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的门阀士族与外戚政治

以世家望族支持而建立的两晋政权 ,确立了两晋士族的政治地位 ,士族与皇族又结成政治姻亲。由于皇族与士族、士族与士族的利益冲突 ,最后使东晋步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外戚是两晋士族中最为腐朽的势力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简评

门阀士族的相关问题是深入把握两晋历史与文学关系的关键之一。近代以来,从这一视角研究两晋文学的做法逐渐为学术大家重视,出现了《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详见陈寅恪著、三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5页）、《土族与六朝文学》（陈章灿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东晋南朝的谢氏族文学集团》（丁福林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佳作。《两晋士族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是孙明君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晋历史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的结项成果,该书可谓从门阀士族角度研究两晋士族文学创作的代表性著作,在写作上具有以下特点：     

汉魏六朝时期人物别传综论

别传是汉魏六朝时期流行的一种人物传记，以显明的特．或区别于当时的纪传体史著中的人物传记。别传以汉魏六朝时期的名士为主要摸过对象，并随着名士之风的流行逐渐发展起来，汉末两晋时达到了高潮。两晋时期，随着名士与高门士族的结合，别传成为专门授述士族人物的人物传记c南北朝时期，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刘传也很快衰落了。     

两晋之际的南北成见——对陈寅恪先生“南北界限说”的补充

永嘉南渡,北来士族避乱江南。在此退后一步即为茫茫大海之地,北来士族面对异族进踞之中原,只能同江南士族携手。关于东晋的立国基础,陈寅恪先生认为,“北来士族与江东士族协力所建”。“南北界限比起夷夏界限,又微不足道了。”但南北成见在两晋之际并没有迅速消融,他们之间的分分合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西晋士族误国与东晋士族的振作

“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这是西晋太尉王衍临死前的一段自我反省。“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这是东晋权臣桓温北伐时,对西晋士族误国深恶痛绝的指责。两晋士族门阀在对待国家政权的命运上,态度截然不同。西晋士族视国家兴亡与己无关,     

两晋江东大族群体政治心态演变的历史考察

江东大族群体是一支在两晋之际江东政局中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重要力量。随着两晋天下及江东形势的不断变化 ,他们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治心态。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挣扎后 ,他们选择了与“侨姓”士族合作的道路 ,最终促成了东晋王朝偏安江南的政治局面     

感悟终极——从史铁生的小说看他的苦难意识

两晋时期的南北大族是司马氏政权的基本政治力量,与大族势力的结合成为该政权的特质,这一现象在会稽大族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西晋政权以北来大族为重,故会稽大族的政治地位已不及前朝.进入东晋后,随着世族地主经济的持续发展,东晋统治者为了稳固其政权,不得不拉拢会稽大族,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会稽士族官僚群体的形成,便是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大族势力与政权之间的这种关系,体现出两晋政权的士族政治本质.     

“以无为本”：王弼政治伦理的价值理念

魏晋士族门阀政治制度,是以正始玄学家王弼的政治伦理观为基础设计并运行的。王弼政治伦理思想是对＂贵无论＂的批判继承,确立了以＂以无为本＂的价值核心,为魏晋政权提供道德指向,并且厘清了＂言、象、意＂之间的关系,为门阀士族提出＂得意忘言＂的处世之资。老子＂无为无不为＂的思想,为门阀士族提出＂循本规末＂的治世之道。魏晋士族政治制度正是通过王弼提出的政治伦理观,为士族门阀制度提供了合理的思想内核和理论指导原则。     

阳翟褚氏与东晋南朝政治

阳翟褚氏起源于春秋时代 ,乃以官为氏 ,是由褚师氏演变而来。汉代褚氏以经学、文学显。两晋之际 ,褚氏由阳翟移居丹杨。东晋时期 ,褚裒崭露头角 ,并以外戚身份进入权力中枢 ,成为高门士族。南朝时期 ,褚渊在宋齐交替之际扮演了重要角色 ,褚氏继续保持高门文化士族的地位 ,并形成了以孝为核心的家风     

东晋的侨姓士族

东晋政权是由侨居南方的北方士族(即侨姓士族)联合原居南方的土著士族(即江东士族)建立而成的,其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前者手里,后者只是处于辅助的地位。而在侨姓士族内部,亦以渡江的先后,作为决定其地位高低的依据。先来者,占据要津,跻身于上层士族;后至者沦为沧荒,不得豫与上流。例如,即使是东汉以来,一直为头等士族的弘农杨氏,也因渡江较迟,不能进入上层士族的行列。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可知,随晋元帝先行过江的北方士族计一百家。这一百家士族就成为东晋政权的主要统治集团,并在嗣后的南朝政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在这百家侨姓士族中,…     

士族门阀制度在南朝的衰落

形成并确立于曹魏的士族门阀制度，在两晋时走到了顶峰。其基本特征就是维系和保障士族阶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一方面，它在士族与寒族之间竭力划上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寒族跻身于上流社会的努力屡屡化为泡影，带有明显的专制色彩；另一方面，它又试图抹平自古以来横亘于君臣之间的界限，极大地限制了原本至高无上的皇权，带有某种“民主”的色彩。基于上述特征，士族门阀制度几乎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来自皇权与寒族两方面的挤压。因此，在步入南朝之后，士族门阀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略论隋文帝打击士族

