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小说到影视生成的性别文化整合

自编自导的"女性电影"经常会表现出文化传达上的孤立和边缘,由女性小说改编的女性电影,表现出了性别文化向大众化表达迂回靠近的努力,而女性小说与男性导演的合作更可能走向性别文化表达的和谐与整合。以目前"共读"研究重整合的思路,关注并赋予女性小说影视生成的价值和意义,寻找影视媒介传达性别文化的有效路径,打开女性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消费文化语境中对“红色经典”影视改编的再审视

对"红色经典"影视改编进行了再次梳理与审视,认为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对"红色经典"的建构式改编加强了原作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解构式改编是当下"红色经典"影视改编引起诸多争议的主要原因,重构式改编则充分深化了影视改编的创新意义.影视创作者应充分认识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特殊规律,合理地依靠市场化的手段推动"红色经典"的接受与传播.     

论四大名著影视改编与传播的当代性

从四大名著价值属性、改编作品的文化属性、媒介属性及受众接受的审美属性看,四大名著的影视改编无一不体现着当代性特征,正确理解这种当代性的内涵,合理审视当代性在影视改编中的价值,并创造性重塑经典和再造审美,是对四大名著影视改编的科学态度,也是对四大名著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改编.     

试论影视改编的叙事策略——以《唐山大地震》三个互文本的比较为例

影视文学改编受制于文本的传播媒介、受众群体与接受心理等外在因素,而从文本的内在生成机制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其主题思想。影视改编,正是在围绕文本的内在与外在机制进行叙事策略的转换。这一普遍性的逻辑与创意规律在《唐山大地震》三个互文本转换中有鲜明的体现。     

相通共融与相异互补——池莉小说影视改编之思

池莉小说改编在今天这个文化转型时期,具有典型意义和样本作用。在审美取向上,她的小说与其改编作品之间均注重对人生经验、庸常琐事的刻画并呈现出相似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特征;在创作方式上,改编作品将原著的“零度”情感变成了较为煽情的伦理化表达。从文学到影视,相融相通又相异,有得又有失,突出了影视改编对文学取长补短的作用。     

亨利·詹姆斯小说的影视改编概述

国外亨利·詹姆斯小说的影视改编大致可分为三类：基本再现、当代化和艺术化。在改编过程中折射出文学经典在新语境中阐释与传播的新涵义。1960年后国外亨利.詹姆斯小说影视改编研究热潮的兴起,正反映了影视批评和文学批评之间跨学科、跨领域的联系与契合,这对顺应并引导当代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影视改编与文学经典传播途径的革新

从传统文学的立场出发,早期的电影不被看作是一种叙事的艺术。但与此相对照的是,新生的电影对传统文学的改编,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未停止过。电影及后来的电视对文学经典改编,一方面帮助电影度过最初的危机,促进了整个20世纪影视艺术的长期繁荣,另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文学作品的传播,甚至对文学作品的内在创作规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一部分当代经典作品具有了明确的"影视化"特征。影视改编一般可分为"忠实的改编"和"自由的改编"。     

从文本到图本：影视改编叙事转换及其接受——以《红高粱》和《激情燃烧岁月》为例

把优秀的小说改编为电影电视剧 ,是目前影视界很流行也行之有效的做法。《红高粱》和《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两部由小说而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的作品 ,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本文主要是以这两部作品为例 ,论述从小说到影视改编过程中叙事的转换前提以及叙事主要在语言、结构、思维转换方面的关系 ,进而论述在叙事转换的前提下 ,受众在接受影视作品时方式上的转换。     

影视与文学名著的日渐疏离

新时期以来,无论从影视改编的数量上,还是从其改编方式上,都显示出影视与现当代中国文学名著不断疏离的趋势。此种趋势的形成,首先是文学、电影、电视这三种艺术形式各自发展、相互影响的结果。其次,还反映了新时期以来文人的启蒙心态向世俗心态逐步嬗变的过程。     

电子媒介时代影视改编的市场策略分析——以"红色经典"的电视剧改编为例

全球化与电子媒介时代,影视投资商和制片人在进行电视剧投资的时候,青睐名著,尤其是"红色经典"名著的改编,市场策略是影视投资商和制片人考虑的首要因素.个中原因不外乎四个方面:一是资源匮乏,瞄准"红色经典"原著的改编;二是改编名著,看好其巨大的受众群体;三是借名扬名,可以降低市场投资风险;四是在市场运作中具有很大的商业炒作空间.     

