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的史书与史官

(一)《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尚书·多士》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从《周礼·春官》和《礼记·玉藻》中可以看出,西周的记史和史官制度,比之殷商更趋完备.《春秋公羊传注疏》引闵固曰:"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可见,西周以至春秋时期,周王室及各诸侯国都有各自的史书.《墨子·明鬼》谓西周晚期周、齐、宋、燕皆有《春秋》.《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这就是说,按年代顺序记有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事迹的《乘》与《祷杌》,其性质与体裁同于鲁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史记·十二诸     

小议占卜与预测

《易经》历来被认为是一本占卜之书。南宋大儒朱熹把陈抟所 制《易图》拿来放在《易经》卷首的同时,也放上了一篇《筮 法》。易就是卜,似乎已经成为定论。然而,这里大有疑问。 《管子·山权数》篇记录了管仲答齐桓公问的如下一段话: “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 败也;行者,尊民之利害也;易者守吉凶成败也;卜者,所 以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 迷之数也,六家者即见;其时使豫先蚤闲之日受之。故君无失时、     

文心雕龙辨疑──《史传》,十三条

１、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古代史官，有左史右史之别，一方面奉侍君王左右以听驱策，另一方面又有记言记事的不同司职。究竟记育记事左右史怎样分担，古籍所载各有不同，正好又呈相反的情况，带来了本条两句所述确否的质疑。这里先列两种说法──《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徐斡的《中论·虚道》也说：“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春秋左氏传序》的疏文不仅说法相同，而且还说明了左右史分职的原因：“左是阳道，阳气施生，故令之记动；右是阴道，阴气安静，故使之记言。”另一说以《汉书·艺文志》为代表：“左…     

谈注解

<正> 注解起源约是《春秋》"三传".汉代注解《五经》,起初也叫传.后来才叫注."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 (《史通·补注》)传与注意义相同,都是把文章加以解释,使读者容易明了.此外还有:解、释、训、诂、故、述、说、音、笺、章句、索隐、正义、音义、解诂、训故、诂训等名称.书中有:作者自注,他人的注,还有给注再加注的疏和疏证、笺证等等.注解的名称多,式样也多.这里只说编辑史料的注释,大体有如下几种:一、以原文为题、撰写记事文章.如《春秋》言简意赅,用几个字记述一件历史大事.隐公元年郑国一场内乱,《春秋》只用"郑     

中国古代美育思想鸟瞰

<正> 美育思想在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虽不能说是随处可见,但也绝非寥若晨星。不过,美育在当时并没有成为独立的课目,它主要是包含于人民的实际生活习惯和教育内容中。如,相传为黄帝时所作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宀六)(肉)。”(见《吴越春秋》)又如《吕氏春秋·仲夏记·古乐篇》中有关葛天氏、朱襄氏、阴康氏等的记载。传说     

纬书与政治神话研究

所谓“纬书”,就是解经的书,“纬”是相对于“经”,即儒家“六经”(亦称“五经”)而言的。据说“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以遗来世”。所以有孔子《七经纬》及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河图》、《洛书》本文(《隋书·经籍志》)。其实纬书与孔子无关,是汉代儒生自行制作的。赵翼《廿二史(答刂)记》中说汉代儒生“上书无忌讳”,所言正是汉儒通经致用犯颜直谏的风气,如昭帝之世睐弘以符瑞言“当有匹夫为天子者”,请汉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京房、李寻以“天人灾异”议朝廷政治     

《辞源》疑误——《读书识小》之四

近岁缘工作之故,时检《辞源》(新版),有所疑则笔录之,久亦盈囊.今辑出数条,略加董理,以就正于大方,不敢日必是,故名之曰“疑误”云尔。一、释义之误[郢都]春秋楚都.1、楚文王十年自丹阳迁此.至昭王十年,吴师入郢,楚迁都于鄀。故址在今湖北江陵西北。参阅《水经注·沔水》.2、楚文王迁郢,后九世平王立别宫,亦称郢。故址在江陵东北。参阅《资治通鉴·三·周赧王十六年》.案:“郢都”有二义。一义为专名,即《辞源》所云之“春秋楚都”。此郢亦被称为“纪郢”(见《史记·楚世家》)、“南郢”(见《越绝书·吴内传第四》、《新序·卷四》)、“哉郢”(见安徽寿县出土之。“鄂君启节”、湖北     

试论“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

“春秋”本是古代史官记事之书:“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班固《汉书·艺文志》“左”、“右”互误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以春秋代序为一年,从而以“春秋”为纪年史的专用词语,先秦时期,已经十分普遍。当时各个侯国都有“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有“教之《春秋》”,即教之     

孝道新解

<正>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曾参……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明确地指出《孝经》乃曾子所作。《汉书·艺文志》之《六艺略》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是说孔子向曾子陈述孝道后所作。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他陈述后,由曾子记下来,亦可证明《孝经》的作者是曾子。从《论语》记曾子“慎终追远”等论述看,曾子本人尽孝道、讲孝道,确有一套孝的理论和主张。     

北宋《洪范》学简论

赵翼《廿二史剳记》卷二○“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条云:“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并称其特点曰:“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非徒以炫博也。”赵氏所说,似亦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通例之一。及至北宋一代,其时最为重视的经书,除《易》与《春秋》外,则莫过于《尚书》之《洪范》。此篇相传为箕子所以答周武王问治道者,先秦古籍多有称述其说。两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尊之为人君治天下之大法,遂亦成为学人探究之要典。然迄北宋建国,据《隋、唐·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专论《洪范》之作,仅有伏生《洪范五行     

