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冯友兰“义”“利”观摭谈——以“人生境界说”为分析文本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而且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李贽“义利之辨”新识

李贽对“利”和“义”进行了全新阐释,认为“利”是指人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合理需求,“义”是人们对“利”之需求的满足,并从“心”之根源上探讨“义”“利”的天然本有性和内在关联性,证明“义”“利”同源于“心”。同时,其提出的“义在利中”的时代之论,进一步肯定了“利”之合理性、基础性和必要性,从而对“存天理,灭人欲”这一禁锢人们合理欲求的理学思想形成了彻底否定,从人之个体合理需求角度出发,将“义”作为对个人合理需求满足与否的价值评判标准,而非对人们行为进行道德绑架的依据,为义利之辨的学术史贡献了重要的一家之言。     

论“义”

“义”是儒家思想体系中最基本的观念和范畴之一 ,是孔子对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尺或准绳。也是孔子思想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关于义利的关系 ,孔子及其后学都主张重“义”轻“利”或者以“义”统“利” ,实际上是一个对待群体关系和个体关系的问题。     

论邓小平的“义”“利”观

邓小平的“义”利”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过程性、具体性的色彩，因而是辩证的、科学的“义”利”观。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一“义“利”观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正确理论，它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而成为我们的政策导向，它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以及“两手都要硬”的行动方案中得到了升华。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我们依然需要得到这一理论的指导。     

论朱熹“利者，人情之所欲”的内涵 ——兼与胡安国“利者，人欲之私”之比较

[提要]朱熹解《论语》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言“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只是分别对“义”与“利”作出界定,并没有将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之意,同时又通过进一步引述程颐、杨时所言,表明君子和小人对于义利的所喻、所好以及取舍之完全不同,讲的是“喻于义”与“喻于利”的相互对立。尤其是,朱熹多讲义与利的相互联系,继承程颐讲“君子未尝不欲利”、“仁义未尝不利”,讲“利不是不好”,不仅没有完全否定利,而且包含了对于利的一定程度的肯定。遗憾的是,朱熹门人后学将朱熹所言与胡安国所言“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相混淆,强调义与利的相互对立,实际上误读了朱熹的思想,掩盖了其中对于利的肯定。     

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的义利观

义利观是孔子思想及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孔子“重义轻利”,认为“君子义以为质”,主张在处理义利二者关系时,强调以义制利,以义生利,二者不可兼得时,要以舍生来取义,但是孔子并没有以义否定利,他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且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很重视民利。     

从“义利之辨”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

“义”与“利”的关系是历代哲学家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对这一关系的不同回答形成了“重义轻利”、“重利轻义”和“义利兼顾”三大派别。“重义轻利”派在中国哲学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目前，“重利轻义”思想十分流行，而“重义轻利”和“重利轻义”各有弊端，只有“义利兼顾”才是解决义利关系的最好办法，是建立良好道德的关键所在。     

谈谈《三国演义》对“义”的描写

“义”是《三国演义》的重要思想,“义”是《三国演义》人物行动的准则之一。一些人(主要指各军事集团的首领)标榜自己讲义气,其目的不外是为了笼络部下,壮大自己的力量,扩大地盘,进而夺取全国的最高统治权利;一些人(主要指各军事集团的文臣武将)受“义”的支配,参加了汉末三国时期各军事集团的角逐斗争。在这些人之中,关羽受“义”的影响最深,关羽身上的义气最重,关羽是“义”的化身。后世点评家说《三国演     

墨子“非攻”思想伦理释义

墨子认为“攻”是侵略战争,它在动机上“亏人自利”,在手段上攻杀无度,在后果方面“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因而“攻”是不义之举,与其所推崇的“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之义相悖。所以,墨子主张“非攻”以除“天下之害”,从而达到相爱、相生、义利天下的道德境界,并通过对“诛”与“攻”的“义”之辨析,阐述了“诛无道”的社会正义旨归。这一思想对处理当今社会冲突与解决国际争端无疑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孟子"义"德思想析论

义是儒家道德的"五常"之一。孟子思想非常重视义,把义提升到与仁对等的地位,认为义是人心固有的善端,它和"仁、礼、智"一道构成了人区别于动物的道德性,是人们提高德性、成就道德理想人格的逻辑起点。在人生的历程中,义始终是人们的价值向导,义要求人们不贪利,不畏势,不媚俗,做一个有道德自觉心、有尊严、有主体独立精神的人,而不是做一个被欲望所左右、被权势所奴役的人。孟子还要求人们集义而养成浩然之气,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完成道德人格的塑造。当生命与道义发生冲突、要进行生义抉择的时候,孟子反对苟且偷生,主张慷慨就义,以生命最终完成自己的高尚道德人格。这是义的最高境界。所以说,义在孟子思想中,在心为德,施之为行,行之有道。     

关于宋代理学理欲、义利争论的几个问题

从情欲、义利、理欲三方面对理欲、义利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在理学家的观念中,理欲、义利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对于以"天理"、"义"即道德为准兼及生存所需的利,他们是肯定的.相反,对违反"天理"、"义"的私欲、私利则是极为否定的.     

