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一、西北诸族融合于汉族的趋势和特点隋唐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割据,在全国施行统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从而大大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融合。然而,隋唐与魏晋南北朝时民族融合相比,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频繁的民族迁徙,各族之间的争战、割据,由此产生的各族之间的同化、融合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而是在统一政权下内地汉族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政令、措施,逐渐同化、融合周边各族,或周边各族与邻近汉族和其和民族的自然融合;汉化仍然是隋唐时期民族融合的主流。     

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特点和类型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迁徙、互动和融合的发展史.从历史上看,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有几个基本特点:(1)民族融合主要是文化上的融合.(2)越是战乱时期,战争规模越大,民族融合的规模也就越大.(3)少数民族统治区域内的民族融合规模最大.(4)自然融合和主动融合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主流.中华各民族相互融合的类型主要有三种类型:(1)少数民族融入汉族.(2)汉族融入少数民族.(3)少数民族之间相互融合.三种类型的融合又可分为多种形式.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其血缘和文化的来源都是多元的.汉族有少数民族的血缘和基因,少数民族也有汉族的血缘和基因,各少数民族间血缘和基因也相互渗透.中华民族是各民族血缘和基因的融合体.     

论民族融合中观念意识的转变

论民族融合中观念意识的转变王红自东汉末年以后，北方的匈奴、乌桓、鲜卑、羯、氏、羌等民族不断迁入塞内，与内地的汉族等民族杂居相处，本民族的让会与经济因此得到较快的发展，逐渐与中原民族混同为一，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民族大融合。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     

辽朝的民族迁徙及其评价

辽朝的民族迁徙,包括了汉族、渤海人口向契丹族聚居地区,契丹族人口向北方、西北地区和向渤海故地、中原地区的流动。这种不同民族、不同地区间的对流迁徙,尽管是伴随着辽朝对周边的征服战争和巩固统治的需要而进行的,但在客观上却对辽朝统治下的广大北方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族、渤海人口迁入契丹地区,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契丹族人口向北方、西北的迁徙,为推动农业经济带的北移和巩固边防做出了贡献;契丹族人口向中原的迁徙则使其置身于相对发达的封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环境之中,加速了契丹族历史发展的进程。辽朝的民族迁徙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的新发展     

南北方古代民族融合途径及融合方式之比较

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总体趋势是汉族吸收少数民族的成分壮大,逐渐形成相互离不开的格局。另一方面,我国各民族融合的途径及融合方式复杂多样,由此体现出统一多民族大家庭具有的博大精深、源广流长的特点。南北方古代民族的融合途径与融合方式有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明清以前,南方民族地区大致经历汉族移民逐渐“夷化”的过程,少数民族自身也得到充实。明清时因汉族人口大量进入,融合倾向改变为部分少数民族持续汉化,融合外来移民形成地方性汉族群体。北方民族地区在明清前后,基本趋势都是游牧民族不断南下融入汉族,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大致经历持续“汉化”的过程。产生上述差异,与南北方民族势力的形成及特点,南北方民族自身文化的不同,以及封建王朝施行的政策等有关。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的迁徙与融合

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民族大融合,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第三次为宋辽金元时期,而魏晋南北朝是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个时期,北方内迁各少数民族,因与汉族长期错居杂处,在汉族的影响下,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并在加速封建化的过程中,逐渐与汉族形成了共同的经济体制,最后多融合于汉族。而在南方,由于大批北方汉人南迁及少数民族出居平地,也造成某些杂居局面,使一部分与汉族关系密切的少数民族逐渐汉化,也有一些迁居或以其他途径进入民族地区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但由于汉族人数众多,文化较高,故在整个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汉化则表现为主要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却是局部的。 随着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我国各民族先进、优秀的经济文化也交融一起,汲取升华。     

试论十六国政府宗教政策

十六国时期各民族交错杂居,互相接触,互相影响。这种杂居有利于民族融合,有利于汉文化在少数族中传播,加速他们的封建化进程,也有利于外来佛教伴随着少数族一起汉化,并且在汉族人民中迅速流传。总而言之,这种社会大战乱时的各民族杂居局面,非常有利于宗教的广泛流行,特别是给外来佛教迅猛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一个适宜的社会历史条件。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再加上北方少数族割据政权的大力提倡和扶植,佛教以传入中土后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试论十六国时期汉族士族的历史作用

自秦汉以来,各民族交错杂居,各族人民长期相处、共同提高,一直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各族间的融合与发展,是中华民族不断兴旺发达的显著标志之一。但是,这种融合,往往历经痛苦的民族间的歧视和压迫甚至斗争。在融合过程中,事实证明汉族高度发展的文明和文化起着强有力的纽带作用,士族的进退态度、人心的向背与否,则是大乱以后,     

元代南方各族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元朝的统一,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重建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代的南方是一个多民族地区,除汉族以外,还有壮、土家、苗、瑶、回回、黎、侗和高山等几十个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之势。大部分地区实行了土司制度,土司辖区内封建领主制居主导地位。在统一的形势下,各族民众相互学习,共同斗争,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而推动了南方民族的大融合。     

