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党内问责泛化的有效路径探析

问责泛化是构建精准问责机制的一大现实障碍,亟待从理论上予以研究。基于问责要素的系统分析可知,问责主体的泛化、问责对象范围的扩大化、问责情形的泛化和问责方式使用的泛化,构成党内问责泛化的四种表现形式。体制内问责发起主体的权责定位不清晰、问责对象的申辩与申诉权利缺乏切实有效的程序保障、问责情形中的兜底条款被滥用以及数目字管理中问责任务指标和问责政绩考核指标设计不恰当,分别在不同的问责要素层面衍生出党内问责泛化问题。通过加强对体制内问责发起主体的权责清单管理、强化对问责对象的申辩与申诉权利的问责程序保障、科学设计问责任务指标与问责政绩考核指标等举措,系统解决党内问责泛化问题。     

行政问责基本原则探析

确立行政问责基本原则是保障行政问责健康运行的需要,也是完善和统一行政问责制度的需要.行政问责应当坚持依法问责、公正公开、权责一致、惩罚与教育相结合、问责救济原则.落实行政问责基本原则亟需制定<行政问责法>,统一行政问责法制;实行问责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构建司法救济制度,保障行政问责对象的合法权益;优化行政问责环境,实现行政问责常态化、制度化.     

论责任政府建设中的政府问责制建设

论文为了能够有效地运行政府问责制,通过对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中存在的异体问责发展缓慢、问责对象模糊和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程序的缺陷以及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方面的分析,提出了健全政府问责制要强化异体问责、明确问责对象、拓宽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和强化政府责任立法等措施。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律思考简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比较薄弱,未制定统一的法律规范,只是散见于一些条例和规定中。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有诸多问题,主要有缺乏专门问责法律规范、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程序不健全等问题。针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当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法”,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强化外部问责、扩大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以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积极作用。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律思考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比较薄弱,未制定统一的法律规范,只是散见于一些条例和规定中。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有诸多问题,主要有缺乏专门问责法律规范、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程序不健全等问题。针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当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法",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强化外部问责、扩大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以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积极作用。     

网络问责:公民问责的范式转换与价值考量

网络问责是网络时代的必然产物,会深入、持久地影响中国政治生活,并将日益成为中国问责方式的一种常态。从传统问责到网络问责,是公民问责的范式转换,网络问责突破了传统问责模式,带来了问责时空的变化、问责主体的扩展、问责方式的变迁、问责程度的加深、问责路径的更新、问责效应的增强。与传统问责方式相比,网络问责方式能更有效地拓展问责渠道、更快捷地汇集问责信息、更广泛地表达问责民意、更有力地监督问责对象,因而具有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巨大价值功能。     

现代民主治理中的问责期望管理与问责动力分析

问责作为现代民主治理的标志和公共管理中的核心概念,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研究的热点领域.通过对现实的考察可以发现,问责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问责期望不断提高与问责效果持续乏力的矛盾,其根本原因在于问责动力缺失.根据问责理论的最新发展,文章首先识别出问责研究的两种范式,并从类型学的角度对问责期望管理范式进行分析;然后借助组织行为学的期望理论,构建起一个问责动力的理论框架,并根据这一框架对不同问责类型的动力来源进行比较分析.从规范层面来讲,问责动力来源于问责效价、问责期望和问责手段三者之间的结合,问责主体是否启动问责取决于问责主客体之间的力量博弈.     

行政政治问责的再分析

行政问责存在多种类型,其中,最为复杂的是行政政治问责。通过对政治问责主体的分类,结合其发展过程和各个阶段的问责机制特点予以深入研究,可以有效地揭示民主问责、行政问责和行政政治问责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有利于澄清国内各方在行政问责认识方面存在的一些误解。     

网络问责发展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

网络技术的发展与公民意识的觉醒是网络问责的基础;网络舆论的推动和政府的重视是网络问责的关键;网络问责的常态化和制度化是网络问责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从政府、公民、制度和技术等四个层面深入剖析我国网络问责的现实困境以及有限性,以期有针对性地选择网络问责的发展路径。转变网络问责理念,加强政府网络问责能力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健全网络问责运行机制;维护网络安全,提高公民的网络素养。     

网络行政问责的特征测度与运行效果——基于149个案例的实证研究

以问责程序为视角,通过对2008—2014年人民网舆情频道案例库案例的定量分析,测度网络行政问责的特征和效果.研究发现,网络行政问责发起、处理的效率逐年提高;发起工具主要是网络论坛发帖和微博、博客曝光;问责内容侧重领导干部或公务员的“恶劣言行”“选拔任用”“生活作风”等;问责原因以违反执业规范和行政违规为主,多属事中和事后的监督;问责对象指向处级以下领导干部;问责结果多涉及停职和免职等.结果表明,网络公众和传统媒体不断融合,共同促进问责效率提高;建立从网络公共舆论到党政部门启动问责的衔接机制,细化实体行政问责制度,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网络行政问责的效果.     

