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门阀制度在南朝的衰落

形成并确立于曹魏的士族门阀制度，在两晋时走到了顶峰。其基本特征就是维系和保障士族阶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一方面，它在士族与寒族之间竭力划上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寒族跻身于上流社会的努力屡屡化为泡影，带有明显的专制色彩；另一方面，它又试图抹平自古以来横亘于君臣之间的界限，极大地限制了原本至高无上的皇权，带有某种“民主”的色彩。基于上述特征，士族门阀制度几乎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来自皇权与寒族两方面的挤压。因此，在步入南朝之后，士族门阀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士族门阀政治与九品中正制

士族集团形成于东汉 ,并于东汉后期作为第三种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庶族阶层的代表曹操终其一生对士族豪强实行抑制与打击的政策 ,但迫于形势 ,又不得不同时实行拉拢政策。正是由于曹氏集团对士族集团的拉拢与妥协 ,九品中正制得以创设 ,从而 ,为士族门阀制度的确立铺平了道路。     

六朝门阀制度对江东士族儒学的影响

关于六朝儒学衰而不亡的啄因,以往的研究多从儒学对门第制度的巩固作用等角度来诠释,但此说不足以充分解释六朝江东士族独具特色的儒学何以绵绵不绝。六朝门阀制度下文化发展的独特规律,为我们提供了考察这一问题的新视角:门第之别加深了社会各阶层的文化隔阂和文化差异,重视家学传承的心理衍生出了向慕古学的思潮,士族间的文化竞争增强了追求家族文化个性的风气。上述门阀社会所特有的文化传播方式和文化心理,为非主流学术的存续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为六朝江东士族儒学的保存发展提供了动力。     

两晋时期的门阀士族与外戚政治

以世家望族支持而建立的两晋政权 ,确立了两晋士族的政治地位 ,士族与皇族又结成政治姻亲。由于皇族与士族、士族与士族的利益冲突 ,最后使东晋步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外戚是两晋士族中最为腐朽的势力     

吴姓士族与刘宋建国

东晋末年,由于一系列历史条件的相互作用,使得出身寒微的刘裕和仕途坎坷的吴姓士族结成了同盟关系。吴姓士族对刘裕忠心耿耿,追随刘裕南征北战,参与了刘宋建国前几乎所有重大军事政治行动,为刘宋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得到了刘裕的器重和信任。刘宋建国后,虽然吴姓士族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刘宋皇室为取得侨姓高门的认同,大力笼络侨姓高门,吴姓士族的地位依然低下。     

北朝挽郎选拔与士族激励机制新论

汉晋帝后丧葬,例选显宦名族子弟为大行灵柩挽绋,通过仪式展演昭示君臣同心同德的和谐局面。降至北朝,挽郎在礼仪角色基础上逐渐派生出仕宦资格及仕进途径的政治功能,在九品官人法之外另辟新的入仕门路。遵循贵族社会阀阅流品法则,选拔挽郎注定要与家世门第紧密捆绑,但其宗旨并非单纯巩固门荫制度,而是在既定的门阀秩序和利益分配格局中适度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在仕进方面给予种种优惠,诸如放宽入仕的年龄限制、突破世资局限的破格超迁任用等,以鼓励士族精英奋发进取,杜绝贵族主义安富尊荣、鄙薄实务之积弊。在此背景下,学识素养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声望成为挽郎出身的关键,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上流社会封闭固化的局面,事实上与秀孝察举和官学试经一道为后世科举制开启先声。尽管前进的步幅相当有限,但对改良中古贵族社会的积极意义是不容抹杀的。     

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

士族乃汉末魏晋形成的一特殊阶层,他们在晋末大乱时保家护宗、发展势力所凭据的是当时自身的门第。一流高门皆择南迁,次等家族多留北方。乱世分宗,“以冀遗种”,为士族共识,王衍“三窟”用意在此。“门户之计”使留、迁于北方的士族抛弃“华夷之辨”,苦心择人,抓机遇,仕异族,经历坎坷。或正因此,他们比南迁士族更具生命力。     

唐代山东籍士族仕宦与地域分布——以两《唐书》为中心

受唐代不同时期政治局势、入仕途径及朝廷施政方针等因素的影响,山东籍士族在唐代的政治影响力也经历了从初唐相对沉寂,盛唐蓬勃发展,中唐稍有回落,晚唐短暂回光的变化。唐代山东籍官员及宰辅在地域分布上以沂州、贝州等地为主。有唐一代,山东籍士族在今山东地域始终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影响力。     

江东士族

孙权时期,江东士族政权已然形成,豪门望族在吴土势力浩大,影响甚巨。晋室南迁以后,江东士族与渡江而来的中原士族共同维系着南方数百年的士族门阀制度。江东大士族计有十九姓,分别为:吴郡:吴县顾氏、陆氏、朱氏、张氏,钱塘朱氏;会稽郡:余姚虞氏、上虞魏氏、山阴孔氏、谢氏、贺氏、丁氏;吴兴郡:武康沈氏、姚氏,乌程丘氏;义兴郡:阳羡周氏、许氏;丹阳郡:秣陵纪氏、陶氏,句容葛氏。其中,顾、陆、朱、张四氏在东吴时,多出名臣,家族鼎盛,莫与之比,为江东士族之冠。 …     