金代奚族的演变

北方民族之一的奚族,在历史上活动了近千年之久,元朝以后就消声匿迹,不再作为一个单独的民族出现于史册了,这是奚族融合于其他民族的结果。入金以后,虽然奚族的政治地位下降,但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金代同样是奚族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由于经过这个阶段的民族迁徒、杂居与相互影响、同化,奚族才能在元朝完成民族融合的全过程。可惜史学界对此尚少具体论述。我们不揣浅陋,试图从奚族在金代的地位、地理分布、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变化,论证奚族与其他民族融合的客观条件业已成熟。这对于研究奚族整个的历史发展,以及金代民族关系的一个方面,或不无小补。     

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刚健之风

入主中土的北方游牧民族在较长时期内保持本民族遗风，它的作家多以刚直果敢著称。汉族文人在民族融合大潮中，也形成了豪爽粗犷的性格，只是在表现方式上和少数民族文人有所不同。民族融合时期众多各族文人具有刚直之性，由此形成崇尚刚健的文风走向，并对柔弱文风提出尖锐的批评     

金朝多民族文学格局析论

女真族所建政权下的金朝文学具有多民族特征。在金国境内,汉民族虽非主体民族,却是文坛主流;女真虽为主体民族,却是文坛偏师;女真、渤海文学共同与汉民族文学构成鼎足、相辅之势;契丹族、奚族文学呈弱势。多民族文学的互动、互补,丰富了当时中国北方文学的历史景观,成为金朝文学的突出特色之一。这些现象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民族融合、民族文化融合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所建王朝文学的发展及其特征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汉民族代表的中心文化与北方民族边缘文化的双向交流、优势互补,是形成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历史机缘;凡主体性和民族气质、个性特征强烈、鲜明,且在民族融合进程中善于吸取、学习异质文化之长的民族,其文学就繁荣发达。以往认为金朝文学只是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汉族作家创作的观点难以准确反映其文学的完整体貌和本质特征。     

民族融合在国家统一中的作用

本文首先从中原优越的地域条件来分析中原文明在周边各族中的领衔地位,从而说明中原文明对周边各族的强大的吸引力。在吸引和被接纳的过程中,中原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相互学习磨合,最终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统一体,从而从民族的历史渊源来说明民族融合在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功不可没。另外也从各王朝处理民族事务的专门机构的设立以及民族迁移来说明民族融合对各族“统一”观念形成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融合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的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问题,近人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对于这一时期民族大融合出现的历史原因、各民族融合的具体经历以及民族大融合对我国历史的深远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撰写出许多很有见地的论著。近年来,笔者在研读有关史籍和近人论著时,总感到在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融合的研究上意犹未尽,有几个从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史实中引出的理论问题,一直萦绕于怀。 一、从魏晋南北朝北方的民族融合看斯大林的“民族”定义     

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族融合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毛主蓆这一论述,精辟地阐明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深刻地揭示了汉族的形成发展过程。民族的发展是和民族融合分不开的。和许多其它民族一样,汉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也就是民族融合的过程,而且每一次融合,都使汉族出现一个新的发展。这种融合在不     

从稻作词汇看黎族稻作文明的源头与发展

黎族的稻作文明是中国南方稻作文明的一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透过黎语稻作词汇,可以看到:黎族的稻作文明源于南方的古百越民族,分离后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独立而缓慢地发展;近百年来,黎族稻作深受汉族的影响。     

试论楚族与先秦南方民族的融合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222年)时期,是我国南方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这种大融合的民族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殷商和西周以来南方民族频繁接触和友好往来的继续发展。本文特就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民族融合以及楚国在当时的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探索。     

北朝民族关系研究述评

北朝民族关系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具有典型意义,学界已在民族融合、鲜卑与汉族的关系、北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以及北朝不同时期的民族关系等研究领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如下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微观研究成果较多,但从宏观角度探讨北朝民族关系发展演变的成果较少;二是对具有指导意义的民族关系思想缺乏足够的重视;三是北朝民族融合的研究范围比较狭窄;四是研究着力不均.对北朝民族关系的研究还需要专家学者付出更多的心血,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力求取得更多的精品力作.     

秽与貊

秽与貊都是族系称谓。秽系民族一直生活在东北东部地区。貊系民族散居蒙古草原，自西周中、后期，部分迁入东北东部，与秽系民族杂居。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最终形成高句丽、秽貊、夫余等民族。秽貊一词最初是指居住于秽地的貊族，而后则成为新兴各族的通称。貊系民族受秽系民族影响，由畜牧民族变为农耕民族。     

北朝时期少数民族贵族的汉文化修养

继十六国之后的北方少数民族贵族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及汉文化修养明显加强。汉文化修养的提高使北方胡汉大族在文化上渐趋一致。南方汉族政权统治者也因此改变了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传统看法。在此基础上民族融合最后形成。民族融合的形成,对其后历史影响至深,其中最主要的是观念的改变和政策的调整。观念的改变,使传统的“贵中华,贱夷狄”的偏见遭到否定;政策的调整,使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少数民族贵族在上层统治集团占据重要地位。当时接受汉文化是北方少数民族贵族的普遍现象,除十六国时期延续下来的民族外,增加了北朝统治民族鲜卑拓跋氏、宇文氏、高句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