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创作《铸剑》时间辨考

鲁迅创作《铸剑》这篇小说的时间,据拙作《鲁迅在厦门》(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十月出版) 一书所说是:“《故事新编》中《铸剑》和《奔月》两篇,一写于十月,一写于十二月,都是在集美楼上写的。其中《铸剑》一篇原名《眉间尺》,首先登在厦门大学学生所创办的《波艇》月刊上。”其后,收到某师范学院同志来函洵问: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鲁迅日记》记云:“作《眉间赤》讫”。究竟这篇小说是一九二六年十月作于厦门大学,还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作于中山大学?其后,又看到《鲁迅与<波艇>》一文说:《铸剑》作     

散文诗《雪》欣赏

鲁迅作为现代中国伟大文豪,不仅有振聋发聩的小说,石破天惊的杂文,他的散文诗也在中国的文坛上独树一帜,是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散文诗集《野草》收编了他的23篇作品,《雪》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欣赏《雪》,首先要领会作品中所创造出来的新颖、动人的意象。《雪》写于1925年1月。当时,鲁迅生活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北京曾经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就在这里举起。但是革命高潮过后,统一战线便开始分化,革命陈营内部“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而封建军阀一朝得逞,疯狂镇压革命运动,北京倒成了…     

柔石在狱中对鲁迅的称呼

新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对鲁迅的作品,都据手稿或初版作了认真的校勘,是较为令人满意的版本。虽如此,但亦偶有疏忽之处。如《南腔北调集》所收《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所引录柔石狱中致冯雪峰信中的三处称鲁迅为“大先生”,刊误作“周先生”,却未据鲁迅手稿校正,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疏漏。查1961年8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选集》,三处“周先生”均作“大先生”。我又托上海鲁迅纪念馆杨志华同志,核对了柔石在狱中致冯雪峰信原件和鲁迅抄件的复制件,也都作“大先生”,可知鲁迅在撰写《为了忘却的     

对“关于宋玉”一文的意见

最近在“新建设”二月号读到郭沫若先生的“关於宋玉”一文,里面肯定宋玉几乎是一个“叫人摇头的”“热衷於利禄”的典型人物,我总觉得这里而还有待商榷的地方。他所持的论证,不仅是不够,而且有的几乎不能作为他的那种论证的。我也想谈谈我的一点不成熟的意见,请读者多予指教! 郭先生最重要的依据,是司马迁在屈原列传里面的这样一段话(在“今昔蒲剑”里也曾引用这段话的):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     

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论“野草精神”之一

<正> 一《野草》,是鲁迅自己认为可以“称为创作”的“五种”(《自选集·自序》)之一。它写作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到一九二六年四月,历时一年半,共二十三篇。鲁迅在谈到《彷徨》和它的写作背景时说: ……《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正确继承鲁迅的革命实践精神

研究鲁迅先生的思想发展道路问题,实质上就是研究鲁迅先生究竟是怎样地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问题。人们之所以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和比较自觉地掌握客观规律,总是需要经过一个反复的不断实践的过程的,鲁迅先生自然也不能例外。事实上,鲁迅先生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是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或离开过革命的社会实践的;他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具体步骤的各种思想、言论,无不深深地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具有十分鲜明的实践性质。鲁迅先生整个思想发展同样证明:认识来源于实践。可是,近几年来在关于研究鲁迅先生的“思想演化”——即探讨他如何认识客观真理的具体过程问题时,有人却认为鲁迅先生是通过抽象的“对思辨世界的勇敢的探寻”和“痛苦的自省自讼的过程……才能逐渐认识真理和人民”的,这就是一种完全和实践的过程相对立的所谓《心灵的历程》。在这里,我们和《心灵的历程》作者存在着原则的分歧:我们认为鲁迅先生的认识的基础在于实践,这种实践是具体的社会实践,其主要内容是他积极参加了改造社会的阶级斗争;《心灵的历程》作者却把鲁迅先生个人的意志活动、精神活动看作实践,其主要内容则是“他那自省自讼精神的寻路者的心灵世界”发生“变化”而已。从这样的一种实践观出发,《心灵的历程》全书通过“上篇”对《狂人日记》的分析,证明这篇作品是鲁迅先生“在民主启蒙运动中,当他谛视人的心灵深处,他就愈是感到时代力量的强大和战斗的鼓舞”的产物,而“狂人形象的精深、博大的意义”则在于“从狂人的生活实践和思想探索的程途中,他的性格合乎规律地发展起来”,“那震颤的心灵的琴弦,……显现了战斗者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空前地表现了美将获胜的这一新的欢乐的主题。”在“中篇”里从分析鲁迅先生一系列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中,说明“鲁迅笔下的每一个形象”和“每一个小小的心灵世界”“所联成的心灵历程的河流里,异常清析地反映了鲁迅自己的心灵航行的一段经历。”在“下篇”中更进一步通过《一件小事》等第一人称的小说、《过客》等散文、《华盖集》和《两地书》中所提到的“我”字,统统集中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即鲁迅先生自己本人的化身,从而说明这一切便是他“在各种不同环境中的经历和内心活动”的反映,最后并得出了“只有通过一个思想上的艰辛的痛苦的自省自讼的过程”,鲁迅先生“才能逐渐寻获新的道路,才能逐渐认识真理和人民”的结论。从表面上看,《心灵的历程》在全书的个别地方也提到了鲁迅先生“重视实践”、“实践丰富了鲁迅的认识”等等,但是由于作者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致使自己的研究走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反面。     

