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翻译就是意义的阐释和重建吗?

诗歌的翻译究竟应该翻译什么?诗歌作为文学作品,是形式和意义的统一,在翻译时必须考虑译诗的文学性,而文学性离不开传统,作为文学性的一种表现形式的陌生化总是相对于一定的传统.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本身的差异及文学传统的不同,拘泥于原文的"建构形式"往往会失去原来的陌生化效果,从而丧失文学性.所以,诗歌翻译不仅仅是意义的阐释和重建,而且也是形式的移植,但绝不是拘泥于原文形式.     

文学翻译的感知特性传达与译者的诗学价值取向刍议

文学作品语言的文学性决定了文学翻译必然遵循的文艺美学方向。在文学作品的翻译活动中,陌生化和前景化要求译者始终坚持诗学的翻译观和价值取向,从而传达译文被感知而非被了解的特性。     

文学作品的"陌生化"与翻译

"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表现手法是文学理论界广为关注的文学艺术表现形式,本文把它和翻译的"异化"(foreignization)翻译方法加以区别.针对文学翻译界存在的语言使用过于随意的现象,提出要在正确处理好"陌生化"和可接受性问题的基础上,客观忠实地再现原文的"陌生化"表现形式,维护文学作品的文学性.     

陌生化视角下的《警察与赞美诗》两个汉译本中辞格的对比研究

陌生化源于亚里士多德,并最终由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发展而成。该理论认为,艺术的技法是使事物“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知（审美）的难度与长度,这也是文学的本质,即文学性。陌生化理论为评析《警察与赞美诗》的两个汉译本的得失提供了另一个角度：文学翻译的目的不仅是要传递文学作品的内容或信息,而且应保留通过陌生化手法表现出的文学性。     

也谈文学翻译中再现陌生化手法的必要性

陌生化手法是造就作品文学性的重要因素,应当在译作中得到完整再现。无论是从陌生化手法的重要作用、新时期文学翻译的任务、文学翻译的特性,还是译者的伦理来看,再现原作的陌生化手法都是极其必要的。     

"陌生化"手法在文学翻译中的再现——以标记性主位句为例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是文学性的代名词.陌生化手法对于文学作品的价值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译者而言,如何看待和处理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法也决定了译作的成败与否.以文学文本中的标记性主位结构为例探讨文学语言的陌生化效果及其翻译.     

从俄国形式主义看诗歌语言的“文学性”

以罗曼·雅克布森和维克多·施克洛夫斯基为首的俄国形式主义是二十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文论流派之一.受到索绪尔语言学新观点的影响,形式主义者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文学研究的本质是"文学性":通过对语言等"材料"和运作方式"陌生化"的技巧而实现的"文学性".试图通过对雅克布森和施克洛夫斯基语言观点和语言在文学,尤其在诗歌中的运作来分析俄国形式主义诗歌语言的"文学性".     

也谈文学翻译中审美的“陌生化”取向

“异化”和“陌生化”两个概念有类似之处,但“异化”绝不等同于“陌生化”。“陌生化”作为“文学性”的表征之一,应当成为文学翻译的目标。“异化”翻译可能让译文产生“陌生化”的效果,但是却不能就此认为“异化”翻译就一定能够产生“陌生化”的效果,更不能认为译文产生的“陌生化”效果就是原文的“陌生化”手法造成的。     

解读文学翻译中的“陌生化”审美

陌生化是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这一理论自从问世以来就受到文学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也得到了翻译研究派的重视。文学翻译的产出和接受有着陌生化审美可以构建的意义之处。本文以陌生化理论为切入点,通过具体语言实例来分析文学语言在语音、语义、语符三个层面的陌生化审美构建及文学翻译中译者对陌生化审美的再现,并进一步阐释陌生化的审美构建与再现必须适度而止。     

文学翻译审美的陌生化性

陌生化理论对文学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翻译的审美客体的异域性及杂合性能给审美接受者以新奇的审美享受,赋予文学翻译的陌生化特征。文学翻译审美的陌生化意味着避免将文本归化成译入语读者所熟知或显而易见的内容,而是将源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的保留即异域化、将陌生化的手段保留或将源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与平行文本的诗学特征杂合即杂合化,使翻译审美主体和审美接受者不断有新的发现,从而延长其关注的时间和感受的难度,增加审美快感,并最终使其在观察世界的原初感受之中化习见为新知和新奇,产生新奇感。它包括翻译选目陌生化和翻译语言文化的陌生化,是翻译审美和翻译伦理的要求,其本质特征是违背特定时期的翻译规范,特别是审美接受者的期待规范,造成陌生化效果。     

