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温州倭寇研究

倭寇侵扰温州,根据其活动区域与强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洪武二年到嘉靖三十一年之前,倭寇开始在平阳、乐清沿海一带活动;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之乱"至嘉靖四十一年的"嘉靖大倭寇"时期,倭寇从沿海深入内地,活动频繁,为温州倭患最严重的阶段;嘉靖四十二年后至万历四十五年,倭寇基本在平阳、瑞安沿海零星骚扰,倭患平复.     

“嘉靖大倭寇”成因新探

关于嘉靖大倭寇的成因,学界多从明朝的海禁政策、海防废弛、政治腐败与彼时日本处于战国时期等几点来解析,但这些并非问题的关键。嘉靖大倭寇的形成是当时历史演变的结果,16世纪20年代前后葡萄牙人东来与16世纪30年代日本白银的开发为16世纪40年代中、日、葡三方走私贸易的形成制造了前提,沿海走私活动的逐步扩大进而衍生了诸多海寇暴力活动,16世纪40年代江浙地区异常严重的灾荒则保障了海寇的人群来源,16世纪50年代前后,朱纨厉行海禁失败,蒙古俺达汗入侵,明朝方面的防务重心转向北方,对东南沿海的防务采取了以寇制寇的消极策略,王直利用官府的绥靖及江浙地方豪强的帮助,逐步吞并整合了其他海寇势力,最终形成王直海寇集团一家独大的局面。之后以王直为首的海寇势力凭据日本平户为基地,连年勾结倭寇劫掠中国滨海,嘉靖大倭寇势成。     

明代抗倭戚家军组建

明代倭寇不断侵扰我东南沿海,江浙成为重灾区,也是抗倭的主战场.幸赖以义务兵为主体的戚家军平息了倭患.有关为何召募义乌兵的缘起、召募的经过以及由召募而引起深远的影响,历史记载不足,本文略作考释、评述和补正.     

临海桃渚城

以抗倭而名闻遐迩的桃渚城,位于临海市以东的桃渚区,东南10里即为大海,是明代浙江省东南沿海地区为抗倭而设的41个卫所之一。我国人民富有抵抗外来侵略者的光荣传统,桃渚城则是台州地区的抗倭前沿阵地,是敌我必争的咽喉地带。自明以降,当地军民多次奋起抗击倭寇的入侵,明嘉靖年间倭患愈炽,当     

论宗臣御倭散文的史料价值

宗臣御倭时间恰好是倭患最为惨烈的嘉靖朝,地点又是罹毒最甚的福建,相当具有典型性.宗臣有亲身抗倭的经历,再加之长期受<史记>、杜诗的熏陶,具有明确的存史意识,所以其御倭散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从中可以了解倭寇之来源、倭惠之惨烈、客兵之祸害、御贼者之表现等众多史实,对进一步认识明代沿海倭乱、朝政腐败、海防策略均有极大的帮助.宗臣真实具体的御倭散文,和明代边防诗相比较,其史料价值更为突出.     

坐拥1350艘战舰，明朝缘何放弃海外扩张

明朝的舰队曾耀武南洋所向无敌,但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后被突然叫停。明朝政府下令禁止建造远洋帆船,主动放弃海上贸易,把自己和世界上其它地方隔绝起来。从此,中国海军几乎一蹶不振,倭寇的袭击,甚至葡萄牙船只一再在中国沿海出现,也没迫使明政府重建一支强大的海军。     

中国史籍中的钓鱼岛及其相关岛屿考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文献、地理和地质构造,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评判,其领土主权皆属中国。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钓鱼屿名字的文献是1403年前后成书的《顺风相送》。之后,钓鱼岛列屿便不断在中国文献中出现。例如1534年明朝出使琉球册封使陈侃的《使琉球录》,以及随后的多部册封使录,1556年奉使日本的宣谕使郑舜功所著的《日本一鉴》,防倭抗倭的史地学家郑若曾的《郑开阳杂著》等史籍,都明确指出钓鱼岛列屿就在福建沿海海域。根据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出版的《筹海图编》,包括今之澎湖列岛(澎湖澳)、台湾岛(小琉球)、彭佳山、钓鱼屿、黄尾屿(黄毛山)、赤尾屿(赤屿)等,皆纳入福建沿海军事防卫区域,在中国政府有效控制的领土版图内。钓鱼岛列屿主权归属中国的史实,载诸典籍,斑斑可考。     