论第六代导演作品中的文学化风格

从分析第六代导演的个案出发,可以寻找到一条探讨当代中国电影文学化风格的有效途径。在这批新锐导演的作品中,出现了一种鲜明的文学化转向:勇于舍弃那些包含了微言大义的"宏大叙事",而在题材、主题乃至角度上趋于细碎和具体,显示了别具一格的纪实特质。作为寻求艺术新变的表征之一,文学化为当代中国电影的美学风格和表现手段注入了新的活力。     

尴尬:"第六代"之争引发理论危机

“第六代”存在与否的争论甚为激烈,国外学者亦多有参与。这种讨论似乎是将业已发生了质变的中国电影,仍然纳入一个崇尚精英型意识形态的单一文化格局之中。就理论自身沿革的规律观之,“第六代”之争乃是不敢抛弃简约进行体系重建的表现。     

文本阐释模式与意义生成的知识论考察

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度阐释”“反对阐释”与“强制阐释”构成了文本意义生成的三种形态。首先,阐释学的知识内涵可以划分为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层面,分别涉及符合论的真理观与存在论的真理观。其次,中国当代阐释学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展开了积极反思和持续建构。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涵盖“本体阐释”“核心阐释”“阐释大循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范畴,实现了对阐释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融合,推动了当代阐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中国学者对场外征用与文本意义生成、主观预设与文本意义生成、批评的公正性和批评的伦理性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话语体系。中国当代强制阐释论是阐释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文学研究与文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电戏"的最初输入与中国早期影坛--为中国电影百年纪念而作

19世纪90年代,"电戏"传入中国.1897年9月5日李伯元所办的<游戏报>发表了我国第一篇"电影评论"文章.1905年秋,由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片断,至今已整整100年.中国早期电影工作者主要与通俗作家合作编剧,拍摄一些中国广大市民喜闻乐见的"默片",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电影的教化作用.1931年由中国电影工作者、进步的新剧艺工作者与通俗作家通力合作,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在"9·18"、"1·28"后,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促使我国的电影事业在国难声中很快步入了一个左翼电影主潮期.     

论美国灾难影片中的生态意识

美国灾难电影以其独特的视角关注着现代社会里的生态问题，具有很强的生态意识。它通过自身的艺术方式纠改着唯我独尊的“人类中心主义”发展观，显示了万事万物息息相关，人类文化与周围的自然相互依存，互荣共生，各种生物都拥有在茫茫宇宙中平等生存权利的生态观念，表达了强烈的生态忧患意识。     

论抗战电影知识分子“被大众所化”的“原罪”意蕴

与戏剧、诗歌、小说等艺术样式的创作者所遭遇的情景不完全相同——在电影和电影知识分子＂被大众所化＂的语境中,蕴含着很深的原罪意识。电影在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的谱系中,其地位就显得十分尴尬——它不是民族文化艺术的＂亲子＂,最多只能算作一个外来的＂养子＂,而且是＂来路不正＂!只是因为,电影不仅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而且从一开始就是商品经济＂唯利是图＂的产物,其原罪之深重可想而知。     

当代中国电影的后现代性对传统审美意识的改写与错位

当代中国电影的后现代性流变已是评论界众说纷纭的话题。文章从文化学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电影的后现代性对传统审美意识的改写与错位,阐释了具有后现代因素的当代中国电影的产生是转型社会在文化和艺术断层上的自然现象,而这类影片由于它的多元化和实验性、个人性和反叛性,就决定其活动位置的边缘性是一种必然的结局。     

互动而非对抗：对文学与传媒关系的一种阐释——以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为例

面对现代传媒技术和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学的冲击和合围，“文学是否因此而终结”逐渐成为了备受文艺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对文学与传媒的关系做出了一种辩证的阐释，进而给出了文学与传媒“互动而非对抗”的结论。     

论江湖词派的词学理论

南宋江湖词派的词学理论主要有三部:《乐府指迷》传吴文英的词法,以清真词作为典范,讲求下字运意的法度。《词源》虽然在字面、句法上,与《乐府指迷》相同,但它更重视词的命意,主张用姜白石的“骚雅”来润色清真的意趣不高。《词旨》强调《词源》的论词之旨,补充修正了一些《词源》表述不清或较为偏颇之处。作为同一词学流派的词法,它们递相祖述,使江湖词派成为一个比较典型的词学流派。     

对影视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思考

女性意识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观念,可以说,它体现在影视文化方面,目前已经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文章回顾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影视艺术涉及的女性意识,并期望以后的影视作品能够反映出更加进步与完美的女性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