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农的特征与演变

文章在批判三种理念化小农范式的基础上,归纳了典型中国小农的重要特征,分析了人民公社化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变革与乡土工业化、沿海工业化、城乡中国的结构变迁下,典型小农对不同制度和结构的反应以及由此发生的特征蜕变。文章最后的政策含义明确,制定任何有关农民的政策必须基于对真实世界农民的认识,摒弃对农民范式化、甚至想象的认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战国秦汉之际的小农与国家

战国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其中影响最深者,一是中央集权的“大地域”性质的国家权力的形成与确立,二是以“五口百亩”之家为主体的个体小农生产者的广泛分布。由此确立的集权国家与个体小农间的共生互动关系,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格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探讨这一时期国家与小农之微妙互动关系的形成过程、具体表现及影响,为我们更深入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内在机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本。     

法治与创新型国家建设

时代的发展、严峻的国际竞争环境、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求中国必须走建设创新型国家之路,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础和条件以及中央一贯的科学政策为我们的创新提供了可能。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营造创新的环境,法治提供了有利于创新的法律环境。我们需要根据法治理念架构适合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制度安排。     

小农与扶贫问题

小农经济作为中国农民传统的谋生方式,在结构性及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下已经解体,现代农业对小农构成明显的市场排斥。在贫困地区,较为普遍地存在小农与贫困户交集的现象。通过施行普惠小农的农业政策,可以降低扶贫成本,提高扶贫精准度。     

法治的创新与创新的法治

法治应当创新,也完全可以创新,一国法治如此,地方法治更是如此。但是法治创新尤其是制度创新需要法律的保护、鼓励,因此需要一种创新的法治。创新的法治需要确立对创新的尊重精神和宽容精神,并将制度创新的成果予以法律化,需要赋予人民群众更多的创新自由空间。创新的法治需要对科技创新加以保护与鼓励,以保障地方综合实力竞争的核心因素。但是,创新与法治之间又存在一些内在的矛盾,需要正确认识并予以妥善解决。     

过渡小农:中国农户的经济性质及其政策含义

农户的经济性质通常是指农户在约束条件下追求风险最小或收益最大,经典的"道义小农"假说和"理性小农"假说对农户生产目标及约束条件存在认识分歧.本文指出中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阶段,农户的经济性质具有从"道义小农"向"理性小农"的过渡性质,这可以从农户的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等角度进行说明.事实上,过渡小农也曾是日本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户所表征出来的基本经济特征.基于此,为了促使我国"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立足于过渡小农的农户经济性质,围绕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三条线索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美国总统弹劾制度与法治

美国总统弹劾制度的宪法框架由弹劾权的行使、弹劾的标准、弹劾程序和弹劾总统的法律处置四个主要方面构成。尽管迄今为止美国启动的四次总统弹劾程序无一成功 ,但这并不意味总统弹劾制度形同虚设 ,而是说明一旦总统可能犯有“叛国、贿赂或其它重罪或轻罪”时 ,它就会运作起来 ,显现效用。美国总统弹劾制度之所以能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以贯之并形成良好的运作机制 ,主要在于美国总统弹劾制度蕴涵的法治理念     

社会化小农与乡村治理条件的演变——从空间、权威与话语维度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小农快速社会化,逐步从传统小农演变为社会化小农。小农的社会化或社会化小农对乡村治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不仅改变了治理的基础、治理的资源,也改变了治理的条件。通过对小农社会化对乡村治理的空间、权威、话语的影响来考察乡村治理条件的变化可以看出:小农的社会化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空间、削弱了治理的权威、建构了新的话语体系。     

法治与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作为一国公民的理性品质,构成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它既是法律规范化的思想动力,又是制度建设的精神支柱。它不仅影响法律规范创制的质量,而且制约着法律规范转化为现实制度的全过程,从而决定制度建设的成败。法治意识作为法治国家的内在灵魂与精神支撑,不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标志。全面认识法治与法治意识,是实现法治国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市民社会、中产阶层与法治路径选择

