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代的田赋税率和农民负担问题

宋代的田赋,就是宋代以土地作为征税对象、按夏秋两季征收的农业税,所以,宋代田赋亦称两税。关于宋代两税问题,历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即在宋代史籍中,就既有“赋入之利视前代为薄”的记载,又有“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的议论。今天的学术界,多着重于苛捐杂税的叙述与分析,对此计论极少;或有宋代田赋比重渐次下降的结论,也还是从两税本身在说     

四川军阀统治下的田赋附加和预征

旧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田赋。在封建社会里,田赋征收多有定额,且每年征收一次。可是在旧军阀统治下,四川却出现了田赋附加和田赋预征。田赋附加是在征收田赋时,附加上各种杂税;田赋预征是不仅征收当年的田赋,而且预先征收往后若干年的田赋。通过田赋附加和预征,军阀们榨取了大量的财富,而人民的负担却增加了数倍至数十倍。     

“岁赋其二”辩

被称之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写过一篇著名的《捕蛇者说》,该文被选入九义教材初中语文第六册,文中有“岁赋其二”句。课本上注释为：岁、每年;赋、征收。译为每年征收两次蛇。而其它诸多古文选读本也与此相同。笔者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多年,每按注释上意思问泽,总觉得似乎欠妥。笔者认为“岁问其二”中的“二”应该译为两条才对．现报出以下理由,供同行参考。一、译为“两次”不符合习惯用语。文章一开头,介绍了“异蛇”的凶害,药用的价值,和官征集“异蛇”的故事背景,接下来捕蛇者说自己的家世和民间的疾苦．最后得出结论：“苛…     

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与田赋征收

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数次变化,其中一个总的趋势是从国有到私有。土地的私有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消失,而是以另外不同的方式存在。秦汉以至明清,国有土地大致有公田、屯田、学田、皇庄、官庄等名目。土地的私有化只是导致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半自耕农土地所有制的出现。秦汉以后的土地制度,大致有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半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三种形式。不同的土地制度,“田赋”征收亦不相同,“田赋”征收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在田赋征收的过程中,涉及诸如田赋的征纳物品、田赋征收中的考成、田赋征收中的私饱以及田赋的预征和蠲免等问题。     

“赋、比、兴”与文化思维

“赋、比、兴”,通常人们仅把它们看作是诗词的创作手法或修辞手段,这是不全面的。它言情达义的超凡能力,应是中国文化内质的一种思维方式,甚至超出艺术思维的范围,进入社会交际领域。构成其成为文化思维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宇宙观。“赋、比、兴”在诗词创作中的价值体现,说到底是此种文化思维的洽切应用。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意义辨

对商鞅变法时规定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意义,史学界若干论著的解释既不符合商鞅变法时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户籍管理水平,也不符合商鞅变法后秦国的赋役制度以及秦人的家庭结构、规模和对父权的维护等史实。商鞅这一法令旨在在国家授田制的基础上或者是增加户赋和田赋的收入,或者是增加服役人手,在一定程度上,有促使秦民分家而刺激土地开垦的作用,但并不强迫分家。     

清代新疆建省后的田赋制度

田赋制度是清代新疆赋税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考察近代新疆建省到清朝灭亡这一时期的田赋制度 ,力图清晰勾勒此间新疆田赋制度所包含的田制、税则税率、征收形式、耗羡、征收管理、定额收入等基本情况、变化及特点 ,以便进一步研究清代田赋制度与财政及社会经济的关系     

《醒世姻缘传》中的“把”字句和“将”字句

《醒世姻缘传》是用山东方言写就的清初白话小说之一,其中有大量的“把”字句和“将”字句,它们是处置式的主要类别。从两种句子数量悬殊的现象来看,清初时期,“把”字句作为一种新兴的语法旬式,在白话小说中有很强的生命力,而“将”字句书面语意味较浓,因此其处置用法逐渐被“把”字句替代,从书面语中日渐退却。对《醒世姻缘传》这两种句式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问世年代稍晚的《红楼梦》中处置甸的研究提供参照和借鉴。     

