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领导干部在社会治理中的管理主义误区与矫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治理创新在实践层面取得不少成绩,但总体效果仍然欠佳。究其原因,与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基层领导干部密切相关。以管控导向、技术治理、效率中心为基本特征的管理主义深刻影响着基层领导干部的治理思维、行为策略与目标追求,进而导致其在社会治理中步入行政管控的维稳导向、技术主义的表层治理、社会发展的非均衡化等现实治理误区。因此,基层领导干部必须矫正社会治理中的管理主义,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以维权实现维稳;建构"参与式"治理模式,发挥多元治理优势;完善考核与问责机制,实现社会均衡发展。     

民权保障视阈下基层维稳机制有序运行的路径探析

近年来,随着公民权利保障意识的高涨,基层政府维稳工作面临严峻挑战,维稳难度不断加大.何去何从?笔者认为,努力适应基层社会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发展趋势,着力推进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的转型,重构基层维稳运行中维稳与维权的均衡关系,成为民权保障视阈下基层维稳的重要任务.从单纯秩序维护型基层维稳机制向民权保障型基层维稳机制的转型,标志着当今基层维稳行为认知模式、价值导向、目标与治理方式的转变,建立促进公众理性维权、内外协同与和谐社会的理念成为基层维稳机制有序运行的理性追求.     

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新时代下,基层社会面临的矛盾、风险和隐患越来越复杂。本文通过全面剖析矛盾纠纷化解、社区网格治理、维稳管控等典型业务场景存在的难题,创新提出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并针对矛盾纠纷化解等典型业务场景提出应对策略,助力提升基层治理的速度、精度、温度。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探索——以四川省江油市创新社会治理实践为样本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为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指明了方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四川省江油市做了有益的体制机制探索,成效正在逐步显现。本文通过观察其带来的社会效益思考实践价值,进一步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协作、监督、评估机制。     

回应性的“动员式治理”与基层纠纷解决

本文从组织的角度,探讨政党在基层纠纷解决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四种理论观点,即转型社会中政党在化解纠纷的过程中会出现组织失灵的现象,即政党失灵是因为没有竞争性的政党体制、组织的寡头化和腐化、组织内部上下级的利益割据、组织对于基层控制的衰弱。与这些观点相反,本文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运用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开展"动员式治理"的方式来化解基层的纠纷。地方党组织通过组织,动员党员干部积极地将民众的利益诉求纳入"动员式治理"中,在化解基层纠纷的同时,也提高了政党对于民众利益诉求的回应性。     

我国基层数字治理的实践导向、理论热点与研究展望

基层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我国基层数字治理以推动基层治理精细化、创新基层共治模式、加强风险防控与基层维稳为总体导向。在理论研究中，现有成果聚焦于数字技术对基层治理结构与功能的形塑、基层数字治理的治理效能与发展瓶颈、数字治理对基层行政人员的影响、数字治理对基层民主的推动等主题，同时存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足、实证研究欠缺等问题。因此，未来应加强对该领域基础理论的系统性研究，力求构建成熟的学科研究范式，推动以善治为目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     

群众路线视域下基层维稳工作的五项基本转变

<正>随着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社会阶层持续分化、社会利益深刻调整、社会矛盾逐渐显现。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成为保障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推进的重要任务。基层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也是社会矛盾最容易凸显和爆发的空间,更是党联系群众、牢固群众基础的重要平台。建立健全基层维稳工作机制,对于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基层领导工作中引导和借重民意推进棘手问题解决的方略

当前,城乡基层社会治理面临基层社会结构变化、传统治理效能打折,基层政府权小责大、基层干部本领不足,个体意识高涨、利益矛盾错综复杂等问题,这些问题涉事主体多、利益平衡难、问题成因杂,是基层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要引导和借重民意推进棘手问题解决,就需要确保问题诊断从群众中来,保证问题的精准性;解决方案要借重群众力量,确保方案的针对性;落地执行应及时沟通反馈,确保效果的预期性;讲究沟通策略,推动问题解决。     

基层情感治理的作用逻辑与运用策略

将情感带回基层治理是重新认识基层治理样态的重要议题。在中国基层治理中发挥情感因素作用,需要建构社会认同机制、诚信声誉机制、公共领域机制、信任互助机制和公共参与机制,而在基层治理中实施情感治理,需要采用"以理驭情"(利益协调、价值嵌入和道德约束)和"以情驭情"(虚拟意象、陌生关系的熟人化和群众路线的深化)两种不同的运用策略。这些发现揭示了基层情感治理何以可为和何以实施。     

“微治理”：社会矛盾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的变革

社会“微治理”在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上,实现了价值理念和技术性两大层面的创新。“微治理”在价值理念层面上,以社会矛盾预防为主的理念变革为主线,实现了从传统的运动式宏观治理向基层微观治理、从传统的粗放式治理向精细化和精准化治理、从矛盾事后处置向矛盾事前防范、从矛盾治理中“见数字不见人”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四大理念的转变。“微治理”在技术性层面的创新表现在以下方面：党的领导向基层神经末梢延伸是贯穿社会矛盾“微治理”的红线;搭建基层群众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微平台”;以网格化平台为抓手,实现社会矛盾治理的早发现和快化解;提升基层群众“微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能力;利用现代信息“微技术”实现对社会矛盾识别的预警;把社会矛盾“微治理”与社会治理大范畴有机衔接起来。     

