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

武汉三镇,武昌、汉阳是历史悠久的名城,汉口则是明中叶以后兴起并逐步发展成商业贸易枢纽,号称“九省通衢”。本文就鸦片战争前汉口镇的商业状况,作一粗略探讨。一、汉口镇的兴起明朝初年在武昌设湖广布政司,管辖湘、鄂。武昌、汉阳又同为布政司下的府治,是两级封建政权的统治中心。而汉口此时是一块与汉阳紧连的荒地,隶属汉阳的在城里。大江两岸热火朝天增拓武昌、汉阳城时,她还是一个江风萧瑟、荻花飘洒的无人芦洲。永乐二年(1406年)荒洲上有了座塞口寺,景色是:“秋山分野阔,寒水入云深。”天顺(1457—1464年)时,始有居民。成化(1464—1486年)时,汉水改道,由现今河道入江,才形成新汉水     

乾隆时漕粮宽免的原因及其作用

本人已经撰文叙述了乾隆时漕粮的宽免情况,那么,此宽免是何原因引起的呢?在当时有什么作用呢?本文试粗略地谈谈这两个问题。一大家知道,清代社会进入乾隆时期,米价腾贵渐至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光绪《武昌县志》卷二十一《人物·义行》周世荣传载:“(武昌)乾隆八年以后,米谷数腾贵”。杨锡钹《遵旨陈米贵之由疏》中有曰:“臣生长乡村,世勤耕作,见康熙年间稻谷登场之时,每石不过二、三钱。今(按指乾隆十三年)则必须五、六钱,无复三、四钱之价”,杨氏所言应是指其老     

“五卅”运动在武汉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五卅”反帝爱国狂飙从上海掀起后,武汉地区迅速掀起了气势磅礴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江城人民围绕着“六、——”汉案,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斗争紧紧结合在一起,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波澜壮阔的一幕.(一)上海“五卅”惨案消息传到武汉后,江城立刻激起愤怒的浪涛.六月一日,董必武领导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初为临时省党部,同年七月正式成立)下达紧急通告,令所属各级党部一致动员开展群众运动,造成声势,“为沪案后援”.武汉学联举行会议,决定实行全市罢课以声援上海人民的爱国行动,并拍电北京,要求政府向帝国主义“严重交涉”,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民众的滔天罪行.“五四”运动“湖北之发起响应者”的中华大学又是一马当先,首先组织了沪案后援会,号召武汉各校学生一律罢课.翌日武汉公团联合会发起举行各团体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国货维持团,对英实行经济绝交.湖北反帝国主义大联盟     

唐代江、淮地区的赋税(续)

继盐税之后,茶税为大宗. 我国饮茶起源甚古,魏、晋以降,江南饮茶成风,陆羽《茶经》中对此有详细记述,唐代开元以前,北人尚不多饮。开元年间,北方饮茶之风渐盛。代宗之后,遍及朝野,并传至回纥、吐蕃。茶的需要量越来越大,销售面越来越广,引起了朝廷的重视,作为一种税收来源。建中末年,德宗纳户部侍郎赵赞议,收天下茶、漆、竹、木税,十取其一,以为常平本钱.及朱泚反叛,德宗逃奔奉天(陕西乾县),对于各项杂税太重引起战乱,深感悔恨,下诏罢其税.朱泚之乱平复后,邪佞之臣复兴利以邀宠.贞元九年(793),盐铁使张滂奏:“去岁水灾减税,用度不足,请税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茶税之钱     

释洞过水

《释洞过水》曷为作也?为《记洞过水》而作也.《记》两收戴段二家之集,今先明作者,以理误编之惑;次释水名,以订俗说之诬.段玉裁《经韵楼集》(道光元年刊)卷七有《记洞过水》(代寿阳令龚导江),《戴东原集》卷六亦有《记洞过水》(己丑代),不云代谁;惟“从者应日昨雨盛”,段玉裁乾隆壬子《覆校札记》出校语“本作雨甚”,段集正作“雨甚”,以此为异,余文悉同.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公元一七六九年)下云:“是年作《记洞过水》一文,自注代寿阳令龚导江.”又谓《戴东原文集》亦有之,“一字不异,未知段作或戴作.”寻光绪壬辰张煦监修本《山西通志·山川考》“入汾四水·洞过水”未录龚导江《记洞过水》,注云:“案此记乃戴氏震作,见东原本集”,不云段作,亦无疑辞.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下不云作记,乃于“三十五年庚寅”下云;“是年有代寿阳令龚君(导江)《记洞过水》一篇”,与戴集注“己丑代”者有一年之差,今     