对“赋比兴”作为表现方法的重新界说

本文认为，历来把“赋、比、兴”视作《诗经》中三种具体表现手法的观点是错误的，“赋、比、兴”是《诗经》中三种总体表现方法的概括。作为总体表现方法的“赋、比、兴”的含义自然与作为具体表现手法的“赋、比、兴”的含义有本质的区别     

乡村“技术赋能”:内涵、动力及其边界

乡村具有广阔的技术赋能空间。乡村“技术赋能”是指通过现代技术赋能农业、农村、农民,助力乡村振兴。乡村“技术赋能”是一种内外融合的发展模式,它使乡村实现了由“技术—现代性”这一外源性发展模式向“技术—能力”这一新内源性发展模式的转变。乡村“技术赋能”命题的提出源于城乡之间巨大的能力差异,而技术恰恰可以提升乡村经济发展能力、公共服务能力、治理能力以及村民的知识能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变量。乡村“技术赋能”的前提是技术下乡;条件是契合乡村场域,实现技术和乡村的特征匹配;边界是遵循“以人为本”的底层逻辑,实现技术与人文的联姻,防止技术由“赋能”走向“控制”。     

释教的赋体书写：南北朝“释类赋”

赋与宗教有着较为紧密的关联,并常被作为传达释教思想的重要载体。现存子部、集部文献中收录的南北朝“释类赋”共有11篇,这种“文字之因缘”与南北朝时期文士和僧人的交游风气相关。为了达到阐释佛学教义的目的,僧人和文士采用了不同的书写策略。前者自觉揉合佛教讲经、唱导、论辩的艺术表现手法;后者虽在赋题、物象、场景及旨意上关涉释教,但在表现手法上更多地是“文随时变”：一将赋序与赋文相结合,二将理趣与情境相结合。作为一种新型的辞赋类型,南北朝“释类赋”对当时与后世的辞赋创作及其创作意识上的反思,影响不可轻忽,故在古代赋学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论太平天国“着佃交粮”制

论太平天国“着佃交粮”制张山太平天国攻占苏浙地区后，曾实行了“着佃交粮”这一新的田赋政策。史学界对此争论殊多，尤其是对“着佃交粮”制的得失问题，更有不同看法。本文拟就其中几个问题略陈管见。一、“着佃交粮”制实施的时间太平大国后期实行了“着佃交根”制，...     

“賨”、“送”考

《说文》“賨,南蛮赋也,从贝宗声。”崔鸿《蜀录》:“巴人呼赋为賓”(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十三)。《永顺府志》:“土人呼官长曰冲,又曰送,又曰踵”(《来凤县志》卷三十二·杂缀志·缀拾·故宫博物院藏书)。“賨”是汉字记巴语音,“送”是汉字记土家语音。本文拟从汉文造字和注音方面来探讨这两个字是巴语也是土家语同一单词在汉文音译时的异写。     

回眸南京国土资源管理历史变迁

南京地区历史上把土地与田赋、税收合在一起．由田赋或财税部门统筹管理，实行地政、财税合一。     

赋体起源考——关于“升高能赋”、“瞍赋”的具体所指

《毛诗传》：“升高能赋”，国语“瞍赋”两条，历来都认为是指赋诗。本文从先秦文学由口头创作到书面创作的发展过程出发，认为这两条文献中的赋，很有可能是指早期的口头创作的赋。从而推测在苟、宋之前，赋的名目与体裁已经成立。     

南朝的杂调

南朝封建政府推行于全国的基本税制,是按丁征收的田租和先是按户、后来又变成按丁征收的户调或丁调。这两种税制,所征收的物品、数量和征收的时间,全国各地区大体是一致的,故史书又把它们称为“定调”和“常调”。此外,封建政府还向全国或某些地区征收繁多的苛捐杂税,当时统称为“杂调”。有许多杂调,在初创立时本是临时性的,后来统治者觉着有利,便往往沿袭下来,也成了经常性的剥削制度。《宋书》卷六《孝武帝纪》称:“顷岁多虞,军调繁切,违方设赋,本济一时,而主者玩习,遂为常典”,就说明了这种情     