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

士族乃汉末魏晋形成的一特殊阶层,他们在晋末大乱时保家护宗、发展势力所凭据的是当时自身的门第。一流高门皆择南迂,次等家族多留北方。乱世分宗,“以冀遗种”,为士族共识,王衍“三窟”用意在此。“门户之计”使留、迁于北方的士族抛弃“华夷之辨”,苦心择人,抓机遇,仕异族,经历坎坷。或正因此,他们比南迁士族更具生命力。     

试论唐代江南旧士族及其家学渊源

史界一般认为 ,至唐代 ,江南士族早已衰落。事实却是 :江南士族的衰落指一般而言 ,有些高门士族凭靠深厚的家学渊源和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 ,至唐代 ,又能顺应由门荫世袭制到科举选官制的转变 ,通过科举入仕 ,从而保持了世代勋贤冠冕的地位。唐代江南籍的宰相基本为六朝士族出身 ,表明江南地区在唐朝高层政权中的影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六朝士族 ,并非唐朝新兴的家族。特别是唐后期 ,江南旧士族在高层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和加强     

二陆赠答诗中的东南士族

从群体的角度看,二陆诗歌中主要的赠答对象是东南士族。以二陆为代表的东南士族群体赠答诗表现了生活在北方社会中的东南士族群体的南人意识和士族意识,以及他们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他们既有建功立业、克振家声的激情,也有急流勇退、回归故土的渴望;这个群体之间具有亲如手足、相濡以沫的"阶级"情谊。和邺下文人集团的赠答诗的一样,二陆与东南士族赠答诗具有独特的诗史价值。     

陆机诗文创作与两晋诗风

文学史上所概括的西晋太康绮靡诗风与东晋江左玄言诗风 ,都可以在号称“太康之英”的陆机诗文中见出绪端。从现存作品中可以看出 ,他不仅写出了大量缘情绮靡之作 ,也有不少表示玄思哲理的诗文 ,前者是为了迎合上层贵族集团享乐之风的需要 ,希望通过文学才华来干名取誉 ,获致官职 ,在西晋太康绮靡文风中有明显的代表性 ;后者则表现了希望通过对形上之理念之把握从而居乱世以不变应万变的心理 ,对于东晋永嘉文坛的因谈尚玄之风也不无影响     

山东士族与隋朝政治论略

北周时期,关陇集团施行"关中本位"政策,抑制山东士族。山东士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积极支持杨坚代周立隋。隋朝建立后,继续推行"关中本位",对关中、山东地区的山东士族予以打击和压制,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地方社会基础,也引起了他们的不满。隋朝末年,山东成为动摇隋政权统治的重点地区,山东士族成为覆隋兴唐的力量,即与山东士族自周、隋以来的衰微以及他们力图重振的活动密切相关。     

初唐文学士族迁徙考察

本文从初唐文学士族迁徙的角度,进行历时性考察,描述初唐文学士族多种类型的迁徙,揭示其与初唐文学风貌之间的关系。指出其迁徙类型既有方向角度的向心型和离散型,也有意愿角度的主动型和被动型,并因时期不同而呈现复杂的交叉态势。其迁徙原因大致为两个方面：科举仕进、贬谪宦游。     

西晋士族的婚姻网络与交游活动——以太原士族为中心的考察

汉魏时期就为士族大姓的太原王氏宗族在西晋时期达到巅峰,由地方大姓上升为全国性的巨姓强宗,其中婚姻交结和士族间交游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因此形成了典型的交游网络。从太原士族这个缩影也可以洞察西晋时期整个士族阶层的发展动向:婚姻是士族交往的主要方式,士族的通婚范围随着时代的推移产生微妙而深远的变化,婚姻选择层面突破了同郡同州的地域限制,甚至扩展到皇族,显示出士族通过通婚实现权力伸张的政治诉求和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利益追求。西晋时期士族的交游方式也呈现多样化、网络化趋势;同郡士人点题扶持、评论之风不减汉末清议;同郡甚至同宗士族之间不只相互合作,同时相互斗争;士人交游活动的范围扩大,甚至打破了民族限制,反映了当时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     

东晋的侨姓士族

东晋政权是由侨居南方的北方士族(即侨姓士族)联合原居南方的土著士族(即江东士族)建立而成的,其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前者手里,后者只是处于辅助的地位。而在侨姓士族内部,亦以渡江的先后,作为决定其地位高低的依据。先来者,占据要津,跻身于上层士族;后至者沦为沧荒,不得豫与上流。例如,即使是东汉以来,一直为头等士族的弘农杨氏,也因渡江较迟,不能进入上层士族的行列。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可知,随晋元帝先行过江的北方士族计一百家。这一百家士族就成为东晋政权的主要统治集团,并在嗣后的南朝政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在这百家侨姓士族中,…     

西晋士族掌军权初探

军权是封建国家权力构成的支柱之一,西晋士族是西晋政治活动中的主体力量,士族对军权的分割、占有及军权变化过程反映了士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士族较高程度地执掌军权是西晋门阀政治定型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它也为东晋典型门阀政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