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与研发补贴绩效研究

在万众创新盛行、政府补贴备受关注的背景下,本文分析企业内部控制对政府研发补贴绩效的影响。通过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政府补贴附注明细中区分出研发补贴,再分别以研发投入、专利申请、营业毛利率衡量研发补贴绩效,本文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研发补贴均与企业创新和绩效显著正相关。内部控制能够对政府研发补贴绩效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产权、制度、市场和企业自身的因素均会影响内部控制与研发补贴绩效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不仅拓展了有关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有助于澄清政府补贴与创新政策的争议,丰富了学术界关于内部控制、政府补贴与创新关系的研究,对进一步深化中国式创新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研发项目投资决策与最优政府补贴研究

补贴是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政府采取研发项目资金补贴策略的基础上，构建政府和企业家双方博弈的不确定性投资与融资模型，并给出博弈均衡下最优投资时机、投资成本、融资策略以及最优政府补贴的显式表达式。研究发现企业家的债务协商能力会影响到政府对企业的补贴策略，只有当企业家在债务市场拥有一定议价能力的时候，政府补贴才能有效缓解研发项目的投资不足问题。另外，随着企业收益流的不确定性的增加，均衡下政府补贴出现先增后减的趋势，政府应尽可能根据不同风险的研发项目来采取补贴策略。本文的结论从理论上丰富了已有研发补贴政策的研究，为政府更有针对性实施补贴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外部经济效应与政府研发补贴的效率

为提高政府研发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使政府在科技创新领域发挥更大的杠杆促进作用,从外部经济视角出发,在对政府研发补贴促进技术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4个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借助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等内在机制分析方法,对企业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和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实证研究中国研发补贴有多大比例促进企业吸收能力的培养以及产业集聚对提高政府研发补贴利用效率的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研发补贴主要通过低效率的无外部经济效应的渠道发挥作用,而高效率的有外部经济效应的渠道作用偏小,低产业集聚水平会制约政府研发补贴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明确政府在科研领域的职能分工、完善补贴资金的配置机制并促进技术的良好扩散对提高中国公共补贴资金的利用效率至关重要.     

责任式创新的多主体演化博弈研究——以新冠疫苗研发为例

责任式创新需要多主体的共同参与,探索企业、消费者、政府等多主体的演化博弈规律,对于推动以新冠疫苗研发为典型代表的责任式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新冠疫苗研发为例,构建了企业、消费者和政府三方在实施责任式创新行为中的演化博弈模型,并通过MATLAB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责任式创新过程中,三方最终的演化稳定策略是企业实施责任式创新、公众参与责任式创新,但政府弱干预(消极提倡)责任式创新;企业的收益和成本、政府补贴均影响企业和消费者的演化结果,而对政府决策影响较小;利益相关者的初始状态对三方演化收敛速度有显著影响。     

政府补贴、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研发决策

本文将企业研发行为分为"是否研发"和"投入多少"两个阶段,就政府补贴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进行研究.理论方面,构建企业研发决策的两阶段模型,讨论了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实证方面,以中国工业企业为对象,选择Heckman两步法和2SLS分别处理了样本选择性偏误及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对来自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分类样本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所有权性质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存在一定差别,国有企业面对优惠政策的倾斜和需要担负的社会责任,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概率较高,但由于特殊的产权关系和预算软约束等原因,缺乏扩大研发投入的动力;对于治理机制完善的外资企业和处于市场竞争弱势地位的私营企业而言,政府补贴的研发激励效果更为明显.     

外部投资者参与创新合作视角下研发补贴的最优边界问题研究

创新驱动战略实施过程中，提高地方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效力至关重要。本文基于研发补贴对企业产生的双重“认证效应”,构建了地方政府、研发企业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随机演化博弈模型。通过模型求解，得出了主体策略演化稳定时研发补贴的有效边界条件。以2019年我国12个省份的601家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选取北京市作为研发补贴政策标杆区域，对其他省份研发补贴的效力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发放的研发补贴对企业和投资者选择研发和投资策略不具有决定性作用，但研发补贴会显著影响两类主体策略选择概率的收敛速度和稳定性；以北京市作为标杆区域进行横向分析时，各省份均存在研发补贴的有效边界，且各省份研发补贴效力呈现方向性差异。三类区域具体如下：第一类如安徽省和四川省，研发补贴缺口大，仍可继续追加；第二类如广东省，其与北京市的研发补贴效力趋近；第三类如湖北省、山东省和河南省，存在研发补贴“冗余”现象。     