《诗经》之“赋”探源

《诗经》所采用的“赋”法,向来很少论及,其发生与发展的轨迹亦无论述,而“赋”的文化底蕴并不少于“比”、“兴”。本文探讨“赋”起源于宗教祭祀活动中的贡赋、陈赋活动,由铺陈赋品的物的形式到语言铺陈形式的演变积淀过程,并进一步揭示“赋”的审美意味。作者认为,在“赋”作为诗歌表现手法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个从物质到语言、从内容到形式的积淀历程,又经过春秋时期献诗陈志、赋诗言志的大规模、长时期的演练,习以成俗,“赋”这一形式或手段逐渐稳定下来,汉人在总结《诗经》表现手法时,自然选择了“赋”,而不用“敷”或“铺”。     

赋、比、兴理论的成熟

一、诗人、文学理论家对赋、比、兴理论的发展宋、元、明、清时期的诗人、文学理论家大多也象魏晋南北朝以后的诗人、文学理论家一样,他们不是象经学家一样利用赋、比、兴来探索、解说《诗经》的表现方法,而是借用这久受崇敬的概念来发挥各自不同的政治观点和美学观点。这个时期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中仍旧存在着对立的“言志”派和“缘情”派,对赋、比、兴的解说与运用也同样存在着分歧。虽然这两派都能把表现技巧同思想内容结合起来,两派有一定的合流趋势。但比较起来,前者更重内容,后者更重艺术技巧,并且所重内容的性质也不同。“言志”派重视用比兴方法表现美刺寄托之“志”;而“缘情”派重视用比兴方法表现一己穷通之“情”。象白居易那样只把比兴作为美刺的代名词的情况在这个时期已很少见了。     

文体学视野中的“对问”、“设论”体

“对问”和“设论”在《文选》中被立为两类,在《文心雕龙》中被追溯源头,这使其在文体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对问”体的出现是与人类早期特定的言说行为密切相关的,其文体的确立可追溯至《对楚王问》,《汉志？诗赋略》“杂赋”之“客主赋”中也很可能收录了相关的“对问”和“设论”体作品。“对问”和“设论”作为两种文体虽然有所区别,但习惯上常被放在一起讨论,其名称在后世总集中不断有所变更,有“问答”、“问对”、“设难”、“问难”、“答问”、“设辞”等各种称谓。“对问”和“设论”作为小文体无法与主流大型文体相抗衡,在后世总集中常被归并入“杂文”、“杂著”或者“辞赋”类,逐渐失去了独立的文体地位。     

固本与致孝:唐宋赋作中之藉田题材书写

藉田礼是古代帝王春耕前亲耕农田,以祈五谷丰登,奉祀宗庙,劝农固本与祭天致孝的一种朝廷政治仪式。综观历代藉田赋作,尤以唐、宋时期,赋家多承袭潘岳《藉田赋》,且在崇尚帝王尊严与权威之科考制度影响下,最能宏扬天子"固本"与"致孝"之封建文化意义。唐代李蒙、阙名和石贯《藉田赋》,阙名《千亩望幸赋》和王棨《耕弄田赋》,赋作多以精简之律赋艺术手法,铺陈天子藉田之排场和过程;而宋代王禹偁《藉田赋》、李廌《藉田祈社稷赋》和杨杰《藉田居少阳之地赋》,则多清新之散文笔法,详述藉田礼制及方位,其多元之形式内涵与风格,确实具有传承与拓新之时代意义。唐、宋藉田赋之内容与体制虽异,却多具有颂扬帝王"劝农固本"与"祭祖致孝"之文化意涵。是以本论文拟解读唐、宋八篇藉田赋作,从藉田礼制之视界加以探索,说明唐、宋藉田礼制创作之时代背景,强调"固本"与"致孝"有其一脉相承之文化传统。从赋家颂赞天子耕藉礼仪中,诠释其丰富多元之审美风格,进而肯定藉田赋作之时代意涵及其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