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谪居海南事迹系年

绍圣四年丁丑(公元1097)苏武六十二岁春在广东惠州谪所四月苏拭再贬琼州别驾,移昌化军(治所在今儋县中和镇)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太守方子容来别。十九日离惠州,少子过随侍,长子迈留处惠州。苏轼《到昌化军谢表》:“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臣寻于四月十九日起离惠州……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苏拭《与王敏仲书》:“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实。今到海     

苏轼和陶诗系年考辨

苏轼晚年,独好渊明,并立言要尽和陶诗.在考证苏轼和陶诗具体数目的基础上,兼采苏诗各注家之心得,对苏轼和陶诗加以系年考辨,旨在更加具体、系统地还原苏轼和陶诗的历史原貌.     

苏轼和陶诗系年考辨

苏轼晚年,独好渊明,并立言要尽和陶诗。在考证苏轼和陶诗具体数目的基础上,兼采苏诗各注家之心得,对苏轼和陶诗加以系年考辨,旨在更加具体、系统地还原苏轼和陶诗的历史原貌。     

辨《甘棠》召伯之伯

《诗经·甘棠》历来被认为是一篇美召伯之德的诗作,对于其“伯”有三种理解:文王时,召公是“一州一牧二伯”的伯爵之伯,实是受文王之命佐治雍州;武王时,召公居上公与周公一起分陕,为东西二伯分治天下;成王时,召公位列三公尊为“太保”与周公一同执斧钺辅佐成王,亦是二伯.《甘棠》所记当是文王时召公与周公并分岐邦之事,而非武王分陕之事.诗云“召伯”正是以“二伯”身份来称颂召公当年在召南之地的德政功绩.     

读《系年》札记

一、楚灭息清华简《系年》第5章记载了楚国灭息:蔡哀侯取妻于陈,息侯亦取妻于陈,是息妫。息妫将归于息,过蔡,蔡哀侯命止之,曰:"以同姓之故,必入。"息妫乃入于蔡,蔡哀侯妻之。息侯弗顺,乃使人于楚文王曰:"君来伐我,我将求救于蔡,君焉败之。"文王起师伐息,息侯求救     

李白《将进酒》系年

李白《将进酒》一诗,前此诸家均以为是天宝三载李白去朝以后的作品。自李白两入长安说基本确立以后,《将进酒》以及其他与此诗相类的作品,其系年问题都有重新考虑的必要了。夫诗为心声,李白之诗尤多系至情之流露,至情之流露又多缘感遇而发。其笔底之波     

清华简《系年》管窥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已由上海中西书局于2011年12月出版,这是先秦史研究和简帛研究界的一大盛事。此书整理工作严谨认真,图版精美,释文准确,注释要而不繁,堪称典范。但百密难免一疏,有一些地方也还值得讨论。现略陈一二,请大家批评。     

苏轼《江城子》鉴赏

<正>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苏轼《江城子》此词为苏轼于熙宁五年(1072年)至七年杭州通判任上与当时已八十余岁的著名词人张先(990-1078)同游西湖时所作。作者富有     

苏轼《水调歌头》新解

<正> 历来对东坡词《水调歌头》的解释,多着眼于上片的几句:“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由于对这几句阐释的不同,导致对全篇主题理解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词人不堪政治的失意、亲人的久别,心情抑郁,于是幻想,成仙升天,但终究舍不得他所热爱的现实生活。①又有学者认为,这几句是指政治遭遇而言,“天上”、“宫阙”代表皇帝朝庭,欲归去就是返回朝庭,重见宋王,但又恐惧于朝庭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无可奈何,只得作罢。②这些解释如果单就这几句而言,似乎确实言之凿凿,但如果与首句的“明月几时有”联系起来看,则又     

《闲情赋》系年新探

陶渊明《闲情赋》,是一篇千古奇文。近年来相继发表一些探讨文章,新见层出,逐渐深入,愈来愈引人注目。目前看来,对其主旨尚存很大争议,可以预料,正酝酿研究新热。应该指出,问世文章中忽略了二个关键问题,即对其系年或只字不提,或语焉不详,研讨古典文学作品,尤其对于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者,首先应着力解决其系年;否则,欲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则难矣。笔者不避谫陋,愿就《闲情赋》之系年,聊陈新探如次。     