龙头带动型集群政府研发补贴策略选择研究

创新投入补贴和创新产品补贴是两种典型的研发补贴方式。本文以龙头带动型集群为研究背景，构建集群中领导者和追随者的两阶段博弈模型，重点讨论政府研发补贴方式和补贴对象选择对集群领导者与追随者研发投入的引导效果。研究发现：（1）高技术溢出情况下，创新投入补贴引导效果总体优于创新产品补贴；低技术溢出情况下，两种补贴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引导效果基本一致。（2）同时对领导者和追随者进行补贴仅有可能提高追随者的研发投入积极性；如果仅对领导者或仅对追随者进行补贴，大部分情况下会提高被补贴企业研发投入积极性，同时损害未被补贴企业的研发投入积极性。（3）对高技术溢出集群进行研发补贴的促进效果总体优于对低技术溢出集群进行研发补贴的促进效果。本文对已有研发补贴政策研究从理论上进行了拓展，可为政府制定面向产业集群的补贴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考虑多主体参与的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模式比较研究

将共性技术研发模式划分为市场机制模式、学研参与模式与政府参与模式,借鉴Stackelberg主从博弈思想,构建共性技术供给企业A、商业开发企业B及政府间的博弈模型,对三种研发模式下研发企业各自的最优研发努力水平、最优研发预期收益及政府最优补贴、政策引导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比较。研究表明：除政府参与模式严格优于学研参与模式之外,共性技术研发模式选择需厘清各研发模式占优的关键因素及影响机理;三种研发模式下政府、企业A、企业B预期收益及研发企业A、B的努力水平受到共性和个性因素的影响,共性技术研发协同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政府应通过补贴和政策引导支持共性技术研发,就政府补贴分配比例而言,技术弹性较大时政府应分配给企业A较大补贴比例,利润分享系数较大时政府应分配给企业B较大的补贴比例。最后,从研发模式选择、促进研发主体参与及政府精准施策等方面提出促进共性技术研发的政策启示。     

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资金投入：财务冗余与政府补贴的不同调节作用

研发资金投入对新能源汽车企业可持续成长至关重要,但其究竟如何受诸多前因影响仍众说纷纭。依据生态系统理论将新能源汽车企业分为核心企业和配套企业。本文基于组织冗余理论和2014—2018年A股新能源汽车产业数据,研究两类企业中研发人员冗余和研发资金投入之间的关系,以及财务冗余和政府补贴的调节作用。本文发现研发人员冗余能显著促进新能源汽车企业加大研发资金投入,但财务冗余和政府补贴对两类企业的调节作用存在明显差异。财务冗余能够削弱配套企业研发人员冗余对研发资金投入的促进作用,但对核心企业无显著影响;政府补贴能够强化核心企业研发人员冗余对研发资金投入的促进作用,但对配套企业无显著影响。因此,本文建议政府在制定新能源汽车企业补贴政策时,完善研发人员界定标准并强化研发人员占比要求;基于政府补贴对两类新能源汽车企业作用的差异相应的调整激励措施,对充电设施企业采取专项财政补贴和非财政补贴结合的方式激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     

不同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

目前,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需求,催生各国政府推出各种优化补贴政策以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针对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优化的问题,本文基于动力系统分支理论构建动态博弈模型,讨论了三种新能源汽车补贴,包括：1）研发补贴;2）市场补贴;3）混合补贴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新能源汽车研发补贴能刺激企业研发投入,但补贴的增加会降低市场稳定性;其次,新能源汽车市场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刺激效果弱于研发补贴,过度补贴会降低市场稳定性;最后,新能源汽车混合补贴下,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刺激效果优于市场补贴,对企业利润的刺激效果劣于市场补贴,对新能源汽车市场稳定性的提升优于市场补贴。基于此,本文认为增加对其他技术路线以及高端产品的市场补贴,未来对应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行"研发投入间隔梯度补贴",降低企业研发投入调整速度,以维护市场稳定,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中国企业所有权结构对研发投资影响的研究

利用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投资环境的调查数据,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中国企业所有权结构如何影响其研发投资.结果显示:①企业研发投资的强度和频度都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增加呈现“N”型变化.②不同股权性质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国有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资源效应较强,而公司治理效应较弱;私人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资源效应较弱,而公司治理效应较强;公司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资源效应和公司治理效应都较强;集体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资源效应和公司治理效应都较弱;外资股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一定的资源效应,但公司治理效应最弱.     

