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民族志的书写

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历史学和人类学遭遇了同样的表述危机,历史民族志可能是这两个学科用以应对危机的最佳表达载体。它是实验民族志中和中国研究主题最为贴近的一种,同时还被期待解决历史人类学学科定位的问题。在当前以历史学家为主体的对历史人类学的讨论热潮中,人类学的加入是有益和必需的。中国的历史民族志必须立足本土资料,同时在实践中融合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基本原则,而历史民族志的写作方法也应该是重要的探索内容之一。     

从“复调”看人类学民族志的书写创新

从音乐学到文学再到人类学民族志的发展，复调在多个领域具有不同的内涵。将“复调”延伸至当代中国人类学的书写，从学术作品、写作者视野和中国社会图景三个角度解读复调的具体表现，可以看出复调糅合了多个领域的关键特点，暗示了一种鼓励多元、自由、内在独立、外在联结并不断反思的话语倾向。以复调的眼光看人类学视野中的中国研究为我们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民族志的书写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和机会，且它将从另一个角度启迪我们更加深入地对“中国”这一概念的理解。     

文本的意义——对科技民族志的研究

科学技术民族志是在科学技术人类学的大背景下,一些科技民族志研究者在科学研究现场作的人类学描述.用民族志方法研究科学技术领域的事项,是人类学理论的突破,也是科学社会学的延伸.民族志文本的演变、更替,从表面上看,只是文本写作形式的变化,实质上是文本所表达的范式风格的演变.科技民族志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都具有很大的潜力.     

理解与尊重——民族志的人性化进程分析

民族志的人性化不仅是一个哲学人类学问题,更是文化人类学中一个重要的基本理念问题.它牵涉到人类学家对于人性、文化等问题的根本立场.基于此,文章从历史的视角人手,把业余民族志的非人性化、科学民族志的准人性化到后现代民族志的人性化作为分析主体,呈现了一幅民族志人性化的完整概貌.     

人类社会的三个层面:经济生业、社会结群与文化表征

经济生业、社会结群、文化表征三者及其交错关系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这三个层面的人类社会构成不仅可用来了解当代人类社会,亦可用以了解历史上的人类社会。它们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内涵,因此我们可以此作为人类学民族志基础知识,或作为田野调查的基本方向。     

民族志视野中“真实性”的多种样态

“真实性”历来被视为民族志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当代“反思”原则的作用下,这一问题被引入到更为复杂的讨论层面。本文以各种不同的“真实性”的表现样态为“经”,以民族志研究历史为“纬”,选择三个不同时段的民族志样本进行分析:传统民族志在“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原则之下对“真实性”的理解;现代历史人类学通过“文化结构”对“真实性”叙事的建构;在当代“全球化”社会里,旅游民族志认识和反映“真实性”所面临的情形与困境。笔者试图回应学术界提出的三个问题:其一,民族志反映历史“真实性”的可能性;其二,不同时期的民族志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特点;其三,民族志再现不同社会语境中“真实性”样态的差异。     

试论中国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

本文认为,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就是指运用人类学的材料、观点和方法以解决考古学的问题,其中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广泛征引民族志文献,用以解释考古遗存的文化现象;二是综合考古学与民族志中的同类现象,对文化进化过程或某种文化现象的起源、演变过程进行总结,从而抽象出一般规律性的认识。中国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表现在:①对汉族民俗(包括文献、实物及其他遗留的文化现象)的关注;②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调查和研究;③对人类学一般文献(包括国内、国外、古代、现代)的征引和与考古学材料的对比分析;④对民族志类比分析方法的认识和强调。     

中国应用人类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中国应用人类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石奕龙一般而言．应用人类学是指在承认人类社会文化是不断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前提下．把人类学家对人类文化社会和认识和知识应用于改善人类社会文化现状和促进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学科．它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主要偏重于应用研究但也不排...     

民族志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本文通过对现代民族志和后现代民族志的三种民族志撰写模式的历史演变及其相关后设理论的考察,透视社会科学面临的表述危机和反思进程的方法论内涵;提示兼具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特质的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论检讨将裨益于中国语境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反思。     

深描民族志方法的现象学基础

深描是格尔茨民族志实践最为核心的方法论路径。作为一种发展成熟的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它不但有着长期而卓越的民族志实践作为支撑,而且透过格尔茨极富深度的理论反思,我们还能从中探寻到其背后深刻的现象学哲学根基。对格尔茨人类学思想中这种现象哲学根基的深入挖掘和梳理,不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格尔茨人类学思想的理解,而且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西方当下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民族志理论和方法有着重要价值。     

论民族志电影的"真实"

