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鱼过河泣》为弃妇诗考

关于汉乐府古辞《枯鱼过河泣》之诗旨,今人多附会汉代动乱的社会现实,认为它是一首受阶级迫害者的诗,而闻一多、王孝廉等先生却以之为失恋者的悲歌.本文在闻、王之说的启示下,通过对"枯鱼"和"鲂(鮑)"两个比喻客体作为人类文化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普遍文化现象--两性隐语的索解,推断出此诗当为一首弃妇诗.     

“会意兼形声”是拥有大量字例的重要汉字结构类型

"会意兼形声"是拥有大量字例的重要汉字结构类型;该类型的四种主要结构模式使会意兼形声字携带了大量有效信息;将长期被淹没于"形声字"之中的"会意兼形声"字筛检出来,恢复其本来结构面目,揭示其"兼声义符"被忽略和遗忘了的义涵,对于把握汉字内在系统性并进而把握汉字的传承规律,大有裨益。     

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的基本经验

中国农村三十年的改革过程可以概括为五句话:解放思想--群众创造--专家总结--领导认可--政府规范.改革的特点:一是解放思想,排除"左"的干扰,不带条条框框;二是尊重农民的意愿与选择,不强迫农民;三是总结群众创造的经验,加以推广;四是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不追求一步到位;五是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这种改革的好处是成本低、风险小、效果好.中国农村三十年改革,实现了十个方面的创新,带来了农村社会的巨大变迁,使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等主张得到验证.中国农村改革是解放思想、不断创新的过程,是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是遵循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办事的过程.目前.这个过程尚未完成.     

创作·作品·吸纳——一种对雅斯贝斯艺术活动三要素思想的阐释

作为一位生存哲学家,雅斯贝斯从"生存艺术形而上学"的视域出发.认为艺术活动的三要素--创作、作品、吸纳--均透示了艺术作为"生存的功能"这一人文意趣.     

气论--世界物质统一性的中国式说明

本文从所由元素、世界无限性、产生万物的方式、物质运动时空的统一观、物质结构五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关于世界物质统一性的中国式说明--气论.     

汉字中的古代居住建筑科技信息

中国古代建筑经历了一个由原始色彩浓厚的"穴居""野处"而逐渐向地面迁徙的历程.这个历程不仅在古籍中有记载,在汉字形体的构成中也可以找到作证.作为记录汉民族文化的符号系统,汉字在演进过程中总是受着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在汉字形体中,蕴涵着丰富的古代居住建筑方面的科技信息,彰显着我国先民在居住建筑方面的科技水平.     

论汉字中的一形多本义现象

汉字发生阶段,一形多本义现象是汉字记录语言的客观需要和图画向文字演变的必然结果;汉字发展阶段,一形多本义现象表现为"形借"现象,"形借"又有纯粹借形和形音兼借两种现象的不同;汉字成熟阶段,一形多本义现象大多通过加区别符号、加声符、加意符、异体分化几种途径实现字形和词义的分化。     

岂能如此批评"索绪尔"!——评王文元先生"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一文

<学术界>(2007年第5期)发表了王文元先生的一篇文章--"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王文"),文章的摘要中说:"本文从语言起源、音响与音位、语言与思维三个方面批判了索绪尔的语音中心主义谬说,正本清源,还汉语特别是汉字以本来面貌."看到"批判索绪尔谬说"几个字,我不觉好奇而又谨慎起来,想看一看王文如何"正本清源",而"汉字的本来面貌"又到底怎样.仔细阅读王文之后,觉得有许多话如鲠在喉,不得不说.     

读图时代的到来与形而上学的没落——汉字与字母文字比较

通过分析读图的发源、哲学意义与必然性,指出读图时代对于形而上学并非福音,而是一场灾难.从表面上看,读图是对文字的疏离,其实是对逻格斯的疏离,因为逻格斯只有借助于文字才能将自己展示出来.读图源自西方,却影响到我国.读图时代凸显了汉字的普适价值--汉字具有"图"的因素,又不完全等同于"图",在"图"与"非图"之间.     

散文的诗性之源

现代的散文越来越小,很有必要回到古典,惟有从古代诗性中获取营养,才有可能强健起来,进行新的再出发.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立足点在周易,老庄哲学、汉字和禅悟上,而中国古代散文的诗性因素,一是以寓言为主;二是禅宗的妙悟;三是性灵的归潜与飞扬.     

