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城市与诗性文化

中国诗性文化、江南诗性文化、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空间叙事分层,显示了中国诗性文化研究在学理上的逻辑进程与经验走向。诗性文化在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的空间差异,主要是由南北不同的城市类型造成的。而在江南城乡之间,由于客观存在的"文明发展程度"的差异,形成了江南诗性文化产生"城市"与"乡镇"两种形态的根本原因;把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江南乡镇区别开,是我们正确阐释或建构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最重要前提。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不同于北方城市诗性文化,两者在逻辑上主要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对立;二是不同于江南乡镇诗性文化,两者的重要差异在于"伦理"与"审美"的不同,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中国本土的都市文化模式与经验。     

中华文化板块结构中少数民族的贡献

文章将中华文化分成四大板块,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沙漠绿洲狩猎游牧文化圈,江南稻作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从板块说中阐释中国少数民族在物质上、精神(文学)上对中华文化的巨大贡献。     

江南学术文化的历史逻辑

在地域文化中,江南文化无疑是独树一帜的。由于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原因,江南文化是以质有而趣灵的诗性存在方式、以自然为中心的诗性观念进入中国人的精神版图的,江南学人也以自然通达、博学清言的形象有别于北方学者。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江南地区长期处于政治化外,学术主体强烈的批判个性、学术题材的多元化发展,逐渐成为江南学术话语的重要特征。由于诗性智慧的非对象化的特点,江南学术文化思想的内核是不消言说、只能静观的,这集中体现在其后的自然天道、玄学、南禅、心学、诗学等江南思想资源中;由于诗性智慧的整体思维的特点,江南学术文化思想与日常人生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表现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完成人生的升华;由于江南学术文化自身组成结构的松散,有利于兼收并蓄其他文明成果,为此呈现出日渐繁盛的发展态势。江南学术文化有着内在的发展逻辑,其中自然诗性、善于怀疑发见、兼收并蓄的学术传统与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它与注重人伦秩序、代表着黄河流域的诸夏文化一起,以南北文化并立交融的姿态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论贺麟的宗教思想

贺麟在中西哲学思想融会之下诠释儒学,认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应循哲学化、艺术化和宗教化的途径迈进。其中途径之一——儒学的宗教化,是贺麟研究儒学与宗教的会通点。作为中国文化之体的儒家伦理应得到西方文化之体,即基督教思想的补充,因此贺麟提出“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的命题。并对中国传统的伦理概念作了宗教化的改造。     

试论战国赵文化构成的二重性

李学勤先生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曾将东周时代列国划分为七个文化圈,其中中原文化圈:“以周为中心,北到晋国南部,南到郑国、卫国,也就是战国时期周和三晋(不包括赵国北部)一带。”北方文化圈:“包括赵国北部、中山国、燕国以及更北的方国部族。”根据这样的划分,赵国的南部和北部分别属于中原和北方两个文化圈。李先生的划分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赵文化二重构成这一命题的基本内涵。 本文所谓赵文化构成的二重性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     

略论中国少数民族佛教信仰之确立

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碰撞并为中国文化所吸收、整合,以至于最后形成东亚佛教文化圈,是佛教发展史上的重大现象之一。过去人们对佛教中国化过程的理解往往偏重在佛教与汉地中原文化的冲突、融合上,而忽视了佛教的中国化还应当涵括中国部分少数民族对佛教的接受和信仰,忽视了对中国佛教三个并列的亚型即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傣语系小乘佛教的整体研究。而这些少数民族对佛教的信仰又采取了与汉地不同的途径与方式,并有其独特的信仰根源。本文正是试图从宗教文化学的角度来探索这些少数民族为什么又是如何接受佛教的。     

地中海文化圈概念的界定及其意义

古代最具历史地位的、与“黄河—长江文化圈”、“印度河—恒河文化圈”相呼应的“地中海文化圈”,其重心始在西亚两河流域,之后西移希腊,后至罗马。到中世纪,近代意义上的“欧洲”和“西方文化”(欧洲文化)取代“地中海文化圈”的地位。文化类型上具有共同质素的地中海文化分解为:以伊斯兰教为主的阿拉伯文化,与基督教及后起的近代西方文化。“地中海学说”虽已失去其文化类型上的意义,但是“地中海文化圈”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地区内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一个整体同上述另外两个文化圈的差异;有助于我们解读晚期希腊哲学,历史地评估“欧洲”与“西方文化”,考察“阿拉伯世界”与“西方世界”。     

《周易》与中国文化的诗性轴心

《周易》与《易》道的诗性,关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而不是把卦、爻辞当作诗歌和诗句来解释那么简单。《周易》建立起了一个文化实践模型,它的主体不是一种外在的概念化、形而上学的表述,而是通过“以有为有”的方式进行一种内部的、模型化演示,彰显了一种以《周易》本身的意义一价值机制及其象数、义理系统为组织形式与表现形态诗性文化体系。《易》道就是这种诗性文化体系自身的形上之道,诗性因而就是处于差异化与丰富性中的、不断被肯定和尊崇的经验状态：“以有为有”保障了存在意义、价值的内在完满和完整,而《易》道的价值实质和价值指标则是“自然的自然之道”,因而《易》道的诗性机制,就具体现为“自然”的经验秩序,以及保障“自然”经验的“自然化”秩序的“自然的自然之遄’之“逆捌’原则。     