为保证民族志影片的科学性而提出的民族志电影的真实性原则是影视人类学研究中讨论已久的一个话题。作者将从民族志电影的相关制作过程出发，探讨民族志电影的真实原则以及与之相关的客观性问题。实际上，我们并不能在民族志电影的前期设计、田野调查、实地拍摄和后期编辑过程中始终保持我们想象的完全客观的立场和观点。而只能通过电影语言来实现民族志电影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重构，并从中体会到我们所说的真实——一个既不是完全真实，也不是完全虚假的现实重构。     

中国生态人类学的现状和展望

中国人类学研究一直关注民族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问题,而生态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应该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国外理论的翻译介绍大量出现,同时国内的研究成果也逐渐问世。尽管中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存在着学科建设尚待规范等问题,但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     

中国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和反思——兼论人类学本土化研究的回归

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变革过程.从西方人类学家的研究开始,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过程,人类学研究中的中国范式也在逐步确立和完善.在这种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不断理解之中,对中国社会的"文化自觉"得到了注重,人类学理论得到了升华,本土人类学理论在逐渐成熟和完善.     

中国文化视野下的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基于法国田野经验的思考

用汉语来书写世界,特别是西方的文化与社会,是中国人类学界以新的知识生产机制参与世界互动的方式.这不仅仅是一个对象转换的问题,更是学术主体意识的问题.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定位、如何田野和如何表述的问题.应当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知识需求,注重剖析西方既有的复杂的"成品知识"与"成品社会",以人类学民族志的方式展现出其"制造"过程.在田野调查的方法上,应当把握好"宏观的历史结构、微观的社会情境"这样一种观察与思考问题的基点,突出民族志研究的整体感.此外,还应当突出中国视野,尝试建构一种用汉语作为载体的有关世界的表述机制.以期让世界了解不同的见解与声音.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积极参与世界知识生产体系转换的重要一步.     

西方关于传播民族志研究的几个关键议题分析

民族志研究始于文化人类学对异民族文化的考察,并逐渐被移植到传播学研究中。西方学者对于传播民族志研究的目标、地方知识及其二重性特征、知识获得途径等诸议题进行了探讨。但仍需对传播民族志研究的未来发展进行必要的反思。     

小村的时间地图——评《罪过与惩罚》

人类学家若想立足,就必须有自己的田野.就像列维-斯特劳斯说的那样:"每一项人类学的事业都是从这里开始."自马林诺夫斯基之后,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走向田野,在参与当地人事务和生活中进行学术观察,然后根据自己的田野工作资料撰写民族志,构建相关理论."参与者观察"的田野调查方式对于人类学者而言是其安身立命之所在.由于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往往是一些前工业社会(在此不排除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已经扩展到工业社会和所谓发达社会),因此乡村社会经常成为人类学者选择研究的场合.乡村社会之所以会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内容,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小型的乡村社区,如村庄,更容易进行人类学式的整体性描述和分析,还因为乡村社会及其变迁蕴含着人类社会的一些通则,并且能够指示现代社会的由来及路径.     

族群记忆与文化多样性书写——阿来小说的人类学分析

阿来作为藏民族作家,深受藏汉文化的双重滋养。其藏地系列作品以鲜明的人类学叙事风格,对藏地社会的地域文化进行了一场民族志式的文化书写。以文学的语言之美表现人类学文化事像之真,其作品既是一组展示文学语言之美的＂艺术创作＂,也是一系列关于藏族社会历史与文化事象的人类学的＂深描＂。     

跨世纪的中国影视人类学

跨世纪的中国影视人类学刘达成影视人类学———作为中国民族学的分支学科,从本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拍摄“中国民族志电影”起,不仅成为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而且它为丰富和完善中国民族学学科理论体系,作出为其它分支学科难以取代的重要作用...     

人类“它者”：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人类学的多物种关怀

全球灾害频发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非人物种的边界及共生关系。人类学的跨界研究可以更好地、多方面地理解它者的社会生命，从而探索自然与文化断裂的接触地带。然而，人类学的它者指向在现当代遭遇表述危机与实践困境，导致多物种研究的本体论转向，跨物种民族志便是此次转向的一种延续和突破，为弥合人与非人、人与自然两分提供了启示。跨物种民族志将人与非人置于更为宏大且具体的社会关系、文化背景和政经体系中，从制度、体系、文化、价值上探寻多物种共存的可能未来。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人类学应当进一步深化它者的应用研究，促进跨地域、跨学科和多语言的交叉，融合全球与地方、传统与现代两类知识，丰富人类学知识体系，多方面展现多物种保护的中国话语与实践，构建全球生命共同体。     

区域·结构·秩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

2006年4月17日,一场由刘平教授发起及其与包弼德教授共同主持的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会议室举行。该对话围绕着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历史人类学的由来、中国历史人类学状况以及台湾的人类学研究等主题展开。而关于"什么是历史人类学"的问题,更是汇聚了来自多方的不同声音。这样的交流和交锋,对于中国当前以及今后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有着可以预期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