论礼的有意味的形式--以荀子的饰论为例

礼是荀学的核心观念.荀子从礼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本质两个方面论证了礼的合法性依据.礼的外在形式具有缘饰人性的功能,它既可以满足人性对审美的欲求,又符合政治生活中辨异目的.通过对礼义的学习,以及礼对人恶劣情欲的抑制,在逐渐积善和化恶中,促使人的气质发生变化,从而使理想人格得以养成.     

《墨经》"义,利也"校诂

《经》文以“利”释“义”,即用“利”字为“义”下定义;意思是:凡“义”即“利”而非非利,非“利”则非“义”。《经说》三句:(１)“芬”字,毕沅释为“美”,是;其他还有一些解法,则不必是。(２)原文本无讹误,下一“能”字,实应训“安”,是把“义”定义为“能安利”“天下”。(３)墨子实在是十分汲汲于用世的,虽又主张“爱民者非为用”,但并未绝对地排斥“用”,“非为用”也绝不是“必不用”;这里的意思是,“利”天下不是为了“用”天下,即“不必用”而“利之”,是“以天下为芬”而“利之”的。     

文学的“性”与文化的“性”——与梁晓声先生的餐桌对话（一）

虽然艺术不能摆脱肉体欲望的内容,表现生命欲望是艺术的本质和特征,但受文化制约的性才属于人类。艺术的追求不以肉体享受消解艺术的生命体验意义,也不以单向奉献的集团要求消解艺术的社会崇高精神,而是以创造理想性、超越性的艺术形态为人类发展和现实生存提供一种“诗意的栖居”。     

论国有资产损失的侵权法救济

虽然在法理、立法和逻辑上让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违法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无障碍,但是中国绝少有这种现象。究其原因,与国家所有权作为民事权利性质的模糊、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体地位的"虚置"和国家"民事利益"本身的含混都有关系。应当将侵权责任法等民事法律作为保护国有资产的基本法律,企业或公司自身可以就国有资产损失提起民事赔偿,赋予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各级国资委提起民事赔偿的职责,检察机关和普通公众也可以通过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违法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论环境公益诉讼费用征收规则的完善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入法,标志着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从理论层面走向了制度层面。但我国当下环境公益诉讼费用征收规则难以适应环境公益诉讼发展需要,导致环境公益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受阻。运用文献研究法具体分析我国现行环境公益诉讼费用征收规则,发现在诉讼费用征收标准、诉讼激励机制以及司法救助等方面存在若干不足。因此,建议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中制定关于环境公益诉讼费用征收规则的原则性规定,并出台关于环境公益诉讼费用交纳规则的具体规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等措施来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费用征收规则。     

《荀子·天论》和儒家的科学蒙昧主义

《荀子.天论》是战国晚期儒学思想家荀卿的一篇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论著。尖锐批判了当时流行于社会上的源于巫术观念的“天人感应”说,指出自然界变化与人类的社会行为无涉,并力主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但《天论》的核心理念却是认为自然规律不可知也不必知,提出了“唯圣人为不求知天”的蒙昧主义观点。这一点在哲学史上从来没人指出,以致这一有害的结论一直影响到今天。     

环境法中人本主义与生态主义的对立及解决——以个案为例的分析

环境法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基本立场,人本主义和生态主义。人本主义以保护人类的根本利益为中心,生态权益只能作为法律客体对待,因此非人类存在物,如动物、植物以及自然界都不能成为法律上的主体,因而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生态主义认为人与动植物以及整个的生态系统都具有自己的内在价值,在法律上应该具有平等的主体地位,应该被平等保护。这两种对立的立场会对个案的结果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在环境法没有明确确立何种立场是根本立场的时候,可以通过环境法法律方法,尤其是利益衡量的方法来解决两者的对立。     

中国传统社会"崇公抑私"及其后果

中国传统社会主流价值观是“崇公抑私”,其主要表现在“重义轻利、重理轻欲、崇君轻民、重国家轻个人”。贬低个人利益的“崇公抑私”在中国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这就是助长了专制主义流行、使人各自为私、虚伪流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