长江文明视域下江南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

长江和黄河同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同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和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以黄河文明为摇篮的中原文化,其核心是一种“政治—伦理”结构,而以长江文明为母体的江南文化,其核心是一种“经济—审美”结构。长江流域城市是长江文化特有的“容器”,沿线城市文化代表着长江文化的最高发展“境界”。长江流域的江南城市形成了两大特点：一是政治中心的“经济化”和“人文化”,二是经济中心的“更经济化”和“更人文化”。江南城市不仅在长江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今天长江经济带文化创新的策源地和主平台。江南文化是中国诗性文化的典范形态,代表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矛盾的智慧,因此必然要成为引领沿江区域文化转化创新的榜样,并在当代长江文化传承保护弘扬中发挥出“龙头”作用。     

闻一多文化诗学论

闻一多诗学既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又有独特的审美诗性品格。这种文化与诗学的交融,首先表现在理性与感性、思与诗的结合上,其理性精神———个体主体性、公共文化精神与创造民族国家想象的互渗互动,构成了他的冷静地、科学地把握世界、理解人生的方式;其诗性把握———生命狂欢、宗教的形而上追求以及“兽性”,“野性”之类民族强力的提倡等,则形成了他诗意地、动情地体验、沉醉于世界人生的方式,二者的结合体现了理性转向与诗性转向的世界文化思潮。其次,表现在一方面他的诗歌及其他文本、话语历史化、文化化,笔底凸显一个“文化中国”,另一方面他对历史与文化的关怀与研究又渗透着诗性和艺术的形上精神,因而历史与文化又被文本化、话语化乃至审美化了。再次,从20世纪文化的整体语境、特别是欧战后重物质、轻精神的世界潮流和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中,闻一多诗学显示出其文化的整体性、开放性的特点,而他的诗学的一些独创性命题如“纯形”“三美”“浑括”“审丑”等又是在这种文化整体语境中被激活并显示出其独特性的。     

Jiangnan Buddhist Culture Research the Definition and Explanation of Jiangnan Buddhist Culture

One There are hundreds of temples in Nan Dynasty.The warm weather and abundant materials contribute to the emergence of religion in ancient India. The same applies to Jiangnan. There are also lots of temples and reli-gious activities in Jiangnan.     

佛经译入的文化作用

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因此语言的翻译不仅是语符表层指称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移植.本文对中国佛经翻译高潮产生的历史背景、特点及原因进行逐一阐述,对佛经翻译活动在历朝历代的中国文化、中国文人思想所产生影响进行实例性分析,从而进一步论述佛经翻译过程中外来文化思想与主体文化间接受与妥协、移植与嫁接,进而表述外来文化与主体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正面及负面影响.     

试论佛教文化对回鹘语词汇的影响

佛教文化曾对回鹘语的词汇产生过深刻影响。本文将回鹘语佛教文化词汇层分为关于佛教教义的词汇、有关寺院殿堂及佛像的词汇和有关经师、教徒及佛事的词汇三类,并分析了回鹘语吸收佛教词汇的四种方式,进而探讨了回鹘语佛教词汇发展的具体表现。     

体育视野下的藏传佛教文化

藏传佛教中的藏密修持、磕长头、转经筒、转经和＂羌姆＂等都是以宗教形式出现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这些活动主观上是宗教信仰活动的一部分,客观上却与现代体育活动的本质是一致的,对于增强藏族人民体质和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认为它们是藏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一部分,应该重视和开发利用这些项目,作为锻炼身体和提高健康水平的方法和手段。     

佛教文化资源与廉政文化建设

佛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外不少伟人从佛教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并从中得到启示。通过解读和分析当前社会对佛教文化信仰的认知和理解,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挖掘和吸纳佛教文化优质资源,更好地为构建廉政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试析晋阳佛教文化的内涵、特色与开发利用

历史上的晋阳是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个性分明的佛教文化区域。通过对这一区域性佛教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特色进行系统分析,可以看出晋阳佛教文化的几大亮点:一个菩萨,即文殊菩萨;二个宗派,即净土宗和华严宗;三个寺院,即双塔寺、崇善寺、白云寺;四座名山,即天龙山、太山、蒙山、崛围山。晋阳佛教文化资源的价值判定标准和开发利用原则值得认真总结。     

儒佛道思想家与中国思想文化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以儒佛道三教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多元融合的文化系统.悠久而丰厚的思想文化是通过具体的人而得以创造、传承和延续的.中国思想文化的三大主干离不开具体的儒佛道三教思想家实际的理论贡献和思想创造活动,儒佛道思想家的思想又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三家的思想,从而表现整个中国思想文化.     

唐代佛教寺院文化与诗歌创作

以寺院、精舍、招提、兰若等为题材的诗歌在唐诗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构成了唐人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唐人诗歌中这类题材数量的众多,是唐代佛教兴盛与佛教寺院文化发达影响的结果。佛教寺院独特的山水景观与人造景观,为诗人提供了创作之诗思与素材;诗人独游与群游寺院时,作为一种表现与交流的需要以及在寺院的寺壁题诗,刺激了诗人创作的兴趣;而以官僚文人以及寺僧为首,在寺院组织的诗会联唱活动,也对诗人的创作以及联唱体式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明代青海藏传佛教文化发展的政策背景

明代藏传佛教文化在青海的大力发展,和明朝中央政府对青藏高原地区采取的特殊宗教政策密切相关。对藏传佛教僧人大加封授、设立僧纲司制度、对藏传佛教寺院的大力支持等宗教政策,直接导致了明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分布的地域范围有了明显的扩大,这是藏传佛教文化在青海境内扩散传播的必然结果,更是明代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大力支持的结果。     

论佛教慈悲与宽忍思想对中华传统文明的融摄

慈悲与宽忍是佛教的重要思想,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这两种思想逐步融入中华传统文明中,无论是对提升民众道德修养,还是为政府提供治世之方,都有他们的踪影。佛教中的慈悲与宽忍思想不仅对古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研究得当,其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同样会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