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农民离村的社会致因与社会救济

农民离村是民国时期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由于灾荒饥谨层出不穷、兵灾匪祸连年不断,加以人口与自然资源比例失调、土地兼并严重、失业现象广泛存在,成千上万的灾民与难民被迫离开农村。农民离村有的进入边疆地区,有的涌入城市,但更多的变成了无业游民。民国政府为了缓解农民离村造成的社会压力,主要采取了救济灾民、救济难民、安揖游民贫民以及移民垦殖等社会性救济措施。     

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农民离村与社会影响述论

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农民离村现象严重,影响社会发展至巨。沉重的苛税是农民离村的首因;次则为马家军阀抓兵拉夫;此外天灾频繁、外货涌入和战祸频仍也是重要因素。斯时农民离村后的主要谋生方式是进入城市做工、住家、逃难和求学,部分转入它村继续垦荒,或转入土匪的行列。农民离村加剧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增添了城市生存压力,使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但离村者向故土回馈资金和技术,又通过创办杂志积极传播新思潮,对促生甘宁青社会向近代化进发起到了一定作用。     

农民利益边缘化的社会政策分析——以S村为例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利益的主体地位不仅没有得到增强,相反却日益边缘化。导致农民利益边缘化的原因有很多,通过S村十年之间山田变化的过程,从社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角度出发,认为农民利益边缘化是由于社会政策的缺失造成的,并由此提出了看法和建议。     

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经济问题分析

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经济迅速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之一。但是,由于美国政府信奉保守主义,推行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致使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同时存在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调、偏袒富人的税收政策和严重的逃税之风、扭曲的高关税政策、疯狂的金融投机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20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包含有很多的不稳定性,它无时不在动摇着美国经济繁荣的基础,直接导致了30年代的大危机。     

罪犯与性——以20世纪30年代罪犯性问题的争论为视角

罪犯性问题是管理当局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传统中国,罪犯性问题只是在特定的时期或特定的环境下,才会引起统治者关注。20世纪30年代对此问题形成了两种不同观点。一种从人道主义出发,主张应解决罪犯性欲;另一种从激进主义角度,主张以优生学解决罪犯性问题。在和谐社会背景下我们必须正视和解决罪犯性问题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结合,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改善服刑人员人性待遇,体现罪犯改造的人性化。     

国家政治与民间社会互动视野下的乡村裁缝业 ———以山东省肥城市石横村为个案

近现代以来,石横村的裁缝行业经历了曲折的兴衰演变。在传统社会中,它以季节性副业和互助帮工的形式融入村落生活之中;改革开放之初,其作为乡土社会的手工行业之一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但随之而来的经济大发展引发了社会转型,使这一传统行业迅速遭到先进生产力的排挤,呈现衰落趋势。纵观这一过程,国家政治在社会经济层面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但民众的智慧及民间社会自身的规律法则也参与其中,两者之间表现出一种相互影响、相互较量的博弈关系。从这一角度出发,不难发现村落经济生活领域内国家政治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的生计选择与民间社会的内发逻辑。     

重构与突破：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以贵州省L村为例

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振兴乡村可以有效避免乡村振兴中的大拆大建、形式主义以及官僚主义等现实难题。农民主体作用何以发挥,其关键点在于唤醒农民主体意识,让农民谋事、做事、成事;其落脚点在于凸显农民主体地位,突破科层窠臼带来的基层治理行政化。结合贵州省L村乡村振兴实践,发现可以通过农民的“众智”“众力”“众愿”唤醒主体意识,重构自治机能;以农民作为主体参与实现“双轨治理”,以“党群直议”积极发展基层民主,突破行政化困境。最终让农民主体作用得以发挥,使决策、执行回归农民,这对欠发达地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     

空巢村农民问题及新型农民培养路径——基于湖南省5县10村的实证研究

“空巢村”农民作为一种特殊群体,如何让他们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通过对湖南省长沙县、邵东县、安化县、麻阳苗族自治县和龙山县5县10村的调查研究,发现“空巢村”农民存在现代农业技术严重缺乏、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参与管理意识薄弱、经营意识不够、身心创伤加剧等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对新型农民的培养加以解决,具体路径包括：政府高度重视,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高农民文化素质,重视农村文化教育;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建立村干部长效考核激励机制,激发村干部的工作激情;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大力实施培优工程;重调农村行政区划,推行“空巢村”村民移民制。     

艰难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入城农民的文学镜像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城与乡的关系发生着急剧变化,一个特殊的群体应运而生,这就是入城的农民。这个群体有着自己合理的梦想和追求,又有着特殊历史条件赋予他们的特殊的身份负担。这个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们边缘化的地位。他们只能挣扎在城与乡的夹缝中。正因为如此,这个群体的生存与命运就成了城乡关系变迁的晴雨表。而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和思索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所达到的思想水平。通过《哦,香雪》、《人生》、《浮躁》、《愤怒》等文本的分析来呈现中国底层农民在城市中走过的艰难历程,并通过这一文学镜像,呈现作为一个时期思想水平的代表———作家思想的成长。     

