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规律即人的活动规律——兼对“历史规律在活动的背后说”质疑

一要解决历史规律是什么,首先应该作出回答的倒不是什么是规律而是什么是历史。我们的工具书和一些教科书,把人类历史定义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实际上,这并没有比“历史是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这个大前提给出更多的东西,因为前者作为结论已预先包含在前提中了(引文见《辞海》第146页)。这个定义,至多指出了历史的外延,而未能揭示其内涵。特别是当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这一观念已广为人们熟知和接受时,这样一个定义就更显得不够了。许多旨在讲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教科书,竟没有对历史这个经常提到的、也是这类教科书中最主要的概念作出应有的解释,似不应该。     

赋比兴本义说——兼论赋体的发展

前言 近代论者讨论“赋比兴”的文章发表了很多,其中有的就文学观念的发展过程,而分别阐发各个时期论“赋比兴”的不同涵义,对于读者甚有启发,使读者能够比较清楚地掌握“赋比兴”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了解到:“赋比兴”之所以成为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决不是偶然的。 但关于“赋比兴”的本义,一般论者往往局限于《毛传》、《郑笺》和《孔疏》对“诗有六义”的解释,从而把它和《周礼》“六诗”之说说成一致,于实际则不相符合。这个问     

汉代的“更赋”、“赀算”与“户赋”

汉代的赋税名目颇多,诸如“田租”、“刍稿税”(土地税及其附加税之属)、“口钱”、“算賦”(人口税)、“租六畜”(牲畜税)、“市租”(营业税)、“占租”(工商户的财产税)、“算缗钱”(相当于金融税)、酒税、关税,以及盐、铁、海租等山海池泽之税,因文献足徵,考订亦详,多数都已有结论,或无大的异议。惟“更赋”、“貲算”、“户赋”的文字记述相对疏略,以致后世理解各异,且说明亦不甚了了。因它关系到编户齐民特别是自耕农户的封建负担,影响着农民生计,颇有探究的价值。笔者不揣翦陋,略陈一点管窥之见,供专家讨论,俾求得教正。     

“论、金”银的自然美——兼评蔡仪的“美即典型”论

自然美究竟是什么?应当怎样科学地认识自然美的本质特征?这是美学上的一个根本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和1857年前后发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经济学著作中所做有关金银的美、矿物的美和美的规律等问题的论述,为我们正确地理解自然美的本质,奠定了理论基础。蔡仪同志在《美学论丛》第一期上发表的《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一文,对金银     

论周代列鼎制度的嬗变——质疑“春秋礼制崩坏说”

列鼎是周代贵族身份等级的标示物 ,列鼎制度在周代贵族礼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该制度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沿革、等级构成的变迁。从列鼎制的嬗变来看 ,那种认为春秋时期礼制废弛的传统观点值得商榷     

“质测即藏通几”说申论——兼论方以智的中西文化观

"质测即藏通几"是方以智提出的重要哲学命题。"质测"之学是对"物类"之性情以及"物则"的考测和认识,它主要解决知识的问题;"通几"之学则主要是解决修身与内圣的问题。"质测"只能以认知之心("独心"或"小心")测出物理、化学之理,并不能测出"于穆不已"之"几",因为动态、超越的寂感之"几"不能用量化的、经验的"质测"方法获得,必须依赖道德本心或"公心"。方以智通过"公心寓于独心"之"寓"完美地解决了"质测即藏通几"之"藏"的理论困境。这种方法与当代新儒家解决内圣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有许多相似之处。     

论“金银”的自然美——兼评蔡仪的“美即典型”论

自然美究竟是什么?应当怎样科学地认识自然美的本质特征?这是美学上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和1857年前后发表的《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经济学著作中,有关金银的美、矿物的美和美的规律等问题的论述,为我们正确地理解自然美的本质,奠定了理论基础。蔡仪同志在《美学论丛》第一期(一九七九年九月出版)上发表的《马克思究竟怎样     

