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学、新学、蜀学异同论

本文认为 ,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和苏轼蜀学 ,并非都是完全对立的 ,而是有异有同。三家经过相互驳难 ,相互吸收 ,相互促进 ,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派风格。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在维护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上 ,都希望变法改革 ,来挽救由于北宋王朝积贫积弱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局面。只是在具体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王安石变法的总目标是富国强兵 ,总方针是“理财”、“通变” ;二程则认为应该通过行仁政、重礼义、重教化的办法调整社会关系 ,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主张“兴利” ,二程主张“尚德” ,二者产生矛盾。二程加入反对变法的行列。但在态度上是比较温和的。他们在学术上 ,都为儒学的哲学化、儒经的义理化做出了贡献。在宋明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二程洛学与苏轼蜀学之争是保守派内部的派系之争 ,他们都反对新法。他们的争论主要是表现在学术上的性情之辩 ,苏轼主张性情统一论 ,二程则主张性善情恶论。洛学、新学、蜀学经过长期的争论 ,最终是洛学派中的程朱理学取得了官方哲学的地位。     

二程的真知与常知、积累与贯通

二程在提出“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这一对范畴的基础上,进而又从“格物致知”出发,具体阐述了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指出了区别认识过程中不同层次的范畴,这就是“真知”与“常知”、“积累”与“贯通”。目前理论界对二程认识论中这两对范畴探讨甚少,而往往又失之偏颇。本文试就此范畴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二程较早地提出了“真知”这一认识论范畴,并说:“真知与常知异”。(《二程集》第一册,第19页。本文所引二程之语录均出自《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以下只注明册数和页码)所谓“真知”,是指在自身经历、探索中所得到对某一事物的深刻的认识,“常知”,则是指间接地通过他人传来的、流于表面的一知     

儒家思想对文学的灌注和影响

儒家积极入世 ,关注现实政治 ,强调“文以载道”的文学教化功能 ,使得中国文学充满了道德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 ,洋溢着别具一格的民族文化气息。     

非程度性的文学观念

中国当代文学观和艺术观的建立,局限于中西方既定文学观的思维方式,存在着把文学“对象化”、“过程化”和“生活化”的倾向,从而不能面对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无论怎样变化都存在着“文学性程度低”、“教化和快感遮蔽文学启示”的问题。这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一直找不到自己的问题,提不出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从而也不能生产出自己的文学观、艺术观的主要症结。     

二程心性论之异同与儒学精神

1.“尊德性”与“道问学”,“自诚明”与“自明诚”,治学入路之不同,古已有之。自朱陆之争出,学者遂以为“千古不可合之同异”(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心学与理学分途,学界以为导源于二程;而心学与理学之异,则集中于“心即理”与“性即理”之争。然而儒学精神,本为一原;朱陆之争,亦非势同水火。必于异中见同,方可理解儒学真精神。因此,研究二程心性学说之异同,对于理解儒学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二程的“道”范畴——兼论二程哲学体系结构特征

<正> 本文拟就二程(程颢、程颐)的“道”范畴兼及二程哲学体系的结构特征,谈谈自己的浅见,请学术界指正。 一、问题的提出 二程以“理”为最高原则构筑其哲学大厦,这种理论已成为哲学     

从“孔子居夷”到“俗比邹鲁”——明代粤西文治教化路径的文学书写

明代的文治教化政策在粤西流官统治区与土司地区二元政治格局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土司地区的文教实践及成效更是前所未有,文人们也在文学领域对其路径进行了多角度的书写。书写的核心内容是从“孔子居夷”的立场出发,呼吁民族平等观念的建立,营造良好的时代氛围;基于以“孔子居夷”为象征的民族平等观的建立,促使粤西官员破除华夷区隔的历史成见,有效扩大文治教化的地域范围和族群类别;以“孔子居夷”所体现的乐教、善教精神为文学象征,激励粤西官员勇担教化的责任,主动全面了解、叙写粤西各民族民风土俗之异,作为“以夏变夷”的前提,丰富汉唐以来“因俗而治”边疆治理理念的内涵;树立粤西文治教化的地方典型、人物典型,旌表“孔子居夷”的显著效果;描绘“孔子居夷”之后粤西“俗比邹鲁区”的文治教化理想图景。文学书写中二元政治格局的粤西经由无差别的文教治理后从“荒夷”到“俗比邹鲁区”的变化,透视出的正是明代粤西从边疆向内地辐辏的政治凝聚力,也彰显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向心力。明代粤西整体逐步“向化”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典型。     

二程“天理”论与社会控制思想探析

秩序化是儒家不懈追求的理想。北宋起,中国转入封建社会后期,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为维护封建秩序,二程从“天理”着眼再造了“安礼和乐”的外在控制和“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内在控制思想。本文试从二程“天理”的角度来探析其社会控制思想,以阐示二程在社会整合,维护封建等级秩序过程中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二程的“理欲”观与弗洛伊德的“超我”说

宋代,“人欲”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逐渐膨胀。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二程率先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欲现。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起我”理论与二程的理欲现有异曲同工之妙。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同样面临着如何处理义利、理欲、本我与超我的关系问题。二程和弗氏所提供的思想资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借鉴价值。     

二程哲学性质辨析

孙叔平先生把二程学说的根本观点归结为:“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就其形而上者而言都是理,就其形而下者而言都是气,而形而下者是由形而上者产生的,所以一切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理.”很显然,孙先生认为“理”乃二程哲学的最高范畴.无独有偶,还有学者认为:二程学说的核心是一套封建的伦理道德学说,其哲学基础是客观唯心主义”.可以说这和孙先生的观点如出一辙.关于二程的哲学性质都是唯心主义,这点在学术界早成定论.但若把二程哲学一概归结为客观唯心主义,笔者不敢苟同.肖萋父、李锦全二先生在论及二程哲学性质时认为,“程颢倾向于主观唯心主义,程颐倾向客观唯心主义.愚以为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但“倾向”二字仍缺乏力度.     