正确理解鲁迅的文化观

在前些年学术界出现的“文化热”中,有的学者指责“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着眼于对旧世界的破坏,割断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其论据之一,便是鲁迅1925年在答复报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目时说过,他对此“没有留心过”,所以“说不出”。鲁迅先生提倡少看或不看中国书,而应多看外国书。这一意见曾引起当时很大的社会反响。我以为,这种对鲁迅的批评,是对鲁迅先生文化观的曲解。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     

《绛洞花主》话剧本与《红楼梦》主题及其他

《绛洞花主》是陈梦韶先生在二十年代根据《红楼梦》改编的话剧剧本。“绛洞花主”是贾宝玉的别号。一九二六年秋,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第二年一月十四日为《绛洞花主》剧本作《小引》。鲁迅《小引》的手迹,由梦韶先生珍藏着。一九五四年,梦韶先生著《鲁迅在厦门》(作家出版社出版),将鲁迅《小引》影印在该书前。一九五七年,《鲁迅全集》注释本又将《小引》收入第七卷《集外集拾遗》。注释本说:“本篇当时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最近,复旦大学、上海师大、     

关于宋江——“水浒”问题研究之一

“水浒”,是描写北宋末年一次农民起义的故事。宋江,是这次农民起义的首领,而在作品中又是被主要描写的人物。因此,宋江问题,关系着整个“水浒”这部作品问题,关系着作品中所描写的农民起义这个事件问题。宋江同鲁智深、李逵、武松等一样,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是“妇孺皆知”的。宋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说法不一致。有的说,他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他领导梁山泊起义农民所做的事情,完全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不是为了别的。一开始就在封建统治政权之中当小吏,他盼望着一步一步爬上去,目的在於更多的为封建统治阶级出力。由於某些“奸臣不?”,被迫走上梁山。上了梁山,反“贪官污吏”,在於建功立绩,以达朝廷“中用”,好来向他们“招安”。由於他的积极追求,结果受了“招安”。受了“招安”以後,一连     

《庄子》辞语意象手法略论

鲁迅先生说:《庄子》一书“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的确,在当时,雄居百家之首;而对后世,也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写作手法上,更具独特的创造性。对此,我们应该作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1《庄子》写作手法,在其《杂篇·寓言》中,也作有这样几点简单说明:即“寓言十九,藉外论之。”“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这就是说,“寓言”十分之九,是假托;“重言”即庄语,才直接论述其观点;“卮言”即零星之言,就任其自然贯穿全书。这     

浅谈郭沫若三步鲁迅诗韵

郭沫若是新时代的著名诗人,他对我国新诗的发展贡献卓著,但他在《沸羹集·序我的诗》中却说:“我不大高兴别人称我是‘诗人’,但我却是喜欢诗。”郭沫若确是“喜欢诗”的,除创作之外,他还写过不少关于诗的评述,尤其对鲁迅的诗,推崇备至。在《鲁迅诗稿》序中,他说:“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说来奇怪,鲁迅也不喜欢别人称赞他的诗。他说:     

鲁迅和《波艇》

《波艇》是鲁迅在一九二六年底支持和帮助厦门大学学生组织文学团体泱泱社所办的一个文艺刊物。因年久失传,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发现的极少,因此有些回忆鲁迅在厦门大学的文章,甚至当年泱泱社的成员所写的回忆文章,写作时因未见留存的《波艇》实物,在谈到《波艇》时也难免有欠缺或失实之处。现将《波艇》作一介绍,供同志们参考。     

