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成员在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上也开始分化。收入分配状况直接反映了一种制度设计的有效程度,由于收入分配的合理和公平与否与人们的生活水平紧密相关,因此,社会财富的分布状况会在社会系统的各个层面上产生强烈影响。     

我国职工收入分配的现状、特点与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近年来我国职工的收入分配发生了一些结构性变化。其特点是：标准工资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奖金补贴所占比重则大大上升；工资外收入明显增长，从外单位所得收入也有增长；职工内部收入在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不同行业和企业、事业、机关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而且由于分配格局的重新调整和贫富差距存在，分配不公不可避免。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方能正确解决、正常运营。     

从城乡分化的新格局看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

近年来,我国城乡二元性特征出现了新的变化,城乡间的同质性及城乡内部的异质性都在增大,从而导致了社会成员分化程度加剧。新的城乡格局不可能再回到旧框架中去,但亦非向西方式的阶层化社会结构发展。目前我国社会的分化属于集团性分化,城乡分化被封闭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内。城市间的差距拉大,出现了城市地方化倾向,城市内出现了组织分化及主要由组织分化造成的个人分化。农村社会的分化可分为高集体化低工业化、低集体化低工业化、高工业化低集体化及高工业化高集体化四种类型。作者认为深化改革就要从调整工农剪刀差入手,逐步取消国家财政对城市的补贴,要容纳农村新生结构要素,给农民以相对平等的机会和权利。     

房价上涨、财富积累与社会分化

在讨论社会结构的分化时，最常见的是根据货币收入分配的差异来划分不同的社会阶层。其他形式的资源差异也往往被转换成货币收入。事实上，收入分配仅仅是了解社会结构分化的一个指标。现在，已经逐渐产生了其他形式上更为激烈、速度上更为迅猛的社会分化的机制，通过资产增值来积累财富就是这样一个潜在的机制。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可以将房价上涨当做一个中介过程，来讨论新的财富积累形式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大学生审美取向透视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深刻的制度性改革和结构性的变异,触动了大学校园文化方方面面的巨变,当代大学生在思想、道德、精神文化等方面价值体系的分化与重组,在审美层面集中体现为审美价值趋向由统一向分化、由教化模式向自主模式、由社会向个人、由自发向自觉急速变异的趋向。     

“河南村”流动农民的分化

城市流动农民 (又称流动人口、外来人口 )已经出现二次分化。所谓二次分化 ,是指改革以后 ,在原来意义上的农民分化为若干职业群体后 ,作为其中一个统一身份群体的流动农民内部的再分化 ,即形成若干类别群体或等级群体的过程。我们的研究表明 ,在过去 10多年的时间里 ,流动农民这一群体的内部结构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 ,在横向上 ,他们在不同职业位置间的流动相当频繁 ,新的职业位置也在不断被创造 ,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缺乏保障的流动到城市的农民中 ,利用各种关系网络为他人提供灰色乃至黑色社会服务和支持的中介、掮客已相当活跃 (…     

居民消费升级的理论与现实研究

消费升级是个多维度的过程，主要包括内容升级和品质升级。在“需求-供给”的研究框架下对消费升级进行理论分析，并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升级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应用分析。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不足以支撑新一轮消费升级，收入阶层分布导致了消费升级的“小马拉大车”，供给能力和结构均对消费结构升级的支撑力度不足。未来要围绕消费者分层、收入分配政策、市场化改革等解除需求和供给侧的制约因素，切实推动消费升级。     

关于目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情况的分析

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国家和百姓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自从原始社会就有分配关系,但那时是平均分配。自从私有制及阶级社会产生以来,就存在着收入分配的差距问题,那时因为存在着剥削阶级,贫富存在着巨大差距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国目前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人民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存在着很严重的贫富差距,进而造成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与迸发。出现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既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既有合法的因素,也有非法的因素。出现这种情况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所以需要改革进行调控,缩小这种差距是执政党必须解决的问题。笔者就这一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农民工弱势群体生存现状及对策研究

本文从农民工的经济、政治、精神生活、子女教育四个方面论述了我国当前农民工弱势地位的现状。并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即农民工自身素质较低,社会制度的缺陷和收入分配的不健全。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目前农民工弱势地位的对策。就是要从户籍制度的改革、法治的健全、扩大农民工就业、改革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等方面来切实改善农民工弱势群体地位。从而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稳定,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     

群体性事件:考验政府治理能力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重启现代化进程,我国在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也重新开始了利益的再分配,再调整。在此背景下,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和公众利益意识日益觉醒双重交织,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社会控制方式又失去了存在基础,由此形成了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制度性背景和基础性根源。     

从美国收入分配调节看我国收入分配调节机制的完善

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引发我们对美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关注。我国应学习借鉴美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相对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在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方面加强机制的顶层设计,着力在一次分配上,建立健全职工工资与经济基本同步增长、不同行业收入分配有效调节的机制等;在二次分配上,建立健全为中低收入者减支增收机制、财富分配调节机制等;在三次分配上,大力发展慈善和公益事业,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双减”政策下延背景下城市幼儿家长教育焦虑的新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

