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交互与自我重塑:对沈从文20世纪30—80年代自订选集的综合考察

20世纪30—80年代沈从文有多种自订小说选集出版,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36年的《从文小说习作选》、1957年的《沈从文小说选集》和1983年的《沈从文选集》。通过考察它们的选篇变化和文本异动可以发现,沈从文选校作品的活动往往是在与文坛对话中进行的,而最终的选定、改定的文本也彰显了不同历史语境下作者重塑写作史、表达文艺理想的愿望。就《从文小说习作选》而言,沈从文改写了自己一度追求“实利”的写作动机,表现出对“乡下人”道德理想的追求;而《沈从文小说选集》则强化了革命话语对小说选篇和文本修改的干预,增加了大量表现底层民众苦难和革命斗争的内容,体现了作者对新中国历史话语的认同;《沈从文选集》的编选既反映了作者在新时期获得重评的渴望,也受到文坛上诸如“丁沈失和”等人事龃龉的影响。     

略论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内涵

考察《从文自传》之中的“身份预设”,不难发现，“乡下人”,便是沈从文对自己所作的“身份预设”。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概言之，倘若说20世纪30年代《从文自传》之中的“乡下人”内涵主要是从创作层面出发，针对“城里人”而言的。那么，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内涵，则更多是为了凸显自身精神的独特性与思想的边缘性。实际上，这种凸显，恰是这一时期，沈从文对自身思想源头进行了清醒审视之后的直接结果。     

认知变动中的“湘西”文学想象——论沈从文的返乡与《萧萧》的改写

《萧萧》是沈从文“湘西”书写的重要作品,其1930年初刊本、1936年再刊本、1957年选集本构成了一个纵向的文本脉络。《萧萧》的两次改写与沈从文的返乡经历存在着时间和逻辑上的关联。三次返乡经历是促成沈从文“湘西”形象建构流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沈从文“湘西”的文学想象,也随着他对“乡土地方”和“现代中国”的关系的认知变动而发生变化。《萧萧》的改写和版本变迁,很好地呈现和解释这种变化。     

雅歌与挽歌--《圣经》视角下的《媚金·豹子与那羊》

沈从文不是基督徒,但他与《圣经》有不解之缘。上世纪20年代初他在北京寻找文学理想的那段艰难时光中最常阅读的两部书就是《史记》与《圣经》。那段时间的创作中,除直接以教会经历为题材的《蒙恩的孩子》等作品外,《月下》、《神巫之爱》等作品中也不乏基督教的祷词和喻象。沈从文1929年创作的《媚金·豹子与那羊》(以下简称《媚金》)与其他的苗族传奇一样,被人读解为“一对青年为了浪漫的爱情而牺牲的故事,颂扬了他们的坚贞不渝。”[1]沈从文生前曾多次感慨自己小说的不被人所理解:“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     

病情史料发掘与沈从文再认识

沈从文的家族存在着强大的“疯狂”遗传基因,这使得沈从文的感知方式呈现出一定的“异常性”,并对其文学活动、精神流变与生命创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中期,沈从文文学创作风格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出现了诸如《看虹录》《绿魇》《莲花》之类的“悦乐疯狂”之作,并产生了“神”、“生命”等超逻辑的思想命题,与这一时期他病情的加剧有着密切的关系。     

沈从文作品的湘西方言注释

<正> 沈从文作品中使用了许多湘西方言,对此各家的看法不一.司马长风在所著《中国新文学史》中曾批评他“方言土腔难解”.自称湘西人的贺玉波,在《中国现代作家论》一书中对“在他的作品中,他总是用着他自己故乡的方言,或者苗族的方言,以及许多人难懂的成语,这也是我们所不满的”.美国人金介甫认为,“他早期在方言运用上或许分恣情,但抛弃这份遗产,等于是丢弃他家乡最可贵的贡献”(见《沈从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色彩》,载1987年1月台湾《联合文学》沈从文专号).不过,过多的土语言方会妨碍作品与读者的沟通.我作为湘西人,在阅读他的作品时也因有不少方言看不懂,而不得不写信去问家乡的亲友.这份《注释》,就是根据我的回忆和家乡亲友的解答编写的,也许对其他阅读沈从文作品的人会有所帮助.由于年代久远,语言又有变化,回忆倘有不准确处,还希望得到家乡人的指正.     