试论程颢程颐理气说之异同

程颢、程颐兄弟的哲学思想是否存在着差异和差异何在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至今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二程哲学思想是不同的,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程颐是客观唯心主义。另一种认为二程哲学思想是一致的,不必细分。我们认为二程哲学思想是有差异的,但并不是主客观唯心主义的不同。本文仅就二程理气说的异同谈一点看法。 一 “理”是二程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从哲学意义上说,二程所谓“理”的含义有什么不同呢? 程颢说:“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遗书》卷十一)程颢所谓“天”,非指物质的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之意。“天者,理也”,就是说,自然而然便是理。“理”又称为“道”或“天道”。程颢说:“其理则谓之道。”(《遗书》卷一)“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同上)     

二程的“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

“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是程颢、程颐认识论的一对重要范畴。二程的认识论包含着唯心主义体系同唯物主义因素的矛盾,这种矛盾集中表现在“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的相互关系上。人们关于二程认识论的不同见解也往往通过对这对范畴的不同理解反映出来。本文就二程“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谈点初步意见。     

元稹自叙艳诗的佛学渊源及其形成机制

本文从佛学渊源考察元稹自叙艳诗以“以干教化”相标榜的原由,认为元稹自叙与其艳诗创作实际相矛盾,目的主要是为了掩人耳目。然而元稹把“以干教化”与艳诗相联系,就背后的原理机制而言,则受佛经文学描写欲色以弘教说法、教化世俗启发影响而成。同时南朝齐梁艳诗和唐代佛教僧徒的诗歌创作及俗讲活动也为这一做法的形成提供了现实依据。     

评新儒学派“文以载道”观念

宋代理学是新的儒家学派。理学家重建了儒学道统，并为了儒学的醇正而对唐宋古文运动提倡的“文以贯道”进行批判，表述了“文以载道”的观念。理学家认为文仅是载体，若失去主体，或主体不用它，它则是无用的虚饰；因而要求文学成为政治道德教化的工具，服从统治阶级狭隘的功利要求。由于理学家近似宗教的狂热与固执，遂陷入了哲学与文学的迷误。中国正统文学却从此屈服于外在的规律而走上异化的道路。中国文学思想易于接受“文以载道”的观念，然而结出的往往是精神的苦果。     

先秦兵家军事立法理念初探

兵家军事立法理念兼具理想性和现实性,既讲求战争和法律的正义性与合人心性,也研究作战指导、治军方案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兵家对治军中的“礼”与“法”的相互关系已有清醒的认识,并积极提倡和重视教化与刑罚的结合,即“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在兵家看来,“礼”的要求也是“法的内容”,“礼”与“法”各有所用,只有礼、法并用,才能治理好军队。     

《大学》自我教化思想及对其当今教育的启示

整篇《大学》其实都在讲一件事,就是“修身”,其宗旨又是强调通过自我教化来达到修身。教化的价值在于帮助人们去除内在障碍,不断培养人的理性与德性。“三纲领”就是自我教化的本质要求和价值目标,而“八条目”的践行过程就是一个自我教化的过程。《大学》中这些自我教化的理念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侯仲良理学思想阐微*

侯仲良是一个拥有特殊身份的二程弟子。他是二程的亲戚,自幼养成于二程家。其理学思想之纲要虽与二程的一致,却有一些精妙之义与精彩之论,有独特的价值与贡献。他对《中庸》之“诚”的本体化运用与阐发,可谓集前人之大成。他以为论说“诚（体）”存在“形容”与实谓之别,具有新意与启发性。他对道体“无物不该”的论述,有助于了解当时中者“无物不该”说的确切含义。总之,其理学思想与文献具备特殊之精义与价值,必须加以探索与表章。     

休闲文学与文化转型

魏饴教授在《悄然勃兴的休闲文学》一文中把休闲文学界定为一种与“言志”、“载道”的传统文学相对立的文学类型,它不追求政治功利性,旨在满足人的休闲需要,魏饴教授把道德教化排除在休闲文学的价值之外,认为休闲文学的“最大价值即在于能让读者从社会政治中跳出来,真正自由地思考自我,体验人生,回归到现实的‘自我’、‘本我’上来”,［１］很显然,这一立论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即政治功利型文化和消闲娱乐型文化。一 一般说来,政治功利型文化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和价值取向,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占主导…     

视野·方法·智识─—评《程颢程颐与中国文化》

宋代的程额、程项及其思想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蔡方鹿先生近著《程领程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将二程置于中国文化这一宏阔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并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剖析，无疑是一部贯以新的视野、新的方法并得出许多新的认识的优秀著作。该书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对二程思想本身的研究，二是对二程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第一部分贯穿于全书的第一至第六章，依次为“时代、生平和著作”、“政治经济思想”、“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经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与以前所有研究二程及其…     

二程哲学思想研究的新进展

程颢、程颐是理学的奠基者,他们的哲学思想在整个宋明理学中居重要地位。然而,过去对二程哲学思想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从1981年杭州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以来,这一状况有所改变。《中州学刊》开设了“宋明理学研究”专栏,全国其它的书刊也发表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提出了一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二程哲学思想的新见解,宋明理学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爱将近年来关于二程哲学思想研究情况作一综述,以备参考。 一、关于二程的“天理”和“人欲”的思想 天理和人欲是理学中甚为重要的一对范畴。过去也曾有人论及。有人认为二程说的天理就是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