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权力失范与政策执行失序

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有着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随意性的特点.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不规范加剧了地方政府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府部门之间职能不清、责任不明也导致了政策执行失序;提升政策执行力必须规范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同时消除部门利益,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转型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困境及其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以来是中国最为复杂的问题。在古代社会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难题一直没能解决 ,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古代中国的分分合合与朝代的更替。新中国建立以来 ,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 ,加上“由于有了民族区域自治和民主的政权组织方式 ,及由于有了民主共和而与传统的中央集权有本质区别”[1] ,中央与地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下来 ,但中央与地方利益摩擦仍然不断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难题还是没能彻底解决。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进一步推进 ,我国的中…     

当代中国国家权力纵向配置:制度困境与变革思路

国家权力纵向配置涉及一国权力配置的原则、制度、方式等一系列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其重要性不亚于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由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国家权力纵向配置所呈现的不规范性、非制度化,迫切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找到中央与地方间集权、分权的合理均衡点,实现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民主、高效、充满活力的国家权力纵向配置体系。     

民主:一种利益均衡的机制——深化对民主理念的认识

民主理念经历了三个阶段或层次的发展:第一是古典民主,即"多数人统治",解决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属于权力归属的政治制度层面;第二是近代民主,即"精英选拔机制",解决的是精英与大众的关系问题,属于权力配置的政治体制层面;第三是现代民主,即"利益均衡机制",解决的是资源和财富占有与分配的关系问题,属于权力运行的政治机制或政策层面。在当代,应当特别强调民主的第三层理念。以分工、竞争与交换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社会分化和利益的不均衡。因此,需要通过民主机制进行利益再分配,实现利益相对均衡,从而促进社会和谐。     

市场体制下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论──一个利益分析方法

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包括两个部分，即政治利益关系和经济利益关系，中央与地方作为一个系统，其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永恒的，也是统一的，同时，只要有中央与地方出对存在，就会存在中央与地方各自的利益关系。因此，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一致性与差异性是明显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在不同的体制下具体协调方式存在很大的不同。在社会资源主要由强权政治支配的体制下，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由行政性中央、上级命令与地方、下级服从的“行政关系”，或主要由这种“行政关系”来协调；在社会资源主要由平等交换的市场支配的体制厂，中央与…     

关于宪政理念若干问题的思考(续)

建设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是要理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 ,使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协调实现 ,为此必须认真推行好代表制度和选举制度 ,使公民有效地参与国家权力。处理国家结构问题 ,应突出地贯彻自下而上组织国家权力、分层次行政、尊重历史所决定的现行行政区域、所有地区平等、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权限公平分配等民主理念。宪政的最大特点之一 ,就是把宪法的实现寄托于宪法自身设计的规范政府的结构和运作方式 ,限定政府不得侵犯公民的权利 ,使政府对人民负责、对国家权力进行划分并有效制衡的法制上。我们应该从时代精神、现实的政治秩序建立、宪法的政治历史作用和不同的法律法制视角来全面理解宪法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是国家法律体系建构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从我国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演变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地方权力大小各异,但相对于中央立法权,地方立法权是逐步扩大的;在中央立法权缩减的同时,地方立法权总体上呈扩张趋势,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国家结构形式与分权关系认识的加强、治理方式的民主化和差异性国情下的市场经济。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我们应在法制统一的原则下,适当扩大地方立法权;实现立法权的均衡下放;力求权力配置上法制化和科学化,运用立法监督制度规范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     

授权体制——当代中国中央地方关系的一种阐释

中外学者关于当代中国中央地方关系的八种阐释各有优劣。进一步认识中央地方关系应遵循四个前提。当代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是一种授权体制。在授权体制的中央地方关系下,权力的核心和合法性源头在中央,然而地方并不是简单地不折不扣执行中央政策的代表,实际上也握有一定的职权和权力,中央通过职权的授予和收回("放"和"收")来调整中央地方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宪政国家的经验表明,地方自治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法治化与理性化的制度前提。没有地方自治作为基础,地方往往会陷于"资源越多越不幸"的制度困局。要解决地方事故频发、中央监管不力等长期困扰中国的难题,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必须实行地方自治与合理的治理分权。如果地方政府不是由地方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官员对上而不对下负责,那么地方治理将出现千奇百怪的问题,中央最后必然也束手无策。要有效解决"资源越多越不幸"等制度难题,必须确立以地方选民为主体的民主自治作为规则,中央监督作为例外。为了保证中央法律得到执行,中央可以派遣专员督察各地执法情况,但是中央干预主要应该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而非直接干预地方政治、撤换地方官员;地方官员的违法乱纪应通过完善地方民主和法治加以解决,中央主要负责跨区域纠纷的协调和处理,并通过适当的司法审查机制裁判中央和地方的法律冲突。     