困惑中的求索——对纳西古乐现状的思考

文章对纳西古乐的历史溯源、特点及现存状态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认识、处理传统音乐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转化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保护音乐文化传统与发展经济应该同步进行.     

浅析日本古代绘画的发展与中国古代文化

日本古代绘画的发展过程与中国的古代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中国古代文化向日本的传播 ,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日本的绘画历史 ,对其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王鹏运的词学思想及对临桂词派的影响

王鹏运在推动词学发展上,除了数量甚众、风格卓异的词作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词学思想及其对临桂词派其他词人的影响。他以词体为尊,推重词的比兴寄托,倡导“重”、“拙”、“大”“作词三要”,重词之体格,讲求体格与声律二者并重,推重空灵而厚重的梦窗词,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临桂词派的重要词学理论《蕙风词话》的建构与形成,为临桂词派形成自己独特的词学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边疆地区古代居民DNA研究

将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应用于考古学研究而形成的新兴的分支学科———分子考古学,利用分子研究技术,对出土的古代可研究对象进行分子水平的分析和研究。分子考古学对解决人类的起源、迁徙,动、植物的家养与驯化过程以及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等重大考古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DNA实验室自1998年成立以来,先后对内蒙古、辽宁、吉林、河南、河北、新疆、青海等地多批古代人类遗骸进行了古DNA的提取和分析,初步建立了中国边疆地区古代居民的基因库,为研究中国边疆地区古代居民的人群构成、迁徙模式、混杂程度以及文化的传承与交流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遗传学资料。     

“商丘古城”的概念界定及其科学意义

＂商丘古城＂概念的界定是商丘社会历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4000余年历史长河中的商丘大地上,＂宋国都城＂、＂秦汉睢阳城＂、＂隋唐宋城＂、＂宋南京城＂、＂明归德府城＂等都是中华历史上的重要城市和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所内蕴的＂始祖文化＂、＂商文化＂、＂火文化＂等也是中华民族的源头文化,更是商丘的特色文化。由于种种原因,＂商丘古城＂的能指与所指经常游离,影响了研究者思想的的表达与交流。所以,＂商丘古城＂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把商丘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古城形态统一起来,挖掘、提升其内涵,促进传统文化的整合。     

中国古代“一断于法”的司法平等理念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现了等级和阶级性,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中都充斥着不平等的思想。实际上,就对古代法律平等问题的考察而言,应该区分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在立法上,古代法律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体现了一定的等级性。而在司法上,古人始终认为应该坚持“一断于法”的司法平等主张,上下贵贱皆从于法。法律在司法领域得到普遍的适用就是司法平等理念的体现。     

略论朝鲜古史谱系的演变

金富轼《三国史记》确立＂三国＂、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古史谱系之后,13世纪出现了一然《三国遗事》和李承休《帝王韵记》两种不同的朝鲜古史谱系,试图捏合古朝鲜、扶余、三韩三种不同古史系统,对后世影响极大。14—15世纪流行的朝鲜古史谱系则不包括扶余系统。17世纪的许穆以夫娄为檀君之子的神话为基础,整合三种古史系统,以古朝鲜系统为中心,建立了新的朝鲜古史谱系。18世纪流行的朝鲜古史谱系是对许穆说的修正,主要是淡化扶余系统,并将在中国正史四夷传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沃沮、秽貊诸族纳入朝鲜古史谱系,较具代表性的是安鼎福的《东史纲目》,在补入渤海国之后,这种朝鲜古史谱系一直流行至今。对朝鲜古史谱系的认识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是韩百谦,但其观点未能为后来的学者所接受。     

中国古史上的宗教管理——世俗皇权下的神圣世界

中国古代自魏晋南北朝起逐步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宗教管理体制。它包括一套系统的政府宗教管理机构,定额管理、官方登记和资格审查三项常规管理制度。这一体制是中国古代政权高于神权、各建制宗教多元并存的政教关系模式的制度化保障,有效地维护了这一政教关系模式的长期稳定。     

古希腊悲剧文本中的狄奥尼索斯因素

起源于狄奥尼索斯祭祀仪式的古希腊悲剧,在其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远离狄奥尼索斯崇拜:悲剧的主角是多种形态的酒神;悲剧的情节模仿了狄奥尼索斯的经历;悲剧的某些描写借用了狄奥尼索斯崇拜中的术语;悲剧的政治含义延续和发展了狄奥尼索斯崇拜的政治作用。古希腊悲剧的发展渗透着狄奥尼索斯崇拜的因素,始终是"献给狄奥尼索斯的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