产业链下游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不同最终产品市场的视角

在国际竞争加剧和国内工业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企业生存压力日益加剧,制造业企业如何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转型升级,值得深入研究。本文通过构建寡头博弈模型,发现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一国企业,在面对国外垂直一体化的企业的竞争时,实现转型升级所需掌握的核心技术水平受到最终产品市场类型、最终产品相对质量以及最终产品差异化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此外,最终产品市场类型还会影响最优研发政策的稳健性：最终产品市场位于国外时,政府不应对企业研发行为进行干预;而当最终产品市场位于国内时,实施研发补贴政策不仅会促进社会福祉,而且可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基于研发资本存量的企业研发与模仿博弈及其良策

针对企业研发与模仿竞争策略及其选择概率问题,本文在研发资本存量差异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研发与模仿博弈模型,给出了博弈的纳什均衡和完全混合纳什均衡,并通过算例分析了局中人博弈良策对主要参数的敏感性。结果表明：降低研发投资所需的工作量后,博弈的纳什均衡为高资本存量企业研发,低资本存量企业模仿或高资本存量企业模仿,低资本存量企业研发的充要条件为研发成本和研发投资所需的工作量的降低程度同时满足一定约束条件;随着低研发资本存量企业销售速度的增大,高研发资本存量企业的良策呈非线性减小趋势,而低资本存量企业的良策呈线性增加趋势。研究结论能为企业研发投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并对企业实施创新发明有指导意义。     

企业数字化、政府补贴与企业对外负债融资——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企业数字化和政府补贴是否可以相互补充,通过消除信息不对称以促进企业的对外负债融资,这一问题在数字化经济背景下十分重要但缺乏研究.本研究采用沪深两市制造业企业A股主板上市公司2008-2018年的数据,研究企业数字化和政府补贴对企业对外负债融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可以促进其对外短期负债融资,而获得来自政府的研发或非研发补贴则可以促进企业的对外长期负债融资.与此同时,数字化可以正向调节两种政府补贴对企业长期负债融资的正向影响,而研发补贴则可以加强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短期负债融资的促进作用.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相关的文献,同时扩展了政府研发补贴,特别是其信号效应相关研究.此外,本文的研究发现还为政府的政策制定与企业的数字化战略设计提供了重要启示.     

董事会国际化、地区廉洁程度与研发投资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级政府纷纷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籍人才来华工作,国外智力的流入效应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一些学术成果。很多中国企业邀请海外政要、学者或境外企业高管担任其董事,在董事会国际化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尽管从国外高薪引智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条捷径,但鲜有学者实证检验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框架,使用2006年至2015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10 435个公司-年观测值,运用Stata 14.0和OLS多元回归模型,以公司董事的国籍特征为切入点,实证分析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并研究地区廉洁程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外籍董事的加盟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研发投资,外籍董事占比越大,公司的研发投资越多。公司所在地的廉洁程度越低,董事会国际化对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越大。聘用外籍独立董事和外籍普通董事都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研发投资,但外籍独立董事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强度大于外籍普通董事。在廉洁程度低的地区,外籍普通董事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强度大于外籍独立董事。在稳健性检验中,替换研发投资的测量方式,将港澳台地区董事以及曾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国内董事也都视为国际化董事,发现董事会国际化与研发投资依然显著正相关。与降低董事会国际化程度相比,提高董事会国际化程度能显著提升公司的研发投资,表明国际化董事存在增量效应。         国外智力流入对提升企业的研发投资具有积极效应,高层梯队理论有助于解释该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转型经济国家的公司治理理论。虽然外籍独立董事和外籍普通董事都有助于推动公司的研发投资,但在选择聘用哪类外籍董事时,建议公司先考虑其所在地的廉洁程度。另外,建议政府扮演好“扶持之手”的角色,使辖区内的公司能用最优惠的薪金聘用到最合适的外籍人才。     

相互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对研发外包决策影响研究

本文运用产权理论模型,通过分析最优和次优两种状态下企业和研发机构的均衡投资水平,重点讨论企业和研发单位自我投资和相互投资对研发外包决策的影响,并通过进一步揭示物质资产与人力资产在研发外包中的作用,提出根据专用性投资的特点调整研发外包策略,继而实现最优的研发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相互投资弹性更高的一方更应该拥有外包的所有权;企业应根据双方相互投资的投资弹性高低调整研发外包策略;外包项目中人力资本投资比物质资本投资更重要。研究结果对企业有效利用研发外包进行创新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研发模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知识基础的调节作用