“诸葛亮隐居南阳说”质疑——兼与水仲贤先生商榷

<正> 《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出师表》一文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由此引出诸葛亮隐居地是南阳或是襄阳之争。这一争论大约已有一千余年,迄今尚无定论。《河南日报》一九八七年八月八日发表了水仲贤先生的《诸葛亮隐居地碑文之我见》一文(以下简称《我见》),这是诸葛亮隐居南阳说之新见解。对此笔者尚有不同认识,愿提出来与水先生商榷。     

论孔子的“人性说”——兼评“孔子主张人性恶”说

一、学术界人性说的争鸣及对孔子人性说的认识在《论语》中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这是孔子明确说到“人性”问题唯一的一句话。大概正因为是这样,使后来,尽管是儒学独尊以后,人们在这个问题免受了束缚,思想驰骋,百家争鸣,出现林林总总的人性说。然而,自春秋战国,直到汉之前,许多人性论者都是独自发挥了自己的见解,去论述人性的善恶,并未把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作为自己人性论的主论依据。就是汉初为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的董仲舒也没有对这“八字”人性说,作出直接的解释。直到东汉以后,人性论者才对之作出诸多解释,王充算是比较早的一个。     

“辞源说”与赋体文学创作——汉魏六朝赋体文学创作论探微

"辞源说"是指赋这种文体起源于楚辞,这是汉魏六朝时期常常与"诗源说"相提并论的一种说法。最早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班固,后继者有王逸,而对辞、赋渊源关系展开全面探讨的则是刘勰。但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种种论述,则不仅仅局限于赋体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赋这种文体的形貌特征和艺术风格,以及赋的抒情性特征。因此,所谓"辞源说"就不仅是赋体文学的起源论,而且也是赋体文学的创作论,因为它既从赋体文学发展的角度揭示出楚辞与赋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从创作的角度揭示出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     

“高宗临朝不决事”说质疑——兼评“四人帮”炮制的高宗朝武后“临朝执政”说

一九七四年起,“四人帮”一伙为了美化江青,借武则天问题大做文章。他们除了宣扬武则天“得人心”、“有广泛社会基础”、是一个“杰出的尊法反儒的女政治家”外,还处心积虑地制造了一个高宗朝武后“临朝执政”,从公元六六○年起“实际上掌握了全部政权”的谎言。     

也说“复关”——兼论春秋庶人婚俗

《诗·卫风·氓》中“复关”一词,历代注家着眼于“氓”,说法各异。结合上下诗意与春秋庶人婚俗,“复关”应是诗中女子用以搪塞他人的隐语,当指“返回的媒人”。春秋时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出现于庶人婚姻,是基于消解原始对偶婚影响、巩固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的特定背景,有其进步意义。庶人婚礼的基本框架是“三礼”。     

论《左传》“逸诗”的属性问题——兼驳前人对“古诗三千余”说的质疑

由一系列的考证得知:《左传》中的“逸诗”并不是整部《诗经》的剩余,它们应来自部分政治上的显贵地区。司马迁的“古诗三千余”说并没有错,实是后人误读了《史记》。     

论中国“幽默”的理论形态——兼论林语堂的“幽默”说

“幽默 (Humor)”引入中国文论 70年 ,翻译者当年辞不达意的无奈被忘却 ,成了典型的理论误区。幽默的发生有重要的人类学机制 ,健全的人类族群都有幽默 ,但有民族文化差异 ,在那些由于同样原因使之无法发挥作用的地方是不能生搬硬套的。中国传统幽默及其理论自成体系 ,博大精深 ,亟待发掘整理。幽默在中国本土共名应是“雅谑” ,其形态包括达生、幽雅、雅谑、绝倒、诞妄等。     