当前,“双减”改革进入向学前教育下延的新阶段。本研究采用“教育—社会—市场”的三元互动视角,对28名城市幼儿家长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对城市幼儿家长教育焦虑的新特征及其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实证研究发现：当前城市幼儿家长的教育焦虑呈现出焦虑催化、焦虑产生、焦虑加剧和焦虑缓解四大新特征。上述焦虑的形成机理受到学前教育功能、教育分流体制、社会文化、“影子教育”和社会阶层五个因素影响,涉及教育、社会、市场三大主体。对此,应推动政府、幼儿园、家长和全社会形成合力,从而充分发挥教育、社会及市场的协同育人功能。     

萨勒曼执政以来的沙特经济改革述评

沙特经济的特点是由国家主导、以石油收入分配为核心。非石油行业及私营经济的发展因依赖政府高额财政补贴而缺乏独立性,家族企业垄断私营经济,过度依靠外籍劳工等特质,构成了沙特经济的基本面貌。萨勒曼国王执政以来,沙特施行了推动私有化进程、吸引外资、扩大主权基金投资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但经济改革仍受到诸多内外因素的制约。一方面,家族政治和威权治理模式的掣肘、就业人口技能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脱节、食利经济模式的惯性和经济结构改革之间的矛盾、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进程的阻挠等国内因素,严重制约着改革措施的实施及其成效。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地区国家间的同质化竞争、国际能源市场的动荡和突发事件对沙特的冲击,都是沙特在重塑本国经济、建立新社会契约过程中面临的外部挑战。     

国有企业职工内部阶层分化的现状——国营大连造船厂职工调查

在我国迈向现代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社会分化是无可回避的社会现象。阶层分化是社会分化的基本类型之一。我国实行有计划商品经济以来,职工的阶层分化状况如何?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和社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对国营大连造船厂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这次调查结果表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有企业内部职工的层化现象出现了新的特征,并呈进一步分化的态势。这种层化特征,通过不同层次职工在经济利益、社会地位以及相应的思想观念上的差异表现出来。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

作者认为,社会分层机制总是嵌入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并由规定着社会经济形态特征的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的。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生产资料并以行政性的委托—代理方式经营,人力资本产权残缺;这样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人力资本只能以非市场贸易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结合,经营剩余以国家租金的形式存在;国家公共权力不但表现为索取剩余的租金权力,也表现为分配这些租金的再分配权力。再分配者在再分配过程中偏向自己而导致阶层分化。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情形下,公有资产的既具行政性又具契约性的委托—代理制度,以及嵌入在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制度,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如此制度安排,决定了国家公共权力持续地但只是部分地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同时它还衍生成了权力精英谋取私利的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对生活机遇的分配产生着影响。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以这些动力基础为依据,作者构建了一个由十个阶层构成的框架,以呈现当前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的轮廓。     

我国城乡家庭收入差距的集中体现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解决分配上存在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问题入手的。10年来,分配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若干新情况和新问题。本文即对改革以来我国收入最高家庭与收入最低家庭的收入差距问题作一尝试性分析。     

社会转型与人口发展——试论深圳人口发展的基本特点

本文从社会转型的角度论述了深圳人口发展的基本特点。作者认为,深圳自设立经济特区之后仅仅用十余年时间便从一个传统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这是与以机械增长为主要途径的人口发展模式分不开的。非农业人口超过农业人口,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第二、三产业人口超过第一产业人口,以及人口结构的分化和身份角色的多元化等,这些特点既体现了深圳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的基本过程,也折射出深圳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殊规律。     

珠江三角洲农村职业群体在利益分化中的心态与行为倾向调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农民队伍发生了较大的分化。总的来看,分化循着两个方向同时进行:一是结构性的水平分化或职业分化,农民群体已从过去单一内涵的种养业劳动者分化为企业工人、个体工商劳动者、乡镇企业管理者等不同职业群体;二是地位性的垂直分化或利益分化。随着农民队伍分化为不同的职业群体,各群体在经济收入、职业地位、社会声望、政治地位、福利待遇、生活条件、文化参与机会等方面逐渐出现差异,正在形成具有不同特点和要求的各种利益阶层。人们对利益分化结果产生的心理反应和行为选择不仅影响到农村的社会分化和社会稳定,而且也成为评价现阶段农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     

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市场

本文通过探讨导致农民工和城市工人之间收入差异的机制,检验了城市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农民工个人特征是如何影响到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融合的。运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在将收入划分为包括福利的总收入和不包括福利的工资收入后,本研究检验了样本代表的各城市内部城市工人和农民工两种收入之间的差异,发现城市工人和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异主要来源于福利性收入,或者说,影响在职农民工在经济地位上融入城市生活的主要因素是基于工人户籍身份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     

再析新时期利益格局变动中的若干热点问题

作者针对国外流行的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倒U型”理论及一些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实践,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认为市场机制的导入对劳动工资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并不是非常突出的,而对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是明显的。市场机制调节范围的扩大并不一定意味着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也不一定意味着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能力会受到削弱,等等。此外,对衡量人的社会地位、如何看待“流动民工”、是否存在着严重的“脑体倒挂”以及“反贫困”等问题,都作了颇有新义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