。他对作家感受作用的重视和感情在文学创作中作用的这些思考是从艺术反映生活的特殊规律     

“主观战斗精神”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

“主观战斗精神”论是在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坛反对主观公式主义与客观主义的斗争中逐渐定型的,但它对创作主体的尊重,以及由此引发的人对自身价值的人文关怀,其思想魅力也就不仅属于三四十年代,而应当属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     

试论“主观战斗精神”的两个思想来源

本文是论文《主观战斗精神:胡风文论的思辨基点》的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主观战斗精神”论的形成曾受厨川白村及鲁迅文艺思想的影响,经再创性接受,最后化合为胡风文论。     

杜诗“家法”说平议

杜审言是初唐与李峤、苏味道、崔融合称“文章四友”、与沈、宋、陈子昂齐名的一位重要诗人,兼之杜甫一再提到,特别是在《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诗中叙及不轻许人的大名家李邕极口称赏其祖的诗、尤其《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这首四十韵五言长律时说:“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在上给朝廷的《进雕赋表》中称:“亡祖……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而人之序杜甫诗者,亦每及其祖;提到杜审言时,更常及其孙。而谓杜甫诗出于其祖者,更不乏其人。如黄庭坚即径谓“杜(甫)之诗法出审言”。赵以夫云:“少陵之诗,是固天授神助;而发源实自于审言。审言之诗至少陵而工。”舒岳祥更谓:“诗必有‘家’也,家必有‘世’也。不     

“主观精神”与“感性的活动”—论胡风文学理论批评的主观表现价值趋赴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胡风的文学理论批评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主观表现价值趋赴。其特点是在创作论上强调“主观精神”的“源泉”作用，而又不否认“主观精神”与现实生活的联结。在他看来，创作主体之主观精神的发扬，还和作家与对象作为“感性的活动”紧密联系着。“主客观的融合”是胡风每言必称的一个观点，而“融合”的前提则是创作主体主观精神的充分发扬。     

主体意识的自我肯定和主体能力的自我实现——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

<正> (一)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作家是实践的人,是创作主体,是艺术的感觉世界的创造者,所从事的是特殊的精神劳动,需要有一种特殊的精神。胡风把作家的这种特殊精神概括为“主观战斗精神”。在革命文艺运动高涨的三十——四十年代,在笼罩着浓重左倾迷雾的普罗文学运动中,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积极宣传和实践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和创作原则。胡风不但强调先进的创作原则的重要,而且还洞察到作家主观战斗精神的积极作用。现实主义理论指     

析胡风“精神奴役的创伤”

胡风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人民"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观点,由此,"精神奴役的创伤"成为胡风文艺思想的一个关键命题。该命题的题材来源于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不过胡风将厨川白村的"创造生活的欲求和强制压力之间的冲突"转换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解放欲求与封建主义的安命精神之间的冲突",从而转向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文艺美学的维度。而关于文艺在治疗创伤、救赎自我的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上,胡风将作家譬喻为"施洗约翰",其任务在于通过艺术批判社会痼疾、唤醒群众,为政治的解放实践开道。而人民的血与火的政治实践,就是艺术之解放目的的真正完成,是一首真正的抒情诗。     

“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说平议

“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之说不是建立在充分占有材料和冷静客观的分析研究基础之上的科学论断 ,不能准确全面地概括“文革”时期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要使“文革”文学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 ,必须摆脱“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说的误导     

论拜伦《唐璜》的主观战斗精神

拜伦的诗作《唐璜》具有一个突出的特征──“主观战斗精神”。这种“主观战斗精神”就是诗人拜伦在诗歌中用投枪式的锋利语言,对19世纪初欧洲黑暗社会的深刻揭露和大胆抨击。“主观战斗精神”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原因。这一特征具有深广的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     

胡风如何“呼应”舒芜的《论主观》

上世纪40年代舒芜为声援在党内整风中受到批评的陈家康、乔冠华、胡绳等人而作《论主观》,胡风作《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与之"呼应"。然而胡风始终否认这种"呼应",起初他说发表舒芜文是"为了批判",后来又说发表舒芜文是他的"失察"。因而,深入探讨胡风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是不是以及是如何"呼应"舒芜的《论主观》,仍是有必要的。     

汪瑗“屈原非水死”说平议

明人汪瑗《楚辞集解》指出:屈子景仰的彭咸实是以久寿而著称的彭祖;投水自沉乃徒死,为屈子所不为;屈辞提到投水而死实乃设言;故而,屈原非水死。近年来,不少学者重倡斯论。实际上,彭咸确是投水而死的;水死是屈原抗争精神的最后迸发与对祖国不渝情怀的灿烂升华。     

衍音说平议

学界流行的衍音说由证明应时而作的“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而来。其实,它得不到语言实践的支持,在汉语史上也不可能存在。论者勇于假设,而不能证实,其理论依据与“衍音联绵词”例均靠不住。     

反训说平议

传统训诂学中有一种特殊的字(词)义训解现象,其特点是被训释字(词)能用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可与其构成反义关系的字(词)来训解,所以被人们称为反训.如以“治”训“乱”、以“香”训“臭”、以“快”训“苦”等等皆属此类.需要说明的是,在反训现象中,被训释字(词)的被训释义与训释字(词)的训释义实际上并非反义.所谓反义是指它们的其它义项而言(详下).     

关于胡风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对我国“五四”以来蓬勃崛起的新文学理论与实践,给予了科学地总结。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顺应历史潮流,从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入手,科学地阐发了文艺理论上一系列原则性问题;并根据当时解放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讲话》号召革命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把平淡的日常生活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从而造成“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     

“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平议

余嘉锡《古书通例》提出“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其学理依据在于诸子与文集在著述形态上的相似,后世文集中的诸多文体亦可溯源至诸子。晚近的目录学家根据今存西汉子书中的各体文章、《汉书》的相关记载,将现存的西汉文章视作其作者已佚子书的篇目。武帝朝之后,子书数量锐减的同时,其撰述意图和文体体制决定了子书已经难以容纳作者的单篇文章;结合王充《论衡》中将“上书奏记”区别于诸子的论述,可知在汉人观念中,“诸子之文”和后世“文集之文”乃不同性质的著述。大部分秦汉诸子在六朝时期亡佚,而六朝人为作者重编的文集著录于《隋书·经籍志》集部,暗示了中古时代存在一个文集“取代”子书的历程,亦是诸子与文集兴替的又一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