命运的布局——鲁迅个性心理研究之一

<正> 《奔月》是鲁迅的一篇“有感而发”之作,他曾说这篇作品是他有针对性的开的“一点小玩笑”。鲁迅的这种自供,对他个人来说,可能有其特殊的意思,但事实上,就其心理涵义和容量而言,我认为《奔月》或许是《故事新编》中最能代表和反映鲁迅心灵的作品之一,虽然其它作品也都各有其独特的地方。《奔月》中有这样的描写:嫦娥乘羿不在,偷吃了他从道士手中讨来的仙丹,竟而弃他飞升。     

论鲁迅的“辫子三部曲”

鲁迅先生因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对中国人头发的遭遇极其敏感且终生关注。当鲁迅还是孩子的时候,辫子最初向他“提醒了满汉的界限”;在青年时代,他因剪去了辫子而受到“社会的责罚”;一直到临终前的两天,他还写文章表示对辫子“仍然要憎恨,愤怒”。③因此,辫子成了鲁迅一生中写得较多的东西。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写辫子最集中的作品是《风波》(1920年8月)、《头发的故事》(1920年9月)和《阿Q正传》(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这三篇小说创作的时间相近,而且均以辛亥革命前后作为时代背景。在内容上它们又互有联系,有些人物甚至彼此出现。如《风波》中的七斤在《阿Q正传》里被提到,《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也像《阿Q正传》里的钱大少爷那样,被人称作“假洋鬼子”,并且也棒打了笑骂他们的人们,等等。所以,可以说,这三个短篇小说构成了鲁迅的“辫子三部曲”。     

论《金草地》中的“过客精神“

张承志敬重鲁迅先生。在张承志的字典里,“先生”二字是“尊称特指鲁迅先生一人”的;他引鲁迅先生为同类,决心“将心比心,以血拭血”;他赞扬并实践鲁迅先生的“过客精神”;他还通过自己的小说《金草地》呼唤这种精神。 《金草地》是张承志1994年根据自己1987年的《金牧场》改编的长篇小说。它讲述了主人公向一名真正牧民的蜕变;他与额     

鲁迅的《杨贵妃》与西安之行——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赴陕五十七周年

鲁迅先生对唐朝的兴衰史及其文化做过研究,很得些文史学家们“没有见到的话来”。他计划写作的《杨贵妃》,就是力图用文艺的形式展示其部分成果,以为现实服务。因此,鲁迅于一九二四年夏,利用给陕西省“暑期学校”讲中国小说史的机会,在西安做了许多实地考察。这些,不但是鲁迅研究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值得追念的。     

吕纬甫不是落伍者——《在酒楼上》细读

认为吕纬甫是“落伍者”,是“颓唐的悲剧人物”,这在现代文学界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但鲁迅的好朋友曹聚仁先生认为,《在酒楼上》(以下简称《酒》)是鲁迅小说中“最成功的一篇”,因为“表现了中年人的情怀”。他认为《酒》是把真的鲁迅勾划出来了,他就是吕纬甫”。[1]且不说《酒》中的许多情节取材于鲁迅本人的经历(如:到城隍庙拔神像的胡子,弟弟早死,为祖母、小弟迁葬的事实及有关苍蝇飞了一圈又停在原地的议论),单就小说中体现的吕纬甫与鲁迅相似的思想看,就可以说:鲁迅就是吕纬甫。结论当然应从对文本的具体分析中得出。先从小说中的“我”…     

“油滑”的定位——鲁迅《故事新编》艺术新论

自从鲁迅的《故事新编》一篇篇地在报刊上发表,对于它的研究也就开始了。综观70年的研究史,大家对“油滑”的争议最大。“油滑”一词是鲁迅对《故事新编》自评时使用过的。他说,历史小说有两种写法,一种是通常的“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另一种就是鲁迅自己尝试的“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这种演义写法“无须怎样的手腕”,“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有油滑之处。”他又说“油滑是创作的大敌。”     

“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变异——读摩罗《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

一、能绝望的是高贵的几年前摩罗以一册《耻辱者手记》为荒芜沉寂的文化界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摩罗之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恐怕主要是由于他批判的激情与青春的血性以及他锐利的锋芒。钱理群先生欣然为摩罗的第一本书做序文:《“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称摩罗继承了由鲁迅先生开创而中断已久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战士的传统。很多人一直以鲁迅为中国20世纪道德文章的楷模,认为回归鲁迅,可以找到前进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然而人们多关注的是鲁迅作为一个批判者的勇气与骨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钱理群先生称摩罗是对鲁迅谱系…     

鲁迅論美國

鲁迅先生是中国新現實主義的奠基人之一,他對政治上許多問題的看法也跟他對文學上問題的看法一樣是正確的,這表现在他對於美帝的看法上更较突出韓長经先生的论文於此有较详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