明清时期的杭州商业经济

明清二代杭州城市包括府城、附郭仁和(东北)、钱塘(西南)两县县城。明初由于元末战争的影响,城市经济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经洪武至宣德近70年的恢复,至弘治正德(1488-1521)间杭州城市经济已趋向发展,成弘间“物产之富……商贾货财之聚,为列郡雄。”成化七年恢复钞关。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大肆焚掠,城市经济受到很大影响,人口迁徙,街巷冷落,有的地方出现了“草深尺余”,“狐兔为群”的萧条景象。万历时经济又呈现了空前的繁荣,史载:“舟航水塞,车马陆填。百货之委,商贾贸迁,珠玉象犀,南     

嘉靖帝的政绩初探

人们一般认为,明代的嘉靖皇帝是一个极为奢侈、腐朽、残忍而又崇尚道教的昏庸君主。其实,嘉靖帝是洪武、永乐以后明朝最有作为的一个皇帝。他革除前朝鲜政,整饬朝纲、吏治和军备,扭转和挽救了武宗时的颠危之势,重开了“中兴之局”。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武宗朱厚照驾崩,其弟朱厚　继位,是为世宗,第二年改元嘉靖。嘉靖帝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原先武宗不理政事,批答章奏尽归太监①, “事无大小,任意割断”②,于是宦官专权,变乱政局。同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皇庄、王庄尤为民害。皇室繁盛,冗员颇多,需费甚巨③,加之朝廷奢侈无度,财政发生困…     

明初倭寇海上三角“贸易”略论

15世纪初,朝鲜李朝政府为了本国利益,对"三岛倭寇"奉行以粮米换和平的外交政策,并以贸易为伪装,允许倭寇在朝鲜销售"中国盗物",从而在东北亚地区人为制造出一个以朝鲜为支点的充满血腥的三角"贸易"网,进而使明朝加强海防的努力大打折扣,倭寇袭扰反而日趋呈现集团化、正规化的态势。这与朱元璋主动放弃了与耽罗的朝贡往来,失去了一个近距离了解朝鲜、日本以及三岛倭寇的情报来源密切相关。     

王阳明与绍兴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出生于明朝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逝世于明朝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享年五十七岁。王阳明出生在余姚,祖籍在绍兴。成长、生活也主要在绍兴。据《明史》载:“王守仁,字伯安,余姚人”(第195卷第5159页)。他的再传弟子李贽在《续藏书》(第14卷第255页)中也执此说。其实不尽然,《绍兴府志》和《山阴县志》都说他“本山阴人,迁居余姚后,仍还原籍。其故居在山阴东光坊谢公桥之后,祠亦在焉。”(《嘉庆山阴县志》卷首·皇言·第61页)王文成祠“在府北二里东光坊。明嘉靖十六年,御史周汝贞建。”“初名新建伯祠,后改为王阳明先生祠”。到了清朝,“康熙二十九年,知府李铎修之”,又改为王文成祠,“有司春秋动支地丁致祭(《府志》入防护条》),薛应旗有告文,马如龙有碑记。”     

明代辽东海防城堡的调查与考证——以金州卫、复州卫为中心

明代辽东海防城堡是以卫城为中心,辅之以其他沿海城堡和驿城,有效地对沿海烽火台实行管理,使沿海烽火台与城堡成为有机统一体,从而起到防御倭寇、保卫海疆的重要作用。明代辽东海防城堡建设始自洪武四年(1371),都指挥使马云、叶旺首先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旅顺树立木栅以资防守。同时,开始督修金州城。明代修筑、清代重修的金州卫城现已荡然无存,复州卫城仅残存清代重修的东门和一段残墙,其余的沿海海防城堡除个别的几座外,大多也已不存。     

日藏孤本《勋贤祠志》及相关史事

明朝嘉靖年间,著名学者王阳明逝世后,其门生合力在杭州城外龙山建起天真书院,祭祀阳明先生且讲论王学.万历七年,敕令毁天下私建违制书院,天真书院迅即毁弃.万历十二年,朝廷议准恢复重建,并且赐以“勋贤”祠名.当时任杭州府同知的喻均主持修建之事,而撰有《勋贤祠志》,配以图版.此书国内久佚,惟日本尚存一孤本,反映出重修之勋贤祠,仅作为祭祀祠堂,放弃了书院的体制,这是因为明朝朝廷并未完全停止压制私家书院的意向.     