鲁迅与沈从文

鲁迅与沈从文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书信往来。但从鲁迅的作品、书信和沈从文的文章中,我们发现,他们互有谈及的地方,从中可以了解鲁迅对沈从文的看法和沈从文对鲁迅的态度。 一九二四年,当沈从文在北京以休芸芸的笔名登上文坛时,中国文化新军的英勇旗手鲁迅正在北京战斗。次年七月十二日,鲁迅在给钱玄同的信中首次提到沈从文,说:“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鲁迅书信集》第七一页)当时,沈从文正在贫困中挣扎,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用各种笔名写稿,鲁迅说他“玩各种玩意儿”,显然含有贬意。据陈漱渝在《鲁迅与丁玲》(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湖南日报》)一文中     

沈从文与《大公报》

《大公报》与沈从文有很深之“缘”，这不仅仅缘于沈从文1902年诞生那年，《大公报》也在天津创办，而且更在于此后沈从文与《大公报》长达近20年的相处过程中，发生了与他一生活动有重要意义的诸多事件，如在发表过沈从文作品的所有报刊中，数《大公报》上刊载其作品为最多；在沈从文1949年前所经历的6次大的文坛论争中，有4次是因他最先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引起；沈从文在其整个报刊编辑活动中，唯有对《大公报》的时间、精力与心思等投入最大；沈从文的一些代表作（如《湘西》）最先由《大公报》推出面世；沈从文等人经营的《大公报…     

论沈从文的创作动因

写这个问题之前，得先加个子题：感情是创作的动因，作家一种情感赋予他一系列作品以体系上的统一性。黑格尔在《美学》里讲到情感与艺术关系时这样说：”激情是构成艺术的真正中心和真正世界，”文学写什么和怎么写，是“艺术家自己所意识到的和感受到的。”沈从文对此有许多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一切作品需要个性，都必须渗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沈从文别集·边城集》）如果“过分加重他的道德观念的责任，而忽略产生创造一个文学作品的不可少的情感动力”（《抽象的抒情》第9面）是写不出好作品的，文学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见于文…     

浩气永存

<正> 我曾读过沈从文先生写的《记胡频》与《记丁玲》印象很好.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一期刊登陈明同志的文章——《丁玲在推迟手术的一年里——关于丁玲复出后四篇文章的琐记》.文章约用一半的篇幅反复强调沈从文一而再地“对丁玲缄口不提“他写过《记丁玲》.原因是文章的“失实”“编造”,歪曲胡也频、丁玲与革命的关系.”我感到非常惊奇.为此我重读《记丁玲》,也找到了《诗刊》发表丁玲写的《也(?)与革命》,想懂得其中的真意.     

来的是谁？

对于喜爱沈从文及其文学作品的人们来说,1949年后,沈从文放弃“抽象的抒情”(指写作),埋头于“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指文物研究),实在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件憾事。沈从文被夏志清先生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杰出的、想像力最丰富的作家”、“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诺奖评委马悦然先生认为,沈从文如能活至1988年的10月,定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去世,对于马悦然和无数抱有诺奖情结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最遗憾的事情”。据现当代文学史史料,一个基本可下的判断是:1949年以后的沈从文已经不再有比较重要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可这一判断在今天已经为最近“发掘”出来的沈从文与黄永玉之间的一封“信”打破。1971年6月8日,身在湖北咸宁乡下的沈从文寄给“河北磁县1584部队二中队一连二排五班黄永玉同志收”的牛皮纸做的小信封里塞的竟是一篇八千余字的小说,标题为《来的是谁?》。小说原稿后来为黄苗子先生完善地收藏30多年,于2006年8月找出并“原璧归赵”。2006年9月18日,黄永玉先生给凤凰同乡、好友刘一友先生去信(见《黄永玉先生给刘一友的信》)“布置一篇作业”,要这位这方面的里手,分析分析这位老人在解放后创作这篇小说的“机缘”,于是便有了刘一友先生对《来的是谁?》的解读———《孤寂中的思亲奏鸣》。经刘一友先生推荐,沈虎雏先生、黄永玉先生同意,《来的是谁?》这篇沈从文解放后最重要的创作,在本期学报和刘一友先生专谈黄永玉先生的一本书同时刊发和出版。《来的是谁?》是沈从文先生为自己打算写的一个有关外公一家(黄家)长篇传奇所作的“楔子”或曰“引子”,“情调哀凄,且富于幻想神话意味”(黄永玉先生语)。欲知这位“不相信命运,却相信时间”的老人、这匹“无从驯服的斑马”,在“那种地方、那个时候、那种条件”怎会“忽然正尔八经用绳头行草写起那么从容的小说来?”以及“这文章怎么会写得跟以前的文章不一样?”,请关注本栏目。     

优美而破碎的农业文明意象——沈从文《边城》的又一解读

沈从文小说《边城》自问世以来,迄今人们大都还只瞩目于其光辉的艺术价值。揭示并敞露《边城》的文化思想价值是本文的旨意所归。《边城》勾勒出的是一组优美而破碎的农业文明意象。“优美”是农业文明的牧歌,“破碎”是农业文明的沦丧。城市文明的时代忧患是沈从文如是描述的言说语境。历史与现实、理性与经验的龃龉是沈从文如是状写的叙述心理。本文正是从此四个角度立意论析,从而折射出沈从文及《边城》耀眼的文化思想价值。     