《鲁迅书信集》系年质疑

鲁迅在光辉战斗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书信。鲁迅书信和其他鲁迅作品一样,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深刻的思想性。它不仅忠实地记录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一生的思想发展、斗争道路和社会关系,从各个侧面反映了鲁迅这个“最正确、最勇敢、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光辉形象,而且相当深刻地揭示了他所生活时代的思想文化战线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它是我们学习鲁迅和鲁迅著作的珍贵史料,也是研究我国现代革命史、思想史、文学史的光辉文献。在今天是我们彻底批判“四人帮”的锐利思想武器。     

苏轼《与滕达道书》系年、主旨之探讨——与王水照先生商榷

苏轼《与滕达道书》是研究苏轼政治思想的一件重要资料,但因对此信的系年有不同的判定,从而造成对此信内容的理解发生分歧。有的同志认为此信写于神宗去世之前,当时新法继续执行,苏轼因怕“(讠尧)(讠尧)不已,则忧患愈深”,就劝即将入觐的滕达道缄言。信中所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只是一种     

苏轼《与鲜于子骏书》系年续考——兼与刘崇德同志商榷

《东坡续集》卷五有《与鲜于子骏书三首》,其第二首中有一段关于苏轼自己词作的很有名的话: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 对于书中所说“作得一阕”,词学界一向认为即指熙宁八年(一○七五)冬作于密州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因而这封书信也自然就应当是作于同时同地。笔者亦持这种看法。 数年之前,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忼烈先生在《东坡词杂说》一文中始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上引一书是苏轼“在徐州时写给鲜于侁的,书中所说那一阕词,不见于各种《东坡乐府》,想已失传”共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学习与思考》一九八三年第一期上又登出施议对《苏轼词风转变的几个问题》,文中转引了罗先生对其上述观点新作的具体论证,并进一步明确指出该书是苏轼作于任徐州太守时的元丰二年(一○七九)正月。     

苏轼《论语说》钩沉

苏轼有三部学术专著,即《易传》、《书传》和《论语说》,《易传》、《书传》流传至今,《论语说》却亡佚了。 《论语说》作于谪居黄州之时。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云:“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於《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易传》文多,未有力装写,独致《论语说》五卷。公退闲暇,一为读之,就使无取,亦足见其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也。”(《东坡集》卷二十九)书作于元丰五年     

解读苏轼《寒食帖》

历史的车轮走到11世纪,在中国的天顶上出现了一颗耀眼的彗星,姑且不沦他在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单就文学艺术而言,他给宋代历史带来的影响是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为“三苏”,嘉(?)二年(1057)进士乙科,官至端明殿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谥号文忠。苏轼学识渊博,才力雄大,实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完美人格的典范。他一生坎坷,入狱、贬谪、流放、最后客死江南,一生都在颠     

《苏轼诗研究》评议

苏轼著作丰富,且具多方面的文艺成就。他的诗歌今存二千六百余首,自来被誉为宋诗的冠冕。1987年由巴蜀书社出版的《宋代文学研究丛书》之一的《苏轼诗研究》是关于苏诗研究的一部专著。著者谢桃坊不是把苏诗随意分割、孤立研究,而是把它看作是有生成历史运动的整体。著作说:“苏诗是一个广袤的领域,须要在对它具体地研读之后。考察苏诗每个创作时期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及其创作上的得失,进而探讨其诗歌的创作道路,在此基础上来探讨其社会意义和艺术风格,才可能认识其真正面目,也才可能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给予它以文学史上应有的评价。”对苏诗研究所体现的整体性与系统性是本书显示的第一个特     

束皙《补亡诗》考论

《诗经》六首“有义无辞”之作实为“有声无辞”之作,束皙为其所作的《补亡诗》在句式和语言上都更趋近《诗经.小雅》的特色。束皙将自己真切的生活感受融入到诗中,诗作看似拟古,实为写今,从而深化了诗的主旨。诗作中蕴涵的贴近百姓的深切感情与其赋作是完全一致的,二者都体现出作者浓厚的民本思想。     

陶渊明《饮酒》诗系年考辨

关于陶渊明《饮酒》诗的系年,说法大致有五:元兴二年癸卯说、元兴三年甲辰说、义熙十年甲寅说、义熙二年丙午说、义熙十二三年说。笔者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另提一说,即义熙十四年戊午说。其理由主要有三:一、从陶渊明于义熙元年乙巳辞官奔程氏妹丧,次年返园田算起,一纪后当是义熙十四年戊午;二、其所饮“名酒”当是官人所送,而王弘恰于义熙十四年任江州刺史;三、诗中许多内容与刘裕称“宋王”及废安帝立恭帝事相合,而此事亦发生在义熙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