考“狯”的异体字——“■(■)”、“■(■)”、“■”

~~考“狯”的异体字——“■(■)”、“■(■)”、“■”@罗积勇$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潘小丽$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1]　丁福保.说文诂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　释空海.篆隶万象名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5. [3]　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扬　雄.太玄经[A].四部从刊初编第68册[Z].上海:上海书店,1989. [5]　扬　雄.方言[A].丛书集成初编第1177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3. [6]　钱　绎.方言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7]　许　慎.说文解字[M].…     

狂飙下的修补——胡林翼抚鄂刍论

1853年初太平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狂飙疾扫湖北,然后顺流东下,直取南京。在定都南京后,又再次西征,在湖北境内取得了三克武昌、四下汉阳的战果。江汉平原及楚东膏腴之地,尽为太平军所有,兵锋直逼荆襄,而“荆襄南北关键,武汉又荆襄咽喉,武汉有警,邻疆震惊,控制失宜,南服皆阻”。整个南中国,以至北方的顺直诸省,自明清以来,就依赖江汉、鄂东、洞庭三平原的粮米供应,故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太平军控制、出入这一地区,无论是军事上,抑或是经济上都是清王朝所无法承受的。于是,清王朝的能臣干吏胡林翼受命于危难之际,就任于多事之秋,开始了他长达七年的抚鄂生涯,且抚鄂又是他一生“功名事业”的顶峰,并最终为清王朝殉职在湖北巡抚任上。对清王朝,他可算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济时真做巨川舟”——近代史上的杰出政治家王鼎

<正>王鼎,字定九,号省崖,清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城内的一个穷苦的读书人家。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礼、户、吏、工、刑等五部侍郎,户部尚书,河南巡抚,直隶总督,军机大臣和东阁大学士等职。他为官一身正气,清正廉洁,爱民惜才,素有“端方正直”的美名,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陈诚新湖北建设思想评介

1940年9月至1943年2月,陈诚实际主政湖北。陈诚新湖北建设思想中最深刻最具特点者有五:一是“建设国家,才是我们一贯的目的”之建设目的论。二是“一切建设应以文化建设为先锋”的文化建设先锋观。三是把武汉建设成为中西部之中心城市是新湖北建设的核心构件的发展战略。四是“政府不可侵犯人民应享的权利”的分明系统思想。五是立足抗战现实,新湖北建设从鄂西北着手的务实精神和作风。限于抗战的历史时期,陈诚新湖北建设思想的贯彻与实践仅及鄂西,但省府迁地恩施一派繁荣,鄂西建设得以较好、较快发展,却是最生动的注脚。     

东坡赤壁

那场发生在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早已随着不尽的江流,流逝得久远久远的了…… 而今这江汉之间,相传为三国古战场的赤壁竟有五处之多:黄州赤壁、武昌赤壁、汉阳赤壁、汉川赤壁、蒲圻赤壁,究竟哪一个是当年大战的赤壁呢?古往今来,众说纷纭。 然而,“古来胜迹原无限,不遇才人亦杳然。”湖北黄州赤壁因地处吴头楚尾的鄂东,又因宋代文人苏东坡谪居此地,吟诗作赋,留下千古不朽的词赋而得名“东坡赤壁”,独秀于五赤壁之首,赢得众多游客。     