 在创新日益呈现出复杂性、系统性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企业对合作研发和内部研发两种研发模式的合理选择及组合运用是提升创新效果的重要途径，但目前的相关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合作研发和内部研发两种研发模式对不同类型创新(如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的影响机理和影响效果是否存在差异还未被厘清；另一方面，企业层面特征(如知识基础)对企业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在已有研究中较少涉及。        针对上述研究现状和现实背景，整合知识基础观和创新管理相关理论，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收集310家制造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企业合作研发和内部研发对其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以及知识深度和知识宽度对企业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内部研发，合作研发对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影响更突出；相对于合作研发，内部研发对渐进式创新绩效的作用更为明显。知识深度在合作研发对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并正向调节内部研发与渐进式创新绩效的关系，但负向调节内部研发与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关系；知识宽度在内部研发对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并正向调节合作研发与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关系，负向调节合作研发与渐进创新绩效的关系。        在理论层面，考虑了不同研发模式对不同创新类型的影响，丰富了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领域的研究成果；引入知识基础作为调节变量，也为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之间权变因素的研究做出增量贡献；跳出了相关研究中关于合作研发与内部研发究竟是替代性还是互补性关系的争论，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在管理实践层面，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知识基础以及期望提升的创新类型来选择合适的研发策略。     

政府失业治理、劳动力成本与企业盈余管理

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失业增加和企业盈利下降是中国当前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也为盈余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考察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结合中国政府失业治理的制度背景分析其影响机理,可以拓展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后果的研究,还可为研究盈余管理的新动机和新特征提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证据。利用2003年至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以职工平均工资作为劳动力成本的衡量指标,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对盈余管理水平进行估计,并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检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同时,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为了刻画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政府失业治理与企业财务政策选择交互作用的完整过程逻辑,对因果关系的机制进行系统的探索。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企业更倾向选择负向盈余管理隐瞒利润或报告亏损,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高失业率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就业减少和失业增加,在政府承担失业治理任务的背景下,企业通过负向盈余管理可以获得更多政府就业补贴、税收优惠或减少政府转移的就业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失业治理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对于改革政府失业治理模式、规范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完善政府补贴政策、提高政府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建议改革行政干预导向下的政府失业治理模式,改变政府就业补助资金的投向和分配方式,优化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缓解地方政府行为对于企业财务会计政策的扭曲。     

实体企业金融化、分析师关注与内部创新驱动力

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背景下,实体企业金融化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实体企业将资金投资于金融类资产而对研发投入造成的挤占效应,较少从企业内部创新驱动力角度关注跨期金融化投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鉴于此,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分析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的跨期影响,结合委托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探讨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入的交互效应对研发投入持续性和研发投入转化率的提升作用,并检验分析师关注和是否拥有资格资质认定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以2010年至2016年中国A股非金融业和非房地产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 15.0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对内生性问题的缓解和其他稳健性检验保证了研究结果的一致性。 ????????研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入在当期呈负向关系,但在滞后期呈显著正相关;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入的交互作用弥补研发过程中的资金短缺,平衡创新知识转化过程中的调整和失败风险,缓解管理者面对的短期业绩考核和股价波动压力,进而显著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持续性和研发投入转化率。分析师关注对上述作用产生负向调节效应,即分析师关注使管理者投资决策的目的和动机从关注长期创新发展向追求短期利益倾斜。在无高科技等资格资质认定的实体企业中,金融化与研发投入的交互效应对研发投入持续性和研发投入转化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研究深化了微观视角下企业金融化与创新活动的关系研究,丰富了金融化蓄水池效应的研究证据,揭示了资本市场冲击和企业异质性特征的间接影响,有助于理解企业金融化现象背后折射的投资决策和战略意图,对于提升实体企业创新驱动力、促进政府实施高效的监督和激励政策、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基于核心研发能力的企业最优投资组合模型

现有关于协作研发博弈模型的文献主要是集中研究市场均衡问题，而没有考虑企业自身的核心研发能力对研发投资的影响。通过建立核心研发能力约束下的企业研发投资决策模型可以较好地分析企业研发投资的组合决策，研究表明开展协作研发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研发收益，具有不同核心研发能力的企业处于不同的战略空间，同时投资组合受协作研发博弈结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