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决定是否比价值决定更带普遍性——与晏智杰先生商榷

晏智杰先生在《学术月刊》1995年第8期上发表题为《价格决定与劳动价值论——对一种传统观念的质疑》(以下简称《晏文》)的大作,说什么“价格决定是比价值决定更高层次、更带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价值决定只是价格决定中的一种,并且理应从属于价格决定的一般法则。”对这一观点,我不敢苟同。     

也谈中条山战役期间的国共关系——与杨奎松先生商榷

近来,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争论。笔者细绎相关史料之后,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条山战役发生前后,蒋介石采取激将法和下命令等多种方式"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在前期,蒋请中共出兵的真意就是让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队守住中条山,在后期,蒋更多是为了借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中共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只是主客观环境使得中共出兵有些迟,力度也不够,未能给日军以严重打击;日军确实多次传播"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谣言,意图挑拨离间,分化抗日阵营。     

也谈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与林锋先生商榷

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题并非是探索人类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若是那样,不仅会造成对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的误读,而且会降低对柯瓦列夫斯基笔记重要意义的认识。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应是探究东方社会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和未来发展道路问题。     

也谈所有制与剥削现象——与韩东屏先生商榷

韩东屏先生的《论对公有制的价值判断》一文,以形象的比喻和通俗的语言,批评了“唯公有制为好”和固守公有制的传统形式的僵化观念,指出“我们之所以说公有制好”,“是我们认为公有制能最快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迅速增殖社会财富,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     

也谈地租与生产价格公式——与熊映梧同志商榷

读了熊映悟同志《关于地租理论问题》(见《房产通讯》1982年第9期)和《生产价格的构成应包括地租》(见《经济学周报》第22期)两篇文章后,很受启发。但是,在说到生产价格的公式时,熊映梧同志认为:“通常人们把商品的生产价格解释为成本加平均利润,我对这个传统观念是不赞同的。”“完全的生产价格(PP)是由成本(K)和平均利润(AP)、地租(GR)构成的,即PP=K AP GR”。作者还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承认一切产品(不论是农产品,还是矿产品,或加工业产品)的生产价格都是由成本、平均利润、地租三部分构成。”我认为,熊映梧同志所谓的完全生产价格公式中应包括地租的说法,并不符合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和地租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部门之间争夺利润的竞争,使资本由利润率低的部门转移到利润率高的部门,其结果,各部门的利润率平均化,平均利润率形成后,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马克思说:“商品的生产价格,等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按一般利润率计算,按百分比应加到这个成本价格上的利润,或者说,等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6—177页。以下引文都出自同书,只注页     

也谈开封犹太文化消失的原因——与张绥先生商榷

一 对开封犹太人与儒家文化求大同存小异的文化心理是怎样形成的研究,也是对开封犹太文化为什么消失了的回答。我们知道,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活动和共同的文化心理是构成一个民族的四个要素,其中共同的文化心理是维系一个民族完整存在的核心。即使前三者都失去了,共同的文化心理仍然能维持一个民族的继续存在。如果共同的文化心理改变了,那么这个民族的性质也就改变了,这个民族也就不复存在了。 张绥先生于1990年在《上海大学学报》的第2期上发表了《犹太人在中国中原地区被汉化原因之探索》一文,探讨了开封犹太人民族文化的消失问题,读后令人很受启发。张绥先生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是造成开封犹太人被汉化的重要原因,因为科举制度所确立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重商主义的价值观。“一     

也谈万春圩的兴建——试与邓广铭先生商榷

邓广铭先生在复刊号《学术月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上,发表了《不需要为沈括锦上添花——万春圩并非沈括兴建小考》(简称《小考》),读了深受教育,深有启发。邓先生治学严谨,对于学术领域的实事求是精神,大为钦佩,特别是一扫“四人帮”的肆意篡改历史,大搞影射史学的恶习,使人耳目一新。万春圩在今芜湖县万春公社境内,是劳动人民很早开发的一个大面积江南圩区。十世纪前一度为土豪秦氏侵吞,改名为秦家圩,以示其私有。南唐时置官管辖,田租直接上交皇室,供后宫挥霍。北宋时下属芜湖县,田租归宋政府的大农(相当于农业部)。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初,江南大水,主管万春圩务的一个姓欧阳的官吏护圩不谨,圩堤被冲毁,其后的八十年间,虽然几度想修复,但都未成。直到嘉祜六年(1061)才得到修复。沈括撰写的《万春圩图记》(以下简称《图记》),对于北宋前万春圩的历史,对于嘉祜六年修复万春圩的缘由、始末、经过,作了比较详细地记载。这是我们今天研究万春圩历史的主要依据。邓先生对于万春圩的历史,特别是对沈括的《图记》一文作了很好的考订,然而我以为邓先生的《小考》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也谈我国上古时期的小麦——兼与李永先先生商榷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最新考古发现,山东地区是我国小麦早期种植和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区域。有学者据此提出山东地区的萊人首先培育了小麦。本文对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进行梳理,结合生物学研究成果,认为目前的资料尚不能解决中国小麦是否独立起源的问题,更不能因为近年来山东较为集中地出土了年代较早的小麦遗存,就简单地将这些发现与历史文献挂钩,认为山东地区是小麦的起源地,甚至将小麦的培育驯化简单归功于某个族群。我国小麦的起源与传播问题仍有待于开展多学科的合作研究。     