《甘誓》浇说

《尚书·甘誓》记伐有扈氏事。谁伐有扈氏,经文未明言。《史记·夏本纪》说“有扈氏不服,启伐之。”《淮南子·齐俗训》高诱注说,“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以为伐有扈氏者是夏启。《墨子·明鬼下》引用《甘誓》全文,而篇名作《禹誓》,以为伐有扈氏于甘者是禹。我们认为前说符合历史实际,《甘誓》所记伐有扈氏者不是禹。禹容或有伐有扈氏事,但是这次不是他。自《甘誓》本文看来,作誓者口气严厉,态度决绝,誓与有扈氏作殊死战,显然只有杀益夺权,用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因而遭到有扈氏激烈反对的启才能如此。     

屈原曾任楚太子师傅

楚怀王为太子时,屈原曾经当过他的老师.楚国历来就有太子师傅之类的官职.春秋时,楚成王之太予商臣,得其师潘崇之谋,弑父自立(《左传·文公元年》),楚庄王又使大夫士亹为太子箴之傅(《国语·楚上》),楚平王亦使伍奢、费无极为太子建之师(《左传·昭公十九年》).屈原之任太子师傅,虽不见于记载,却是一桩班班可考的事实.其证据有三:     

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

老子平生事迹,司马迁《史记·老子传》所记很简略,有错误,又有传疑的说法。参考他书也只能描写一个轮廓。老子姓老名聃,(《墨子》《礼记》《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书均称他为老聃或老子,《吕氏春秋》又称他为老耽:耽与聃古通用。可证他姓老名聃。)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见《老子传》)生于春秋末期,曾任东周王朝的图书馆员,掌管图书,孔丘     

荀子大儒"法先王"证及其他——读荀札记之一

《荀子·儒效》明言:"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作心),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可是,唐儒杨椋在其《荀子注》中却说:"以浅持博,谓见其浅,则可以执持博也.先王当为后王,以古持今当为以今持古,皆传写误也."清儒卢文绍对杨注没有怀疑,只是补充说:"'以一持万'元刻作'以一行万',《外传》同,本书《王制篇》亦同."清人刘台拱也赞同杨说"先王当为后王",并进一步补充说:"后王谓周也",但他却不赞成杨注"以古持今当为以今持古"之言,说:"以古持今亦谓以文、武、周公之德持今世,杨谓当为以今持古,     

岑仲勉误记尚让后事

岑仲勉教授所著《隋唐史》记黄巢起义军重要领袖尚让事说:“尚让后事不可确知。”岑氏据《新五代史》,见朱温破徐州,“得时溥姬刘氏,故尚让妻”的记载,故估计尚让或恐遭害。但《旧五代史·敬翔传》明说:“及(尚)让诛,时溥纳刘于妓室,”确言尚让实已遭害,殆岑氏未见及旧史此文也。     

读者来信

|编辑先生: 读贵刊1987年第10期《齐鲁文化之异同论纲》一文,很受启发.但其所用材料,尚有些不确切处,举如下: 一、文章对《左传·定公四年》条附注为:“杜预注:‘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周之宗盟,异姓为后”二语,见于《左传·隐公十一年》条,孔颖达《春秋正义》曾经引用.《春秋正义》后收入《十三经注疏》.依此,这两句话应是孔颖达疏,而不是杜预注. 二、文中说:“战国田氏代齐后,齐桓公竞设立‘喷室之议'的议政机构”.按“啧室之议”出自《管     

楚国的等级结构与阶级关系

考察楚国的等级结构与阶级关系，对于揭示楚国的政治秩序，进而认识楚国的社会性质，都不无稗益。一、等级结构《左传·昭公七年》记载申无字与楚灵王的对话：“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巨大夫，大大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研究先秦史的人士，大多以为申无宇对楚灵王所说的“人有十等”的一席话，反映了楚国的阶级关系，并借以推断春秋时代的楚国尚处于奴隶社会，这是需要加以辨识的。我以为，由无宇对楚灵王所讲的“人有十等”，不过是…     

孔子司马迁治史态度比较

<正>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史家之一。关于他著《春秋》之事,屡见于先秦、两汉人的记载。他的治史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史家,司马迁就是其中一个,然而他们毕竟有所差异,今试作比较如下: 一,直。孔子主张“秉笔直书”,他赞美“书法不隐”的董狐,许以为“古之良史”(《左传·宣公二年》)。他的《春秋》也由此而使“乱臣贼子惧”。这一点与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直录”(《汉书·司马迁传》)笔法是一致的。但孔子又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治史风格,以     

《诗》二“南”释义新探

《诗·国风》中周、召二南的含义,说者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或指“南”为“南国”。如宋朱熹《诗集传·周南序传》下即谓:文王“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后成王继位,周公居摄,“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管弦,以取法后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故“南,言化自北而南也”。但此江沱汝汉一带,周初本属荆蛮之地,后即为楚之封域。《史记·楚世家》虽记有楚人先君鬻熊曾“子事文王”,故     

《天问》“兄有噬犬”节索解

《楚辞·天问》:“兄有噬犬,弟何欲?——易(夷)之以百两,卒无禄!”《天问》关于人事的部分,疑据楚史《梼杌》或《坟》、《典》之书,作节略并加以艺术的再创造,故叙古史特详。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引贾逵曰:“梼杌,……谓鲧也。”夏、楚同为龙图腾族,故楚人视鲧(舷)犹本族的英雄,并进而以鲧名其国史。《天问》特详“夏史”,盖由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