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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这个地名,最先出现在《战国秦策》。原文为“西控成都,沃野千里”。后世因为蜀国都城就叫成都,便分别把苏秦所说这个“沃野千里”定为蜀国之地,而把“成都”二字定死为蜀国都城的专称了。从公元前316年秦灭蜀,置成都县起,迄今二千二百九十六年来,只北宋初年乐史撰的《太平寰宇记》解释过成都二字的取义。他说:“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这一推断,显然有三重错误。(1)、蜀族与周族都是唐虞以后,分别从梁州与雍州发展起来的。在周族迁歧以前这两族没有过政治军事的交涉,和经济文化的联系。这就不能说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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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中对》与三国前期战略战争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一、《隆中对》的提出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向隐居隆中(今湖北襄阳县西)的诸葛亮请教复兴汉室的大计。年方二十七岁的诸葛孔明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策》。在《对策》中,诸葛亮首先分析了形势。指出:主要对手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己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至于可供发展的地方: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而“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接着,他提出具体的战略计划说:“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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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华等编著的《中国古代史》(上)第212页说:“秦昭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于公元前316年由司马错率兵攻占了巴、蜀。”此乃张冠李戴。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曰:‘蜀两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王“十四年,更为元年。……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击蜀,灭之。”《史记·秦本纪》也记载昭王事,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八月,武王死,族孟说。武王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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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刘备占据西川蜀地后,依靠诸葛亮的一系列治蜀政策,数年之间,国富民强,与魏、吴成鼎立之势.其治蜀方略给我们以下启示(1)发展生产是强国富民之基础;(2)实事求是是决定政策之灵魂;(3)胸宽容人是团结、稳定之前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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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十年,革命派、立宪派与清政府三大势力角逐于中国政治舞台。革命派与立宪派相互冲突抵牾,又从革命与立宪两个方面左右夹击清政府。清政府欲避免革命,则不得不立宪,遂与立宪派有相呼应之势。但清政府之立宪,昧于大势,反应迟钝,且力图在政治变革中最大限度地维护既得利益,立宪派于失望中日益分化、倒戈,清政府成为制造革命党的大工场。在此格局中,每一方的动作,都对其他两方造成影响,三方形成冲突与博弈的复杂关系。大致说来,革命党的每一激烈举措,必然推动立宪主义向前推进一步。而凡是清政府对于立宪消极应付,立宪主义遇阻,革命主义则必然前进一步。最后打破三方博弈格局,使历史天平倒向革命一方的,既不是革命风潮,也不是立宪派,而是清政府自身。辛亥年(1911年)爆发的"武昌起义",不过是易千年之帝制以共和的历史因果长链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而"辛亥革命"一词中的"革命"二字,也应从"改革"、"变革"的含义上去理解更为贴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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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代论”的由来所谓蜀史“三代论”,就是把杜宇王国以前的早期蜀史(约相当于西周中叶以前)看成一个次第相续、一以贯之的统一的蜀王国。在这个王国中,由于出现了蚕丛、柏灌、鱼凫三位名王相继统治各达数百年之久的情况,于是按照年代早晚整理成为一个完整的、一系相传延续蜀祚的所谓“三代”。根据现存典籍考察,“三代论”首见于汉晋之间成书的历史文献。蜀汉学者谯周所著《蜀王本纪》就认为,“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曰柏(艹氵隻)(一作灌),又次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至东晋成汉史学家常璩著《华阳国志》,则进一步予以引伸并整理加工,其《蜀志》篇首即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又说:“周失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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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古蜀国为蚕国说”的献疑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近读朱逖先先生「古蜀国为蠶国说」一文,载进事新报学灯第四十四期主张古代蜀之称蜀实以蜀国蠶业发达故也。而「蜀」舆「瑟」古谊本同。但区区所见,未能与朱先生论旨一致爰仿古人献疑之例提供管窥以就正于当代通人。朱先生若肯赐以指教尤欣幸焉!朱先生所攷证者为古蜀国其所谓「古」当指秦前之蜀而言。惟欲证成此论须根据两汉或其以前之记载始足坚人之信。此犹论殷商事应据甲骨卜辞;论孔子事,应据论语也。乃一核朱先生所据以证蜀地有蠶业者,一据常璩华阳国志言:「蜀侯蠶业。」二据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谓:「相传蠶业始教人养蠶。」三引宋黄休复茆亭客语谓:「蜀有蠶市。」以千载后所记载之传说与情况而谓古代或即如此将传说之虚妄与夫时间上之隔离及变遷,尽行忽略;殊觉其所论之未能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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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武帝纪》七年春正月丙午,以中军将军王敬则为豫州刺史,中军将军阴智伯为梁、南秦二州刺史。(中华书局1972年1月点校本,第55页,下同)议:王敬则任中军将军,见本书王敬则本传,又见本卷及《南史.齐本纪上》之永明五年所载。然而据《宋书.百官志上》所载,时中军将军仅置一人。南齐一仍宋制,中军将军亦应置一人不变。则此云“中军将军阴智伯”者,必误。按中军将军乃时之要职,官第三品,王敬则为齐高帝萧道成腹心佐命大臣,齐之立国,其居功至伟,故得为此职。而阴智伯于是时声名未显,梁、南秦二州刺史又非要任,宋齐时亦未有以中军将军之要职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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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其凡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2)
李焘《长编》,为治宋史者常加检阅。阅读之际,因有点校本,方便多矣,然不免偶见其误,笔而录之,置之箧中。今先就二至六册之误合而计之,约六十一则,予以刊布,以就教于宋史学界。一孔之得,非敢言必,尚祈识者指正之。一、刊误第六册167l页,大中祥符三年五月丁亥:如已有条贯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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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肃宗乾元二年(七五九)底杜甫由同谷至成都,在朋友资助下于西郊浣花溪畔营建草堂,就在草堂基本就绪时,命运又使诗人再度陷入奔走跋涉的羁旅生涯。宝应元年(七六二)七月,严武返朝,杜甫送之至绵州,正在这时成都少尹兼侍御史徐知道反,成都陷入一片混乱。诗人本来打算与严武分手后即回成都,但变起仓猝,欲归无法,遂开始了梓州、阆州等地的飘泊,直到广德二年(七六四)春末严武再次镇蜀时才重返草堂。这里有一个问题,徐知道七月癸巳叛乱,八月己未即基本平息,前后仅一个月左右时间,为什么杜甫却在梓阆等地流徙了将近两年呢?事实上杜甫在梓、阆期间一直是系心草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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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书信中,有时还出现“某×”之类的字样,情况不一,有的是忘其姓名,遂用“某君”代之;有的故隐其姓名,遂用“某公”代之。鲁迅在二九二一年七月十三日致周作人信(《鲁迅书信集》误署八月十三日)中说:“《时事新报》有某君(忘其名)一文,大骂自然主义而欣幸中国已有象征主义作品之发生。然而他之所谓象征作品者,曰冰心女士的《超人》、《月光》,叶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