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对话困境中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问题

“中国有无哲学”和“中国有无形而上学”是一个问题,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而已。这一怀疑的产生与中西学术对话的困难和交流的缺乏不无关系。对于中国人来说,对中国哲学的怀疑或不自信主要源于因时代交替产生的理论体系的混乱和学术的国际接轨的困难;对于外国人而言,疑问是傲慢(偏见)加无知的结果,主要源于对中国哲学缺乏了解和西方中心论。中国不但有哲学,而且有丰厚的形而上学体系。不过,中国哲学及其形而上学传统,尤其是后者,并没有得到较为准确的解释。     

着力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推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

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是一种综合的、高品格的学术话语形态,具有民族性内涵、科学性内涵和大众性内涵。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这是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其发挥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功能的必然要求,是其"走出去"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统、道统和学统,使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成为新世纪中国学术的主流,成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典范。     

金岳霖问题与冯友兰问题--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的探讨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学术界近来讨论的一个热点.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子问题,即从中国传统学术意义上提出中国哲学是否合法和从西方哲学的意义上提出中国有无哲学,我们称为金岳霖问题和冯友兰问题.回答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关键在于回答如下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即我们应如何理解哲学.     

哲学编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写作问题

本文从历史、历史哲学、编史学和哲学编史学等基本概念的疏理入手,结合以罗蒂为代表的欧美哲学界关于哲学编史学问题的讨论,认为哲学编史学的学术结构可以分为哲学史学史、哲学史的认识论研究及哲学史的编史方法研究,其问题域应包括哲学编史学的一般问题以及局部或具体问题。在哲学编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写作问题的关系之间应注意如何理解哲学和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观以及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中国哲学史写作中的内史和外史相结合等问题。     

现代学科体制下的哲学家、哲学问题

“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在西方学术体制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学科,始终受到了“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这样的质疑性挑战。而如何在现有的学科体制下充分展现中国思想的独特价值,现在的哲学教育如何适应我们时代的需要,又是上述大课题下的子课题。从发展前景看,中国智慧的独特性和哲学的学科规范学之间存在着张力。同时,就哲学本身而言,向我们这个时代敞开问题的论域则是保持其生命力的关键之所在。因而,如何协调哲学的专业训练和哲学的创造性,则是当下哲学教育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从中西哲学比较中发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与精义——以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为中心

张岱年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是一部以"中国哲学问题史"的形式来阐发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与精义的代表作,并鲜明地显现了他的学术性格:立足于中西哲学比较的视域来发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与精义,并进而于其中发现在中国思想世界引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生长点。他的这一工作主要围绕四个相关联的问题而展开:(一)中西哲学比较何以可能?(二)在中西哲学比较中如何呈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三)在中西哲学比较中如何昭显中国传统哲学的精义?(四)在中西哲学比较中如何揭示中国新哲学的生长点?     

中、西、马哲的历史对比和当代会通

在中国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是一种积淀着的历史性 关系,它是在全球化开放世界的学术语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语境、中国各派哲学相互争鸣的批 判语境中被讨论的。中、西、马哲之“异”是由历史环境之异、哲学旨趣之异、范畴体系之异构成的; 中、西、马哲之“同”则包括研究问题之同、哲学观念之通、历史衔接之用这样三个层次。中、西、马哲 在当代可以会通也必须会通,其途径是:三类哲学的研究者必须立足当代、结合实际、把握和反思各自的 核心理念、学术品格,同时利用哲学的可解析性和可移位性,相互借鉴,推进其与时俱进的发展。中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既要通过文本解读、哲学史研究、实践总结,进一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 核心和学说体系,又要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采取科学态度,肯定它们各自的历史地位,评价它 们各自的原理、范畴,在比较中得到启发,在批判中吸取营养,进行科学的整合,借以发展中国马克思主 义哲学,促成它的进一步现代化。     

如何创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笔谈)

新中国的人文学术经历了两次范式转型,一是从民国学术到共和国学术的丕变,二是从“以阶级论为纲”的学术形态到“以现代化为纲”的学术形态的变迁,近年来,人文研究已进入第三次转型,即从“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向“以本土化(中国化)为纲”的方向性转变。第三次转型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为主旨,要求学术扎根于中国社会和现实土壤,直面并回应时代问题。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为哲学社会科学如何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回信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值此回信一周年之际,为深入贯彻回信精神,我们组织了这组笔谈,致思于如何凝练基于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问题的学术概念、理论、思想,如何创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以期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心态问题的中国哲学疗法

中国哲学的人学特质决定了其对人心的关注，而培育积极、健康的心态是中国哲学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基于心态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中国哲学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治疗问题心态的方法，其中包括自省术、制欲术、范导术、集义术、言善术等，但这五种治疗方法的理论基础实际上都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观念，从而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此五种治疗问题心态的方法，无论是就其理论基础而言，抑或就各自的性能而言，都表现为一个彼此关联、相互补充的治疗心态问题的方法体系。亦因此，其对当今社会中积极心态的培育和消极心态的化解都能表现出独特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探索治疗问题心态的学术实践，其中触及诸多富有启示性的心理学问题，比如“心”的结构、“心”的自我治理等，至今仍然是悬而未解的课题。质言之，中国哲学所提出的治疗问题心态的方法，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蕴含了丰富的学术价值，是中国哲学对于化解心理心态问题的特殊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格局及其学术体系构建