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大学生生活与社会批评

20世纪30年代前后,高校学生群体被时代寄予厚望。然而,令人艳羡的学生生活其实并不理想,学生互相攀比、爱慕虚荣现象见怪不怪,精神的高贵与囊中的羞涩形成了一定的情绪反差,毕业即失业的现实更让一些怀有期许的学生寒心,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思想行为因此日益激进的青年学生干政现象愈显普遍,但也颇受批评。     

论市民意识与当前城市社会的发展——以上海市城市建设与发展为例

城市作为商业、文化、知识传播的中心,推动着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城市的市民必须确立一种新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与此相适应,市民意识因此应运而生.借用市民社会所倡导的社会对国家的监督与制约,使国家权力受控于社会,同时发挥市民自身的参与热情,实施社会的共同治理,成为当前学者们探讨城市社会发展的新思路.     

中越边民的社会组织与边境村落治理——以东兴河洲村为例

通过对内生型边民社会组织成长实践进行梳理,认为边民社会组织在边境地区村落治理中作了有益探索。充分发挥边境地区多元主体协同作用,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推动"企社"良性互动、提升边民综合能力、促进边民社会组织健康成长,是推进边境地区长效治理的可行路径。     

乡土社会的血缘关系 ———以四川省羌村调查为例

人类社会构成总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尤其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血缘关系起着组织社会的根本性作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社会,长期以来血缘关系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费孝通先生在《乡土社会》一书中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成为中国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之一。然而差序格局注重的只是父系血缘关系,事实上中国各民族都广泛存在舅权概念,母系血缘关系在社会运行中也起着独特的结构性作用。文章通过对四川省羌村的社会学调查,系统地阐述了血缘关系在社会构成中的不同功能和作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加上衍生出的地缘关系和外来的行政关系一起,构成乡土社会基本的社会结构。     

非政府组织与社会服务——以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为例(20世纪80年代至今)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秉承“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宗旨,密切关注社会需求,适时提供多种社会服务,妇女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成为它的帮助对象,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冲突——以“七君子事件”为个案

七君子事件是抗战前一场声势颇大的社会运动,七君子坚持民主救亡,并依法抗辩自救,南京国民政府则有法不依,企图维护其专治秩序.这一事件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表现了知识分子与政府当局在救亡和民主上的重要分歧和冲突,却以法制形式公诸于社会.南京政府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最终将七君子无罪释放,抗战初期以七君子为代表的抗日民主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20 世纪 2、30 年代南阳盆地农村社会经济的衰变

在20世纪2、30年代,日益＂边缘化＂的南阳盆地在遭受过往军队苛征和地方匪患的骚扰下,社会秩序全面崩溃。南阳盆地社会生态的衰败造成当地土地荒芜、农民逃亡（离村）人口剧增、农村副业由盛而衰、交通秩序破坏,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尤为令人痛心的是,南阳盆地社会秩序的崩溃和社会生态的衰败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化程度,当地农家生活已降低至最低水平。     

社会转型中农民环境权益的保护——以广东农村为例

农村环境质量急剧恶化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不仅对农民健康权和财产权造成巨大损害,而且导致农村返贫率上升,城乡贫富差距拉大,人与自然关系恶化,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该文在大量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将如何保护农民环境权益放在社会转型这一背景下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保护农民环境权益的若干建议。     

离土熟人社会：村落水利失序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以水利纠纷为视角

近十多年来,乡村社会变化巨大,传统熟人社会蜕变明显。选取巢湖流域的蒋村,通过对其农田水利纠纷演变的分析来解读当前乡村社会秩序变迁。研究发现,传统时期村落水资源紧张,农户利用身份排斥、家族联合、以理服人等策略争水,水利纠纷频发,但是乡土熟人社会和礼治秩序能够及时惩罚违规者,匡正和恢复水利秩序。进入新世纪,农民的流动性、理性化,导致水利纠纷减少,但也伴随着乡村水利治理的失序,原因在于人口持续外流,人-地联结弱化,导致乡土熟人社会退化为离土熟人社会。解决农村水利秩序问题不能仅仅着眼于增强政府治理责任,更应该紧扣离土熟人社会的背景,从农村人口流动、土地制度、社会建设等方面统筹考虑。     

从景观建设看清代城市社会的重建与变迁——以成都为例

本文希望通过挖掘清代成都城市著名景观的重新建设恢复的过程及意义,从一个侧面反映在明末清初城市遭受大劫难后城市如何恢复重建,来考察在明清易代后城市的重建中,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地方各阶层如何在新的社会背景下迅速整合,以及在城市建设中城市传统如何得以延续与生长.     

略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土地问题对农民生活的影响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北农村,土地分配不均衡对农民的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缺乏土地的农户都处于不利的一面。他们不得不因土地的不足而忍受着人力物力的浪费,入不敷出的局面迫使他们虽然节衣缩食、粜细籴粗却还是经常面临举债度日的困境,衣食住宅等生活水平的差异更是土地不足带给他们的长期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