小山堂钞本全谢山五校《水经注》

一九七九年八月,中国地理学会在秦皇岛开会,会后,我承天津人民出版社之邀,顺道去津访书数日,而竟在天津市人民图书馆获睹小山堂钞本全谢山五校《水经注》.不禁踌躇满志,喜出望外.据慨允阅读的黄钰生馆长所告,此书历尽艰危,始得幸存,所以弥感珍贵.当时,拙稿《论水经注的版本》已收入《中华文史论丛》一九七九年第三辑正在印订,因而无法补入,爰借此略叙此书大概.小山堂五校钞本共八册,中无残损,有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章.第一册首列参校版本,计柳大中本等二十五种,后云:“戊午夏篁庵病翁五校毕漫志于首”.戊午当是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按谢山生于康熙乙酉(一七0五年),则是年三十三岁.卷首并刊郦氏原序,由此益证戴震“诸本皆佚,亦唯《永乐大典》仅存”之谬甚.钞本之篇     

晚清时期帝国主义对湖北的经济侵略

武汉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辟为商埠的。开埠伊始,列强蜂拥而至,竞相争夺各种权益。法国驻汉领事达伯瑞1863年7月露骨地说:“……倘若我在一月间没有到来的话,不会有一块租界留给法国商业了。我们勇猛的同盟者在等待中国给予特权之前,已取得了大部分——他们相信全世界都是属于他们的。倘若离开这一原则,他们就实行征服……。”他们侵占了长江航运权和海关行政权,强行执行值百抽五的海关税则和保证进出口商品在内地通行无阻的子口税制。洋商在领事裁判权和他们领事机构的庇护下,深入湖北各地从事经济掠夺活动,在汉     

黄庶年谱考略

世系表(据《山谷全书》、天一阁存明嘉靖《宁州志》、乾隆《黄氏金字牒谱》及诸家记载): 宋真宗天禧二年 戌午 1018年 一岁 黄庶生年有二说。《黄氏金字牒谱》载:生于天熹(禧)已未(三年)五月初一日。令人周裕锴《黄庭坚家世考》,据《伐檀集·自序》:“年二十五,以诗赋得一第”,以庆历二年(1042)二十五岁推算,当生于天禧二年。今从周《考》。 仁宗天圣二年 甲子 1024年 七岁 宋祁登进士第。黄庶《上宋侍读书》中忆述:“某能言,耳已得闻阁下之名,略识文字,口已诵阁下之辞。”宋祁《景文集·祈福蘸文》有云:“行年二十七,乃     

东林党议视野下晚明文学的历史分期

晚明文学夹杂学术思潮,复杂而多变,故学界尚未有分期之论,然并非不可操作。万历二十年（1592）至天启四年（1624）,是性灵文学繁盛的时期。在王学与“狂禅”的影响下,湖北地区的公安派和竟陵派先后登上历史舞台,高举“性灵”大旗,倡导革新,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继而在东林党学术与政治的双重压制下先后没落。天启五年（1625）至崇祯十七年（1644）,是社团文学繁盛的时期。伴随政治危机的加剧,东林党议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原本士大夫之间利益的纷争,演化为东林党与阉党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突出反映在文学上,则是江南地区文人结社的勃兴,呈现出党社一体化的鲜明特点。     

康熙与形成清代人口压力的启示

一提起康熙皇帝,凡稍一点历史常识的人,便会想到他曾经做过的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好事.即他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二十九日,正式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人口政策.其办法是,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银额(人丁总数为2460余万,丁银额为335万两)为固定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加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以后,在他的晚年,又在此基础上,始行“地丁合一”的“摊丁入亩”(亦称“摊丁入地”)制度.其办法是,将上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的了银总数,按各省原所属丁银,全部摊入各州县的田赋银中,统叫“地了”.使之“丁随地起”,统一征收.此制先在“广东、四川两省先行之”,作为试点.史载: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丁随地起,见于明文者,自广东始”.四川实行摊丁入亩,则要晚一些,“康熙末年,四川……先以行之.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卖买,公私称便”.除此之外,有些省在部分州县也实行了此制.如河南的太康、汝阳等十一州县始行“丁随地派”;浙江常山县始行“均丁于地”等.但这一制度的完成,还是由康熙的后继者雍正和乾隆的继续推行,直到乾隆二十四(1777年),最后在贵州实行“摊丁入亩”     

《后村千家诗校注》注释一误

胡问依、王皓叟《后村千家诗校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一本颇得好评的书,然也偶有注误者.如卷十六《宫室门·寺》类,有阙名诗人《寺》一首,诗云: 翠岭香台出半天,万家烟树暗晴川. 诸僧近住不相识,坐听微钟记往年. 注:“晴川:阁名,在今湖北汉阳.”     