论古代汉语的"诗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以《关雎》"今译"为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就是古代汉语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与古代汉语的“诗性”之间具有深层的联系,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现在研究得还非常不够。把中国古代文学翻译成现代汉语作为一种文学行为里面包含着很深的对于语言“诗性”的误解。《关雎》的文学价值就存在于它具体的语言之中,改变其语言形态就是改变其文学性,所以《关雎》是不能翻译的。《关雎》的不能翻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雎》可以作多种解读,而翻译实际上消解了《关雎》的复杂性、多义性以及开放性;第二,《关雎》在语言上的形式美没法翻译;第三,《关雎》的“意境”没法翻译。现实的把《关雎》翻译成现代汉语,在理论上经不起深入追问。翻译本质上是对原作的一种解读和欣赏,而不能替代原作。本文通过追问《关雎》为什么不能“今译”而追问中国古代文学的语言性。     

海登·怀特历史诗学再思辨

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是当代美国颇具创意的史学,我国学界认为它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世界历史哲学的主要成就。海登.怀特运用形式主义方法建构起结构主义文本分析范式,并以语言分析为核心,归纳、抽象出历史文本所采用的文学性语言表述方式与规则,以此确证历史写作的文学诗性与虚构性。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就其学术品格而言,是一个有着诸多创意的解构性与建构性并存的学说,难免出现逻辑疏漏与学理盲点。我国学界对它的高度评说,只看到其新创与妙解,却并未关注它对历史写作与研究可能带来的伤害。     

陌生化手法在文学中的重要作用

陌生化手法是造成文学性的关键因素,无论对于文学创作还是阅读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从更深的层面来看,运用陌生化手法是语言的本质使然。语言是一种诗性的创造活动,但语言的诗性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不断流失,陌生化手法正是帮助语言重获诗性的重要途径。     

文学作品中语码转换的可译性限度分析

文学作品中的语码转换是一种有标记的语言表达形式,具有特定的诗学效果,但其翻译历来是令译者头疼的难题。笔者从语码转换在文学语篇中的功能出发,分析了译者在翻译多种语码时遇到的障碍,以及各种翻译手段造成的形式与内容上的亏损,从而提出译者应正视翻译过程中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尽最大的努力再现文学语言的文化功能和美学功能。     

中国古典文学的尊体与破体

中国古典文学的文体大体上可以分为文学性的、非文学性的和两可性的三大类。文学类指诗歌、小说、戏剧以及辞赋、赠序、杂记、哀祭、楹联等非文学类文体包括诏令、奏议、公牍、祈祷等应用文体,两可性文体指书启、序跋、论说、箴铭、颂赞、传状、碑志等类。从文学、非文学角度划分文体类别是可能的,但不是绝对的。任何非文学文体都含有不少文学名篇,任何文学类文体也非篇篇都是文学作品。实际上任何文体都是两可的,都可能有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决定其是否属于文学,是作品本身,而不是文体。正体与变体是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出现的,而破体则是为求变求新而有意为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应从中国古典文学的客观实际出发,不能照搬西方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定义。如果只有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才算文学,恐怕会得出中国古代无文学,有也少得可怜的结论。     

试论新时期画家传记的文学性

传记文学是历史性和文学性相结合的一种文学样式。传记的文学性最基本的要求是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运用艺术性的表现手法,再现传主丰富复杂的人物形象。新时期画家传记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通过对传主精神历程的叙述,对人物的行动、语言的描写,细节的刻画等展现传主独特的个性气质。     

人生隐喻与语言维度的生成——论“诗化小说”的语言形态及文学史意义

＂诗化小说＂构建了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符号系统,其内在的价值规约在于诗性的人生意义,形态上则表现为歌唱性的语言节奏、意象性的空间想象、超越性的隐喻意义等多元旨向。一定程度上,这形成了小说语言向深层意义运动和达成诗学机制,而探讨、辨识这一问题,对于认清＂诗化小说＂乃至现代小说语言的维度,深化、丰富现代小说形式研究的人文深广度,具有重要意义。     

符号学语言观指导下语码转换的翻译研究

语码转换这种常见的语言表达形式在文学文本中往往是作者有意所为,具有特定的诗学效果。但语码转换的翻译,由于多种语码并存,常常给译者造成困难。从符号学语言观的三种意义出发分析文学文本中的语码转换,并以具体的译例讨论了各种翻译手段的利与弊,从而提出译者应正视语码转换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尽最大努力再现原作,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奈达提出的“译语的信息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与源语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程度基本相同”的对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