公民问责:现实反思与制度重构

公民问责是异体问责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同体问责和其他异体问责难以具有的优势.要促进我国公民问责,就必须促进政务公开,畅通问责渠道,完善问责程序,培育公民问责意识.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及其法治化建设

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经历了一个从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再由制度问责趋向于法治问责即问责法治化的过程。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法治化对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加强公民权利保障和完善反腐倡廉机制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法治化的基本理念应该包括公众参与、规范统一、程序公正、权责一致、救济有力五个方面,其中公众参与理念是核心。     

烟草行业问责制的实施困境与制度构建

中国烟草行业问责制从制度制定到问责实施都取得了重大成效,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应从实行全方位问责、界定问责主体、明确问责客体、规范问责事由、构建科学合理的问责程序、建立健全问责客体承担责任的方式体系、健全问责制的配套制度体系等方面构建烟草行业的问责制度。     

政治问责的内涵及其实现——一项基于最新研究进展的述评

对于现代国家的治理而言,政治问责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然而,政治问责的内涵纷繁复杂、变化多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惩罚,相关的理论问题亟待厘清。本文在现有西方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指出可控性、透明度和回应性是支撑政治问责内涵的核心要素;在实现机制上,选举问责、平行问责、社会问责以及共同治理的问责是四种突显且优势互补的模式;就政治问责绩效而言,与制度化变量、结构变量以及行动者要素密切相关,这三组因素之间的互动将最终决定是否进行政治问责、以及能实现何种绩效的政治问责。     

我国网络问责存在问题与对策探讨

随着网络问责事件的增加和问责范围的不断拓展,其影响力与日俱增。本文通过对网络问责内涵、特点的探讨,分析目前我国网络问责存在的问题,探讨完善网络问责的对策。     

网络问责与我国问责制的发展完善

网络问责已成为当前我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一大亮点。网络问责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渠道,强化了官员问责中的异体问责功能,渐进地推动着我国问责制的发展进程。网络问责建立了新型的问责方式,实现了公民问责模式的转换;降低了官员的犯错可能,增强了官员和公众的责任意识,对推动我国问责制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引导和规范网络问责,进一步推动我国问责制的发展完善,主要对策包括:培养问责主体的社会意识;建立网络问责的激励机制;加大问责信息的公开和审查;发挥同体问责的保障作用;加强被问责官员的权利救济。     

我国地方政府内部问责程序研究

天津、重庆、海南、安徽、广东五省市行政问责规章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内部问责程序建设初具规模,问责的启动、调查、决定、执行等基本环节已经确立,各环节之间的关系较为明确。但是,还存在程序设计粗糙、立法不统一、公开性不足、纠错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应当设立专门的问责机构,建立健全预告知制度和救济制度,加强问责监督,制定《行政问责法》,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内部问责程序。     

公民问责:理论意义与制度设计

公民问责是行政问责的一部分,是行政问责的深化。公民问责,是指由公民个人依法启动国家的制度资源,对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的行政活动进行质询和审查的权力监督活动。公民问责遵循以私权限制公权的逻辑,以实现对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的保障和救济。现代社会的公民问责制主要包括宪法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行政复议制度以及信访和举报制度等。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公民问责制,关键是要建构和完善公民问责的制度平台,降低实施公民问责的"门槛",增强对公民问责的支持和援助,给予公民问责以充分的保护和激励。     

生态问责制的“中国道路”:过去、现在与未来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生态治理和责任追究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生态问责制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根基,新中国成立后历届党中央的持续探索构成了中国特色生态问责制的实践基础。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问责制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但在实践运行中也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程序模糊和问责覆盖面不全等现实问题。未来应通过拓展问责主体边界、前移问责关口、规范问责程序、强化问责信息公开和问责评估等渠道,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建构和完善生态问责的多元参与机制、全面覆盖机制及科学的评估机制、运作机制与信息公开机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生态问责制的发展和完善。     

我国的问责客体范围:制度比较与制度改进

问责客体的制度规定是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及不同地方的问责制度对问责客体范围有不同的规定,这样显然有失公正。我国问责客体范围存在的制度不足,主要表现为不同地方问责制度的问责客体范围差异过大、问责客体范围笼统模糊、问责客体范围比较狭窄。因此,我国问责客体范围制度改进的目标在于:明确界定党政领导的责任追究范围,扩大问责客体的范围,减少不同地方的问责客体范围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