沈从文的“现代水世界”——从《诗经》看沈从文对“水意象”的继承和创新

中国的文化人都是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特别是文化中的名人更是不断的从传统知识中汲取养分。“水意象”从《诗经》开始已源远流长。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熏陶，影响到他散文中对“水”的认识和创新。从沈从文散文中浓厚的“水意象”，说明沈从文先生生活在自己的现代水世界当中，对古典知识有其继承和发展。     

石韫玉而山晖——谈沈从文的“乡下人”观念

<正> 文学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这就是白居易说的“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的道理.读沈从文的作品,可以窥见沈从文的为人.如能正确认识沈从文的为人,就能更好地科学地理解评论沈从文的作品.知人论文,首先要知人,才能把文论好.沈从文能走进神圣文学殿堂,建构起一座文学上独具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希腊小庙”,正象他自己所说的:“一半是正当生命成熟时,和当时新的报刊反映的新思潮接触     

南社诗人田星六和他的诗词

<正>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湘西》“凤凰篇”中说:“游侠者精神既浸透了三厅子弟的脑子,所在本地人观念上也发生影响……诗人田星六,诗中就充满游侠者霸气,山高水急,地苦雾多,为本地人性格形成之另一面.游侠者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近读沈从文先生提及的这位土家族南社诗人田星六的《晚秋堂诗集》、《晚秋秋词》、     

沈从文小说中的地名特色

1、富湘西色彩.沈从文是湘西凤凰县人,在他所写的大量小说中,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占了突出的地位,用作家自己的话说就是:“笔下涉及社会面虽比较广阔,最亲切熟悉的,或许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份乡村人事”.(《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湖南人民出版社)沈从文不仅写了湘西的人,湘西的事,还写出了湘西的地名,加重了作品的湘西气息。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浅谈沈从文的作品与人品兼及湘西的沈从文热

<正>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秦牧先生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大文:《人和事小品》,共三则,第一则为:《海外的沈从文热》。在这一则里介绍了海外研究沈从文的种种盛况。他写道:“海外现在流行着一股沈从文热,欧美好些国家,风起云涌似的,有好些文学爱好者都在研究我国作家沈从文。在美国,有四人因研究沈从文获得博士学位,有三十多人获得硕士学位。哈佛大学有一个文学博士写了长达五百多页的有关研究沈从文的专著。在法国,巴黎大学甚至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凡是要投考‘终身中学中文教员’的,都要读四本中国文学书,其中必须有一本是沈从文写的”。接着秦先生还谈及了香     

沈从文创作心理三部曲

沈从文家世的衰落和在社会(主要是在北京)遭到的拒绝使他产生了自卑心理,在摆脱自卑的重负和与城市搏斗的过程中,他形成了“乡下人”的审美立场,构建了城乡异趣的文学世界,从而使自己获得了自尊,达到了生命中的“高峰体验”,进而达到超越自卑的境界,成了“自我实现的人”。在心理的迁移过程中,沈从文的创作呈现了三部曲:感伤/回忆—嘲讽/抒情—白描/写实。在此基础上,《边城》意蕴、《长河》残卷也有了新的阐释。     

《边城》的灵性与沈从文的童心

《边城》的美洋溢着灵性之光。这是因为沈从文用童心观照世界,把自己的经验与翠翠的视角融为一体,写出了童心的纯粹。沈从文视童心为信仰和价值尺度,这在《边城》里通过以翠翠为核心的人物群体得到强调,彰显了童心所创造的奇迹。但是《边城》的美丽中隐含着人生无常,沈从文感受到了现代性的脚步正在进入古老的湘西。他意识到神的存在要依赖牧歌的环境,而这在现代社会难以得到保证,因而不免发出“美丽总使人忧愁”之叹。《边城》是二佬唱给翠翠听的情歌,也是人们探索人性和思考社会的一本生动教材。     

沈从文与象征主义

一沈从文在一篇叫《主妇》的小说中说：“有人称我为‘象征主义者’我从不分辩”。随后又加重语气：“一个象征主义者，一点不错。”这是沈从文第一次明确承认自己与象征主义的关系，时间1945年，地点昆明。可能是云南的“光景异常动人”的山光云影让沈从文悟彻了“过去”与“目前”，“抽象”与“偶然”背后隐伏的形而上意义，因为“自然是座大神殿”，在那里，“颜色，芳香与声音相呼应”。更主要的，还是西南联大特有的学术文化氛围影响了他。叶公超、燕卜荪、冯至、卞之琳等，“在介绍现代派文学方面起了先锋作用。他们在课堂上开讲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