就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论,西方市民社会及其主体中产阶层既是民主政治产生的重要前提,也是法治文化产生的根基。然而西方语境中的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个分离的二元对立结构,强调个人自由与独立和社会的自治性等与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并不匹配。在全球化与后发型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必须立足于国情,走自主型道路;必须选择政府推导的制度先行、法治优先模式;必须选择由政府推导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育、良性互动和关系形塑,从而达到制度均衡的法治秩序的基本路径;必须以制度引导促进公民法治文化,夯实法治社会基础。     

论制度的民主与法治

民主与法治作为现代社会的管理形式和手段,不仅是社会政治文明的标志,也是制度建设和完善的有效途径.在现代社会制度的建构中,民主作为有效的管理形式和体制,是法治的基础和条件;法治作为强制性的管理方式则是民主的前提和保障.     

小农理论范畴的动态历史考察

国际理论界关于现代小农制的历史地位的争论持续了100多年,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大农场排挤小农场是不可逆转的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存在所谓"小农经济的理想国".中国自明清以后的600余年,人地比率逐渐下降至"维生型农业"的临界点,标志着传统小农制的终结和现代农业的转型.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虚置产权"和"平分机制"的体制性障碍,致使市场机制不能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造成几亿农民在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出现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和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下一步,如何实现小农制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已成为我国理论界必须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实践课题.     

小农体系的现代价值与功能拓展

在现代社会,小农经济的存在仍然根植于农业的自然特性之上,它是传统农业文化活态保护和传承的载体。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小农经济更突显了其社会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     

小农生产方式与统筹城乡发展

城乡统筹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对农业的支持;小农经济组织不能成为城乡统筹载体的主要原因在于:分散的、庞大的小农经济组织会造成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执行中过大的交易费用,交易成本的过大会使这项制度难以为继;城乡统筹的最终目标是变异质的城乡二元生产方式为同质的一元生产方式。在这一变革中,政府是变革农村落后生产方式的关键。     

试论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提出,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为新时期治国理政指明了具体路径。法治思维强调思维的定势,突出法治的理念、精神、原则和逻辑,在思想层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法治方式强调各种措施、方式、方法的法的规定性,突出法治实践和行为准则,在操作执行层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确立和运用体现了党的治国理念,凝聚了科学发展的法治共识,顺应了治国理政的需要。     

小农生产方式的危机与资本主义的起源

资本主义的起源主要是小农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程。小农生产体系包含两重原则和两重矛盾:中心原则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小农生产,边缘原则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生产;小农对土地日益需求和土地集中垄断化的趋势是主要矛盾,小农生产和商品生产的关系则是次要矛盾。中心—边缘原则的颠倒预示着小农生产体系向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转化。小农生产方式克服危机的不同路径直接影响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差异。在资本主义产生后,小农生产方式不一定通过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克服自身的矛盾;资本主义可以解决小农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但工业化却不一定意味着这小农矛盾的自然解决。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命题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置于同一体系之中。一体建设可以从逻辑前提、运行机理和路径选择三方面展开,一体建设的逻辑前提是在同一体系下厘清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内涵,一体建设的运行机理需要探求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者的逻辑关联和重心定位,一体建设的路径选择主要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     

法治教育中法治型人格的培养

在对大学生进行法治教育的过程中 ,应借助相关学科知识对法治型人格进行科学界定 ,并通过将法律知识内化为法律意识和外化为法律行为两个阶段 ,达到塑造大学生法治型人格的目的。     

浅析法治与社会管理创新

法治既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以法治作为社会管理的治本之策有其必然性。为适应社会管理实践的发展,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领域立法,严格依法行政,践行司法为民,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宣传教育,全面提升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水平。     

宪政主义与法治政府

从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对诸如法律、正义、自由等关键词的重构这两个角度重新理解宪政主义,宪政政府的存在离不开以下条件:作为强势意识形态的宪政政府观念的盛行;体现宪政政府观念的成文宪法或不成文宪法的生成;确保宪法实施的制度性基础;支撑宪政政府制度性基础的稳健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