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就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史就是历史性的思想。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最重要的路径之一就是研究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其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逻辑进程、所形成的思想格局以及思想图谱、所呈现的基本内容及其规律等作出全方位的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以来“化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彻底实现了“中国化”,即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地位,并整体性地呈现出“一体多样”的思想格局。总体上看,这一思想格局具体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即从“一体一样”到“一体多样”再到“多样一体”的历史阶段。这一思想格局的形成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实现了“再度青春化”,焕发了青春活力。面向未来,构建“多样一体”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重在凸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性”和“主体性”,以梳理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为着眼点,研究“一体”与“多样”的辩证关系,聚焦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进程中遭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等,并在上述问题的反思中赋予既有哲学学术体系以新的时代内涵、思想内涵、文明内涵,继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思想智慧。     

建构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反思

郭齐勇认为,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一是要关注理解的历史性与诠释的相应性,二是要兼顾中国哲学学科的主体性与中西哲学的对话性,三是要注重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与丰富性。应当超越西方一般知识论的框架、结构、范畴的束缚,自觉发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智慧与古已有之的治学方法,发掘反归约主义、扬弃线性推理的“中国理性”、“中国认识论”的特色,予以创造性转化。     

中医学生命模型的特征和意义

任继愈认为,中医哲学的科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涵;二是通过其基本概念和范畴、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为全面把握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刘长林探讨了中医哲学的“元”创性问题,认为中医哲学的认识论从主客相融一体出发,所把握的是事物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运用这些规律可以避免西方科学技术的缺失,并有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张其成将中医学的生命模型概括为“气—阴阳—五行”模型,认为这一关系性思维模式有助于揭示生命的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自相似性、自组织性的本质。萧汉明指出,中医学的思维是一种网络型思维,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原理,可以解决在宏观调节与总体把握复杂矛盾系统时遭遇到的困扰,进而有助于促进当代哲学的发展。     

努力提高对中医哲学重要价值的认识

任继愈认为,中医哲学的科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涵;二是通过其基本概念和范畴、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为全面把握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刘长林探讨了中医哲学的“元”创性问题,认为中医哲学的认识论从主客相融一体出发,所把握的是事物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运用这些规律可以避免西方科学技术的缺失,并有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张其成将中医学的生命模型概括为“气—阴阳—五行”模型,认为这一关系性思维模式有助于揭示生命的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自相似性、自组织性的本质。萧汉明指出,中医学的思维是一种网络型思维,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原理,可以解决在宏观调节与总体把握复杂矛盾系统时遭遇到的困扰,进而有助于促进当代哲学的发展。     

论中医学的网络性思维

任继愈认为,中医哲学的科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涵;二是通过其基本概念和范畴、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为全面把握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刘长林探讨了中医哲学的“元”创性问题,认为中医哲学的认识论从主客相融一体出发,所把握的是事物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运用这些规律可以避免西方科学技术的缺失,并有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张其成将中医学的生命模型概括为“气—阴阳—五行”模型,认为这一关系性思维模式有助于揭示生命的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自相似性、自组织性的本质。萧汉明指出,中医学的思维是一种网络型思维,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原理,可以解决在宏观调节与总体把握复杂矛盾系统时遭遇到的困扰,进而有助于促进当代哲学的发展。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重写中国哲学史

假如仅仅依据西方的"哲学"标准,中国哲学确乎存在"合法性危机".惟有在"特殊性"的哲学形态中去把握"家族类似"的哲学共性,惟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在汉语言世界中得以"自我表达",惟有真正的"问题"和真正地"提问"落实在从"认知性的哲学"(cognitive philosophy)转进到"引导性的哲学"(orientative philosophy)的写作实践之中,我们才能承诺并实施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创新","中国现代哲学"才能寻找到并完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之路.     

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

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产生的种种问题都源自于对两个基本问题的经验性理解: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一个经验性的命题;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叙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因此,要澄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种种误读,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我们必须对这两个基本问题作出理论性的阐释。在前一个问题上,要辨析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理论内涵及其意义,并结合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揭示其中所包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特征和中国的民族性格;在后一个问题上,要开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史研究,尤其要注意研究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中国大学校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从“哲学在中国”到“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概括而言,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走过了一条以“哲学在中国”为逻辑起点并不断向“中国的哲学”生成的道路。百年来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展示了一种不尽同于西方哲学主流传统的哲学形态。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应当根本改变迄今为止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将西方哲学等同于人类哲学之共相的状况:一方面,还西方哲学作为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通过深入、系统地开掘出中国哲学不尽同于西方哲学的智慧精神以进一步丰富哲学的内涵,不仅凸显并同时涵容中西哲学之基本精神以及作为人类哲学之共相的哲学特质,而且在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上,确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平等齐一的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地位。为达此目标,中西哲学之间应当达成双向互动的“诠释圆环”。     

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

近现代以来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是中西文化比较导致的产物。这个学科在发展中出现种种偏向,从而未能相应地促进哲学创作的繁荣。要扭转这个局面,必须扩展哲学视野,立足于解释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经验。经典解释的传统与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这两个论题,表明了以经典为中介反思思想文化经验、发展中国哲学创作的可能。     

探涉比较哲学的疆域

对比较哲学的元哲学探讨,涉及三大类问题:什么是比较哲学;比较哲学是否可能;以及比较哲学的方法论。比较哲学扩展了哲学本身的“数据库”,从而身处当代哲学的中心课题——“他者”问题的最前沿。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比较哲学中“他者”问题的集中体现。比较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和科学哲学中的可比性、可兼容性、可通约性问题,语言哲学中的可翻译性问题,以及伦理学和宗教哲学中的相对主义问题密切相关。比较哲学不存在独一无二的方法,其关键是我们对待他者的基本态度要既立足自身的独特性,又对“他者”有开放的心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中国哲学则是中国有几千年悠久历史传统的哲学。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融合贯通,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将中国哲学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或者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中国传统哲学,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又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问题。这是摆在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和中国哲学工作者面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