乡镇政府、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逻辑与进路

随着单位制和公社制解体,乡镇政府常因对基层社会的脱嵌而陷入弱治理境地。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乡镇政府在治理资源匮乏情境下实现有效治理的一种治理机制:乡镇政府通过参与基层党建引领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完成向基层党组织、社群组织借力;通过党的政治性和组织有效性确保上级政策的贯彻;通过区域化、网格化、枢纽型基层党建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嵌入;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制度化,各个治理主体各归其位并有效配合,以规范化、程序化的制度保障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     

基层治理中网格化服务管理的实践经验与问题破解

网格化服务管理是运用网格技术处理基层治理事务的一种新兴模式。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现了网格技术、信息技术、管理方法和管理体制的创新与应用,但在统一思想认识、理顺网格化工作的领导关系、网格员队伍建设、多元主体有效参与、跨部门协同联动、智能化治理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强化宣传教育,改变思想认识;建立上下贯通的网格员管理体系,发挥网格员的作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到基层;坚持多元治理和合作治理,由网格员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将各种社会治理力量调动起来;建设更加强有力的综合协调机制,畅通多部门沟通渠道;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提高智能化数字治理水平。     

社会组织参与协同基层维稳的路径选择

加强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在社会管理中的参与协同作用,优化社会组织介入基层维稳的运行环境,规范参与维稳的行为规则,优化维稳经费来源,准确定位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合理界定其参与基层维稳的工作内容,健全社会组织联动机制、社会组织内部民众维权机制、社会组织参与矛盾调处机制,大力普及法制宣传教育,多形式提升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维稳的能力素质,加大基层政府的支持引导力度,促使其发挥更大作用,承担社会管理职能,从而形成新的社会管理导向。     

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机制分析 ——基于天津市X区L街道的个案研究

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对网格化管理存在的"泛行政化""服务供给有限性""社区治理主体协调困境"等局限的全面超越,从"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转型是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新趋势。从天津市X区L街道的社区网络化治理实践来看,其在纵向组织的构建上,实现了行政—党建复合网络架构和治理资源整合;在横向机制上,通过民主恳谈会实现了交流机制的设立,实现了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动员与组织参与。该个案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社区网络化治理必须坚持整体性治理思维,把社区网络化治理看成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把人放在系统环境中,不断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政府应在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并实现社区善治的框架内,致力于寻求各类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平衡点;要充分重视社区精英在社会合作和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重视社区精英吸纳工作。     

社会管理重在“理” 不在“管”

"管"的思路在干部中还很流行。"管"有管制、控制之意,传统思维一说管理就是消除矛盾,就是维稳。对于社会管理,我们应当先理后管、多理少管。"社会管理热"的背后《决策》:政界、学界、媒体普遍认为,2011年中国政治与生活的关键词是"社会管理"。大家也提出了很多概念,比如"社会治理"、"社会重塑"、"社会重建"、"保卫社会"。为何会作出这样的判断?刘峰:这么多年以来,政府主导做的     

村民自治视野下农村治理法治化推进路径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法治化是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趋势。农村治理法治化面临的困境有:基层政府为"维稳"而"变通",致使农村基层治理缺乏可预期的法律结果;基层司法公信力偏弱使法律在农村的适用缺乏应有的权威,难以产生正义共鸣;村级组织权力运行不规范和宗族势力的"人多势众"影响弱化了村级治理权威。制约农村治理法治化的因素包括农村资源缺乏整合、村民参与自治偏少、农民用法热情不高等。推进农村治理法治化要融合基层政府的权力资源与村域内部的精英资源;通过创新民主机制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治理;以提高村干部法律意识为切入点,培育法治土壤。     

协同治理:政策冲突治理模式的新探索

协同治理是地方政府突破"公共事务政府管理"局限,走出政策冲突困境的新思路,既是政策冲突治理的新探索,也是"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现实选择和发展方向。本文通过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治理结构,建立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行动的集体决策机制与政策利益协调机制等途径,多元协同治理政策冲突。     

遮蔽与重构：基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实践逻辑

公共性是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与根本指归。作为社会治理的重点,基层社会治理更需要实质公共性的回归与重构。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环境愈加复杂,公共空间碎片化、风险化趋势明显;治理主体互动不足,畅通融合的公共治理空间尚未形成;治理方式有待更新,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仍存在二元悖论。重构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公共性,需要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广泛参与,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公共性价值,培养基层公职人员的公共性职业素养。     

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实施路径研究

与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相比,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还相对较低,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还面临一些现实困境: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总体规划缺乏,整体推进进程较慢;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资源整合不力,"信息孤岛"问题突出;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专业人才不足,技术支撑相对薄弱;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机制建设滞后,治理效果有待提升。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应创新社会治理思维,做好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规划;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夯实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基础;创新社会治理技术,强化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支撑;优化社会治理机制,加强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保障。     

贵州凤冈县“县乡直达”服务群众工作机制的完善思路

凤冈县"县乡直达"工作机制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改革尝试,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县乡直达"缺乏法治基础上的权力与权利的明确界分,社会组织在"县乡直达"改革中的服务功能和作用有限,"县乡直达"缺乏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干部群众对"县乡直达"工作机制还不够适应,"县乡直达"后续发展缺乏完善的机制保障等。因此,凤冈县在"县乡直达"后续发展中应加大统筹力度,用问题导向的方法开创工作新局面;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建设,提高基层的社会治理能力;完善"县乡直达"后续发展的治理体制,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工作体系;探索"县乡直达"后续发展的方式方法,积极推进基层治理的改革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