也谈哲学史工作中古为今用的问题——与冯友兰先生商榷

在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哲学史工作中如何做到古为今用的问题。有些同志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古人现代化,他们的主观愿望,大概是想以此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的。但是,正如有些同志所已指出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不能收到古为今用的效果,相反地只能对今天的现实起危害作用。可是在批评这种作法的时候,有人提出了一种看法,我们认为会把哲学史工作引向另一个方向,对哲学史工作也会有很不利的影响,因此觉得也有必要来发表一点意见。     

也谈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与吕润程同志商榷

读了吕润程同志发表在《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上《论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一文(以下简称吕文),颇受启发。吕文从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中来探讨经济法的方法是可取的,但对吕文中的某些观点我有不同的看法。 吕文认为经济法与行政法调整的对象是不同的。其理由是“经济法调整的是经济关系,即国民     

也谈南朝文人的早熟与文风走向——与李炳海先生商榷

词赋取士和玄学思潮泛滥 ,是南朝文人早熟的催化剂和酵母 ,这个结论令人难以信服。南朝文人早熟 ,从外因来看 ,一是与统治者重视文学、以文显名分不开 ;二是门阀士族制度为某些文人的早熟提供了政治上的特权、经济上的优势、源远流长的家教和世代相传的文化积累 ;三是早期教育是文人早熟的又一重要条件。从内因来看 ,文人的早熟还离不开个人的主观努力。南朝文坛标新立异的风气 ,注重藻饰的倾向 ,与作者队伍的年轻化没有直接关系 ,而是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学本身等因素的决定和制约     

也谈经济体制改革与生产价格——与何建章等同志商榷

何建章、邝日安、张卓元三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发表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以生产价格作为工业品订价的基础》一文,进一步论述了价格以生产价格为基础的观点,认为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实行资金有偿占用制与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和保护竞争,都要求以生产价格作为制定计划价格的基础。我以为这些提法论据不足,缺乏说服力。本文想谈一些不同意见,与从事经济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的同志们共同探讨。     

也谈死刑的德性--与邱兴隆先生商榷

对死刑德性的深入认识于司法改革无疑是有益的。文章认为 ,从传统报应主义的抽象分析和刑罚预防的工具理性视角来考察死刑的德性 ,不能得出死刑在道德上不正当的结论。只有在历史的、具体的论域中讨论死刑在道德上是否正当 ,并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研究死刑的价值取向 ,才有可能贴近死刑的真正德性。     

也谈创新性劳动与价值——与许明达教授商榷

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一座巨大的充满理论陷阱的迷宫,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得以确定的科学方法和思路是人们走出这一迷宫的指南。作者结合自己的研究,对许明达教授的学术研究专著《创新性劳动的价值》进行了观点评述和商榷。     

也谈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之关系——与王锐生同志商榷

王锐生同志最近发表的《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几点看法》(载1983年4月11日《文汇报》,以下简称《看法》)和《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历史尺度问题上的原则区别》(载《哲学研究》1983年第五期,以下简称《尺度》),明确否认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存在,认为马克思主     

也谈南宋的历史地位——与台湾旅美学者刘子健先生商榷

近读台湾《大陆杂志》第七十一卷第二期上刊出的刘子健先生的文章《略论南宋的重要性》。刘先生的文章乃是为黄宽重博士《南宋史研究集》一书所作的《序》。黄博士的著作惜未见之,现仅就刘先生的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南宋一代,给人的印象,正如刘先生在文章开头所说,是失地乞和,君主庸弱,官僚腐败,终于亡国。这与建立了赫赫武功的汉唐盛世固不能相比,即使比之北宋,也是暗淡得多。总之,南宋在国人心目中是一个     

也谈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起因--与赵春晨先生商榷

1900年爆发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为维护和扩大在华侵略权益而引起的.文章针对这场战争起因"非单一性",即清政府的内外政策亦是这场战争的起因的说法,提出了商榷性的意见.文章认为,不管清政府当时的内外政策如何反动,都构不成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起因;清政府错误的内外政策,是导致这场战争迅速失败的根本原因.     

也谈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与周平教授商榷

民族政策价值取向受政策主体价值取向的支配,因而政策主体的阶级属性及其性质具有决定意义;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并非“民族主义”取向,而是以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为最终目标,适当倾向少数民族权益的维护和实现,从根本上说,是“国家主义”取向;中国民族政策演进发展的基本逻辑的各环节对少数民族权益的确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但仅是作为中华民族利益实现的重要方面,其最终指向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少数民族权益.采取现行民族政策是否蕴涵着风险,蕴涵着怎样的风险,不能武断得出结论,而需要经过调查、实证.     

也谈能动性——与李鼎文同志商榷

<正> 关于能动性问题的讨论,已历时四、五年了。李鼎文同志的《关于能动性的历史考察》(载《文史哲》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以下简称《考察》)一文,在突破“万物皆有能动性”的思想方面,给人许多启发。但文中也有几个问题笔者不敢苟同,现陈述如下,并以此就教于李鼎文同志和学术界。     

也谈社会必要劳动对价值形成的作用——与曾启贤同志商榷

《江汉学报》1962年第9期发表了曾启贤同志的文章,讨论到“社会必要劳动”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对研究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等问题都有益处。所以我也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向曾启贤同志请教。曾启贤同志在他的文章中,根据经典著作,提出了对社会必要劳动的两种解释。为讨论的方便计,也为正名计,我觉得他所称的“前一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可以称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