中国决策过程中的共识民主模式

在民主理论上，共识民主是多数决民主的一种替代模式。在中国，实现共识民主的制度基础是民主集中制，而协商民主则是实现共识民主的主要形式。案例研究发现，共识民主模式贯穿于中央政府决策、部门决策和地方政府决策之中；其中，中央决策属于制度化协商型共识民主，主管部门的决策模式很复杂但包含着市场压力型共识，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地方政府则可能在抗争压力下达成谈判性共识。共识民主的不同类型决定了共识民主模式具有不同的层次性。只有实现共识民主模式的决策，才能使社会矛盾最小化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寻租，因此迫切需要建立更科学的对主管部门的权力约束机制。     

从“权力”视角探析党内民主发展的路径选择——以《中国共产党章程》发展脉络为依据

政治权力形成的基础在于人们的利益。分析政治权力的形成和特征,总结党章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用党章来规范政治权力的运行,加强对政治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直接关系着党内民主的发展。     

利益差别与政策博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另类解读

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是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双方对利益最大化追求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政策博弈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利益博弈的一种重要方式。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的过程,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利益博弈过程。本文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客观存在的利益差别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政策博弈,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创新举措,谋求更好地规范中央与地方博弈行为,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均衡,协调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     

集权与分权的均衡:国家管理模式的机制创新

合理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是大国治理的根本问题.作为体现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两种基本形态,单一制和联邦制具有各自不同的优势和不足,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国家管理模式.在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持续的改革,但仍存在着高度集权、权责不明晰、差异性分权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推进我国国家管理模式创新,应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分权格局、适度扩大地方分权、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推进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走向法治化.     

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结构的经济分析

中央与地方政府都是不同层次利益的代表者 ,两者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现代社会中 ,两者的这种利益冲突更显明朗化和复杂化 ,因此 ,迫切需要重构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结构 ,寻求两者之间的利益均衡点 ,以此来共同增进社会利益     

新时期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调适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对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和调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不断完善 ,在我国进入小康社会的发展新时期 ,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仍需进一步调适。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和角色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 ,完善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机制 ,加强法制化建设 ,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 ,保持中央与地方关系良性动态平衡 ,对深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促进政府职能创新是非常必要的 ,也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     

集权与分权:依据、边界与制约

如何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本文认为要根据集权与分权的不同功能以及价值追求来划分权力边界.我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继续沿用单一制国家结构、维护中央权力的集中和权威是十分必要的,它符合我国宪法精神.在此前提下,涉及全社会性的政策与法律的行政执行权和法律执行权,适宜采取垂直管理的集权体制,以达到社会公正的最大化;涉及处理地方事务和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权力,适宜下放给地方政府,以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化.但构筑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的系统体制,是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共同关键点.     

对“诸侯经济”的分析与思考

一、“诸侯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区域性障碍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展开是以中央向地方和企业放权让利为主线,循着重新构造经济主体和利益分配机制的道路进行的。随着中央权力的逐步下放和分散,地方政府作为行政权力主体和区域利益主体的地位和     

论孙中山的均权主义

均权主义是孙中山先生首创和倡导的,在集权和分权各自优点上综合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它跳出了集权主义和地方分权主义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问题上的争论,从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关系上,寻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平衡和地方自治的合理性。均权主义不否认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间集中与分散的重要性,但认为更重要的应是职能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工与协调,只有这样,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才能在合理的职能关系基础上得到合理的解决。民国一代,均权主义的理想色彩远远大于它的实践意义。尽管民国时期的中央权威式微、地方主义盛行,加之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党专制与独裁,使均权主义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上,但它至少为现实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一种合理的价值取向和结构模式。     

中英两国中央和地方关系之比较及启示

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一直是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课题。如何妥善地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国和英国也不例外。中国和英国同是单一制国家,两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既有共性的一面,更有不同的一面。其不同存在于两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路径、权力分配方式、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机制和关系形态等方面。这在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中英两国政治、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使得两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对此进行分析和研究,能够为我国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个有关权利与权力的问题——对基层税费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国家、地方政权组织(这里指县级政权组织)、基层社会三方从自身的策略和关注出发来“建构着自己主权”的行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利益竞争关系上,来关注基层政府的税费政策和税费征缴行为。认为,县级主导的基层政权组织退出对地方公共资源的垄断经营地位,消除各种垄断权力,保护个人的经济机会和交易权利,促进单个的经济行动者成长,应该成为理顺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关系,保证基层社会长治久安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