关于晚明竞奢风气的一点看法

晚明是一个竞奢时代,其竞奢之风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与晚明商品化生产发展相始终。明代奢靡之风肇始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与"乡里人民"经济状况的改善,给人民的生活享受提供了条件,明代社会风气随之发生变化。从成化到正德的数十年间,是明朝士大夫们最感优异的时代,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物质与文化生活都十分惬意,随之社会生活中奢靡之风逐渐兴起并发展起来。其实明朝中叶以后,人们不断批评奢靡,但几乎所有人又都在享受奢靡,似乎批评奢靡成为一种不可少的程式,而并非一定要去改变这种现象。这也是晚明奢靡风气不可改变的重要原因。     

万历初政格局探析

万历初政上起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明神宗即位,下迄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历时十载。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与前后迥然有别,且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本文拟对万历初政格局的形成、作用以及遭到破坏和影响等进行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权臣的争斗与万历初政格局的形成明朝自英宗正统年间“土木之变”后,元气大伤,走下坡路的迹象日益明显,至世宗嘉靖之世,更是江河日下,内阁中枢争斗无暇日,内阁首辅也像走马灯似的更迭。这种内阁大僚争斗的风气,至隆庆时不仅没有被扼制,反而愈演愈烈。隆庆朝的内阁大学士高拱凭借…     

从郑和海图看十五世纪中国对南海的认识

前言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加强国内统治,采取禁止私商同海外贸易的政策,依靠册封制度和朝贡贸易体制以重整包括东南亚各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秩序.这使元代以来极为繁盛的对外贸易逐渐衰退.胡惟庸之乱(1380年)后,三佛齐(指7至14世纪以苏门答腊岛旧港为中心统治马六甲海峡的室利佛逝国)以西的贸易一时中断.这期间,经靖难之变(1402年),永乐帝继位,着手在国家控制下恢复对外贸易.永乐帝于永乐元年     

王阳明《答聂文蔚》第一书成年辨正

此书收《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即《传习录》中篇,系阳明重要论学书札之一。《阳明年谱》载此书于嘉靖五年丙戌条下,谓“八月答聂豹(文蔚)书。”按《阳明年谱》嘉靖三年甲申条记:“十月,门人南大吉续刻《传习录》。《传习录》薛侃首刻于虔,续刻于越。”钱德洪《传习录》中篇首序云:《答聂文蔚》之第一书属“元善(南大吉)所录之旧,”钱氏仅照此移录。故此书不可能成于嘉靖五年,只能成于嘉靖三年十月以前。此书已倡致良知,《年谱》正德十六年辛已条云:“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故此书又当成于正德十六年以后。     

浙江省在全国军事战略地位的演变

浙江省在全国军事战略地位的演变叶持跃浙江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为江淮之藩屏，东南之冲要”①，在全国具非常重要的战略地理意义。但若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则其地位前后有明显的变化。要而言之，随着浙江和南方地区的开发，全国政洽、经济、文化中心的变迁；以及国内...     

明朝宁波的私人对外贸易

明朝时,宁波的私人对外贸易空前活跃。海商曾建立庞大的贸易集团,形成以双屿港为代表的诸贸易市场,还连舶驶往日本等地贸易,并赢得声誉。但是,它为明廷所不容,屡遭明军的围攻。海商始则被迫走私,继而同倭寇、西方殖民者勾结,骚扰沿海地区。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分外激烈,各种人物俱被卷入漩涡。结果,宁波海商被围歼,贸易基地被逐一摧毁,沿海居民备受倭寇茶毒,中华民族也痛失首次走向世界的际遇。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本文力求阐明明朝宁波海商的活动,并予公正的评述。     

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及政治意义

明正德年间刊印的《大明会典》,因用了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对朝鲜评价的一句话,引起了朝鲜国王及大臣们的高度关注,他们针对这句话中的宗系和弑四王两个问题对明朝开始了长时期的奏辨活动。奏辨活动主要集中在嘉靖和万历两朝。该活动以万历年间续修的《大明会典》中增加了部分朝鲜宗系奏辨的内容后而告一段落。朝鲜王朝在这场奏辨活动中,不但得到了辨白的机会,也达到了向明朝证明朝鲜王朝的正统性及朝鲜王朝是礼义之邦之目的。明朝对朝鲜的奏辨活动给予积极的回应,在满足朝鲜要求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中朝政治一体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