试论清末东北八旗体制的变化

清代东北为满洲发祥重地,其统治机构不同于内地各省,实行旗民二重性体制。 旗制体系:(一)“盛京五部”,即盛京户、礼、刑、工、兵五部。户部掌征收官庄旗地租税,支办将军衙门的经费,裁判户婚田土诸事。如内务府是皇庄有粮、盐、棉等庄,皆设庄头管理,至秋后由户部奏请简派大臣会同征收。礼部掌福陵、昭陵、永陵祭祀,并三陵祭祀之物品,官地瓜菜、鱼泊等供给,皆由礼部监理。刑部掌裁判旗人犯罪事件,并旗人对汉民的犯罪案件。工部掌营造修缮坛庙陵寝宫殿祠宇,并监理采木山场。兵部掌检阅军器、监射、驿传、稽察边门、铨试等。(二)东北三将军的设置。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定鼎北京,以盛京为陪都。清廷任命何洛会为盛京总管。顺治三年(1646年)改总管为昂邦章京,康熙元年(1662年)改为镇守奉天等处将军。乾隆十二年(1747年)改镇守奉天等处将军为镇守盛京等处将军。吉林顺治年间设宁古塔昂邦章京,康熙元年改为镇守宁古塔将军。康熙十五年(1676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改称吉林将军。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任命萨布素为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将军下设副都统,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各官管理各地方旗民。     

武陵“五溪蛮”的“五溪”考述

<正> 历史上对东汉武陵“五溪蛮”的五溪,考注纷繁,莫衷一是.东汉“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镇压与反镇压的斗争持续不断.从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到二十五年(49年),刘秀即派臧宫、刘尚、马成、马援等将官率数万人马,四次溯沅水、入武溪,想一举荡平“五溪蛮”,其结果均是损兵折将,最后监军     

彭秋潭

彭秋潭(1748—1800年在世),名淑,晚年自号方山居士,湖北长阳县人。二十三岁中举,以后屡试南宫,直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才踏上仕途,此时已三十四岁。历任江西吉水、瑞昌、崇仁等地知县二十余年,“居官清慎,不事奔竞”(《长阳县志》卷五)。著有《秋潭诗集》、《秋潭败帚》、《秋潭外集》、《秋潭窃言》及《蟾芝集》等,然多已散     

章学诚档案学思想初探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祖籍会稽(今绍兴)人,生于乾隆三年(1738年),卒于嘉庆六年(1801年).其祖父章如田璋“望于乡党,尤嗜史学”父章镳,乾隆七年进士,先后主讲天门、应城等书院.章学诚自幼有志于史学,自以为:“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他一生没有固定职业,先学文于朱筠,后事梁国治,又事华沅,终生为人幕僚.四十一岁时即乾隆四十二年成进士,又“自以迂疏,不敢入仕”.乾隆五十二年清庭吏部授其知县,时年五十岁,他又怕荒废史业而未就职.章学诚为史志之业,耗尽毕生精力,但生活穷困不堪,颠倒狼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三十年来,苦饥谋食,辄籍笔墨为生,往往为人撰述状志谱牒,辄叹寒女代人作嫁衣裳.而自身不获一试时服”.困顿动荡的生活并没有改变他崇尚史志事业的信心,虽“江湖疲于奔走”,却“能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他二十七岁时就随父参修《天门县志》.此后,陆续主修或参修的志书有《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毫州志》、《麻城县志》、《石首县志》、《常德县志》、《荆州府志》、《广济县志》和《湖北通志》,并著有《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修志十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州县请立志科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