我们通常所说的士族或世族,是专指那些享有世官世禄身份的官僚地主。门阀士族,世家豪族,世家大族都是其代名词。旧史上称之为甲族、士族、名族、望族、势族、世家、高门、旧门、著姓、右姓等,是封建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他们或依靠其政治特权而形成的世家,或依靠其经济特权而形成的士族。它源于东汉,形成于曹魏,盛于两晋,始衰于刘宋,延至隋唐。在中国历史上前后存在六七百年。其中魏晋南北朝期间,这个阶层始终占统治地位,左右朝廷,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压抑庶族地主,残酷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史称“门阀政     

中国制药化学的先驱——葛洪

葛洪（284～364或343）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汉族,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等儒家经典,尤喜＂神仙导养之法＂。据《晋书·葛洪传》所言,葛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     

论两晋民间异姓相养现象——宗族伦理弱化下自我保障的体制外诉求

异姓为后现象为两晋律令所禁.这一现象在上层士族中绝少发生,却比较多地出现于社会中下层.异姓为后现象在晋代民间的兴盛,是宗族宗法伦理急剧弱化、宗族救济族员功能丧失后无子之家所采取的自我保障的体制外诉求的结果.     

《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形象

《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形象陈昱《世说新语》是南朝宋刘义庆所作的一部记载从汉末到魏晋的士族阶层的生活场景的小说。其中尤以两晋时期的比重为大，这一时期正是从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过渡完成、玄学在士人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这一点在《世说新语》中得到全面的体现...     

晋宋之际门阀政治的衰落与皇权的重振

<正> 永初元年(420年),刘裕代晋称帝。这不仅是东晋王朝由此而亡,也标志着在江左运转百余年的门阀政治的终结和皇权的重振。刘宋时期,皇权重振,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东晋后期数十年政治发展演变的结果。在东晋门阀政治局面下,当轴士族的权力平行或超越于皇权之上。随着门阀士族支配地位的动摇以至衰落,门阀政治必然要回归于皇权政治。所以,从孝武帝太元年间起,政治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士族门     

浅议“魏晋以孝治天下”

魏晋何以＂以孝治天下＂，论者多认为二者皆以篡立国，不便讲忠，固为确论．但考之史实，其根本原因还在于魏晋的士族社会性质。家族势力的膨胀，政权相对不稳定，使豪门大族都以私家利益为本。以孝治国投合了世家大族的利益，是士族利益在政治纲领上的反映。而其他历史时代也并非不重视孝，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且更注意强调忠君。＂忠＂、＂孝＂的精神实质都是讲服从长上，都是为上尊下卑的社会秩序服务的工具。     

汉晋之际清河崔氏思想文化性格的形成

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中山刘氏、太原温氏等河北士族联姻 ,形成了两晋之际留守河北的最有影响士族集团。该集团学术上直接继承郑玄、卢植经学 ,思想上保持着汉魏以来的儒学本位 ,政治上拥护礼法之治思想路线 ,积极事功 ,以天下为己任。虽然在元康时期追慕时代新思潮 ,接受玄风熏梁 ,但他们最终与玄学名士集团分道扬镳 ,坚守北方。在遭受国破家亡惨剧后 ,他们反思玄学流弊 ,重返传统儒学思想。这构成了十六国北魏初期崔卢后人崔浩等人学术政治思想最直接的历史渊源     

《抱朴子外篇》人才观管窥

早年葛洪以吴土旧姓栖身新晋,武勋难就,益求文名,其于《抱朴子外篇》之中寄托良多。本文从葛洪的吴人身份与其在两晋之际的处境入手,探析其＂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的心态,并挖掘葛洪＂孤立之翘秀,藏器以待贾＂的心态掩映之下,《抱朴子外篇》人才观的实质内涵。     

隋唐关中士族向两京的迁徙——以京兆韦氏为中心的考察

关于中古士族的演变轨迹,毛汉光先生通过对地望不在两京一带的十姓十三家士族的著房著支籍贯变迁的统计提出了"士族的中央化",但对于地望在两京一带的士族来讲,因为向两京的迁徙并不能完全通过籍贯的变迁体现出来,也就不能用"中央化"这一说法笼统地加以概括。通过以京兆韦氏为中心的考察,可以发现,关中士族向两京的迁徙尽管不能在籍贯上体现出来,但部分成员的家族重心已经逐渐转移至洛阳,而家族重心依旧在关中的入京成员的生活重心也逐渐转移至京城。关中士族在向两京迁徙的过程中,与地望不在两京一带的士族一样最终都逐渐脱离乡里,成为以京城为主要生活空间的纯粹官僚,所不同的是进程的快慢和时间的早晚。所以,关中士族向两京的迁徙尽管没有以"中央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最终也没有避免随着唐王朝的灭亡而一蹶不振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