也论五律、五排声律的定型——杜审言“首功”说质疑

没有诗歌写作的年代考查,仅靠诗歌符合格律的百分比统计,从而认定某一人是诗体定型的最重要的诗人,这是不科学的研究方法。初唐时期重要的诗歌格律理论文献,对律诗的形成影响甚大,而且正是那些理论文献成了诗体逐渐形成的年代标志;在理论的指导之下,不少诗人遵循格律规则写作,对诗体形式的确定产生了重要影响。杨炯的诗歌,对研究五律、五排定型的年代很有价值;杜审言虽然是代表人物之一,但相对于百分之百符合格律的初唐诗人群体来说,他的首功是难以认定的。     

外国法查明中外国法“事实说”的质疑

外国法查明制度以对外国法性质的认定为基础，外国法性质历来存在事实说和法律说，事实说不利于查明外国法。应立足于国际私法体系的根基，重新认识外国法查明的难度，确立外国法法律说、外国法是一种不同于中国法律的观点，以完善我国有关外国法查明制度。     

“赋者古诗之流”说的讽诵特质——兼谈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本质区别

历来对"赋者古诗之流"一语的解释,往往强调了赋的讽谏功能,但忽略了赋在形式上的声调节奏。诗与赋其实都是通过悦耳的形式来陈述讽谏之义的,这才是"赋者古诗之流"一语的全面涵义。汉赋依然重诵读,但同时受到稗官小说等口头伎艺的影响,逐渐散失了讽谏的功用,从而产生了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分别。     

近代“朝贡制度”概念的形成——兼论费正清“朝贡制度论”的局限

“朝贡制度”是中国古代史、近代史讨论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议题,但中外学界一直以来就其定义、范围、作用争论不休。归根究底则由于“朝贡”作为传统经史中对外关系的知识,被近代知识体系碎片化地整合为一“朝贡制度”的“学术概念”。因此,若要解决这些争论则应先从儒家经典释出“朝贡”一词的古义及其在传统经史知识体系的位置,继而分析其在近代知识体系建构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被纳入为中国近代史的命题。最后更要透过剖析费正清“朝贡制度论”,指出这一近代转型过程如何造成“朝贡制度”研究视野狭隘、史料单一等问题,从而反思如何突破目前研究困境。     

论王船山的政治哲学——兼论“理势统一说”

王船山(1619—1692)是我国十七世纪的一个杰出思想家,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思想在当时是超轶前人的。在他的主要著作和社会政治实践中,力图把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应用到社会、政治和史论方面。因之形成了他的政治哲学的理论与实践。 他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就是“仁义相资” (仁义相互为用之意)的理论。这一理论是由“阴阳不能偏用”这一概念推演出来的。他就是运用“阴阳互用”、“仁义相资”这一理论来“知人论世”,畅论历史,揭示他的政治思想的。 王船山的政治哲学,主要反映在他晚年著作的《读通鉴论》和《宋论》当中。他的论述由秦始皇开始。 秦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在秦统一前的春秋战国之交,奴隶制与封建制曾进行长期的殊死斗争。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是环绕这一斗争展开的。这一斗争的中心,集中在仁与义这一对命题的理论与实践上。我们将通过讨论这一命题的演变,看王船山如何使用这一命题的合理内核,畅论历史,揭示他的政治哲学,建立他自己的思想体系的。 一、仁与义怎样由道德伦理范畴进入政治哲学范畴     

再论辽阳即古襄平——“曹雪芹祖籍铁岭说”商榷

20世纪,关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籍,主要有"河北丰润说"和"辽宁辽阳说"."丰润说"的致命弱点是无法与史籍明确记载的曹氏关外祖籍联系起来.近年来辽宁铁岭李奉佐先生根据<上元县志>记载曹家"著籍襄平",认为"古襄平在铁岭",提出曹雪芹关外祖籍是铁岭的新说,试图弥补这一根本缺陷.但根据自前汉至明清史籍关于古襄平城和辽阳城地理位置的大量记载,笔者以为古襄平城确实在今辽阳,"古襄平在铁岭"、"曹雪芹祖籍铁岭"等说法不能成立,曹雪芹祖籍应为辽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