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诗歌的发展问题

自从新诗出世以来,一直争论不休并且毫无结果的老问题,最近又喧腾起来了。《诗刊》发表了孙绍振同志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当代文艺思潮》发表了徐敬亚同志“崛起的诗群”。上海《社会科学》发表了丁芒同志“建立新诗体刍议”。《解放日报》发表了陈言同志“中国新诗向何处去”等文章。恕我孤陋寡闻,其它有关的高论还未能拜读。就从以上文章看,仍然是发展中     

郭老首次发表的新诗

郭沫若同志是中国新诗的奠基者。他作诗很早,他曾说一九一三年是“我的诗的觉醒时期”;到了一九一六年的夏秋之交,他作诗的欲望就“真正地发生了出来”。从此,他写作了大量的新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沫若同志首次发表的新诗是什么呢?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是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出版的,其     

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的质疑

本刊一九七八年第四期刊登了尹旭同志的《新诗要革命》一文后,收到不少同志的来信和来稿,对其观点有的表示赞同,有的提出异议,但是不管持何种意见,都一致地表示了对新诗的关注。本刊为了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新诗的发展,特辟“诗歌笔谈”专栏,希望关心新诗发展的同志踊跃参加这一讨论。     

试论新诗的格律——兼与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商榷

关于新诗格律的问题,差不多在新诗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就有着不同意见的争论。诗人闻一多和何其芳,都曾对新诗的格律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可是,去年《社会科学战线》第三期刊载的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的质疑》一文却认为:“闻一多先生和何其芳同志的探索,未能在艺术上获得成功”,奉劝人们“不必一定要重蹈他们的足印”,不赞成继续进行探索。我认为这个意见是需要商榷的。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一种体裁的     

主体意识:介于个体与群体之间--中国新诗的两种人称辨析

本文试图通过新诗两种人称(“我”和“我们”)的分析,考察新诗言说者的身份问题,以期描述新诗主体意识变换和迁移的情形,及其标识出的新诗两种诗学观念的抵牾。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我”与“我们”这对人称范畴,标划了新诗观念冲突的基本模式,能够对新诗历史上的某些诗学难题作出解释,尽管它并不能涵盖新诗本身的所有问题,尽管从人称的实际观察来说,不必过分拘泥于表面的“我”与“我们”在诗中指示的方向,因为情形常常是,有些“我”指向的是“我们”,有些“我们”所指的则是“我”。     

缅怀“先锋”

我认为,“后新诗潮”绝不仅仅是“新诗潮”的一种简单的时间上的延续。在“新诗潮”与“后新诗潮”之间,横亘着一道巨大的文化断裂带。“新诗潮”与“后新诗潮”分别代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作为先锋的后新诗潮,正是因为超前性地预示或隐喻了这一时代的文化转型,而...     

第三股诗潮中的一朵浪花——评丁芒的诗

丁芒写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论,并且都出版过集子,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就他的气质而言,却更属于诗人一面,因此他诗作甚丰,发表了一千多首,出版过六本诗集. 丁芒的创作才能显示较早,中学时代就能写古体诗词,18岁就发表新诗作品了.他早期的诗诚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些“凄凉的孤独之歌”,作为感情呈现的背景,大多是冬天的原野、风雪的道路,午夜的时分;即使是莺飞草长的四月天,在他的感受世界里也总觉得象是“海一般死寂沉沉”的.但这种寂寞悲凉,并不是自我伤感的产物.我们不妨注意一下《寒村》一诗(见《中国四十年代诗选》).在这里,他描绘了一幅严寒天江南农村风情画,画     

关于何其芳现代格律诗主张评价质疑——与许可、刘再复等同志商榷

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主张,是对我国新诗理论的一个重要建树,不应让它被否定性的意见所淹没。 许可同志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一期的《论新创格律诗要求行的字数整齐》(以下简称《整齐》)声言,按照何其芳的主张写的诗“不成其为格律诗”。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三期的《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的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亦断言:“新诗不应有什么既定模式,也不必要求它改变节奏和韵律较为自由的倾向。”如果要从何其芳的“探索中取得教益,倒是觉得不必一定要重蹈他……的足印。” 对何其芳现代格律诗主张的这两种否定性意见,笔者认为必须提出一些质疑。     

“五四”洪流激起的涟漪——关于冰心的诗

中国文学在经过近代八十年的不景气时期之后,到“五四”,兴起了一个文艺复兴运动。在这一空前伟大的文学革命运动中,历史不仅造就了象鲁迅那样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而且培育了一大批新文艺战士。当年以创作小说、新诗、散文著称的女作家冰心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也许有人会说:把“五四”时的冰心同志称之为     

闻一多新诗美学的理论构架述略

闻一多是一个富有开拓精神的艺术改革家。他革新了新诗的价值观,将新诗“纳于艺术之轨”,刷新了一代诗风,推动新诗走向成熟的新时期,完成了中国新诗史上的一次重大的美学变革。徐志摩说:“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理论和艺术的一个。”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     

论"新诗人"身份的合法化

“新诗人”的身份合法化问题是谈论早期新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认为,从《尝试集》到《女神》,从胡适到郭沫若,“新诗人”的文化身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即从主要作为一个启蒙者的角色转变为主要作为一个创造者的角色。     

寻访诗人最初的心灵──《真我集》的审美价值与闻一多诗歌研究起点问题讨论

《真我集》因其对五四时代思潮的呼应而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并且艺术上一 开始就脱离了旧诗词的气味。闻一多自觉的文学史意识与新诗美学理想的逐步形成是《真 我集》不出版的重要原因。对“真”的追求与对丑恶的发现,以及理性节制情感的风格穿 越《真我集》开始的闻一多整个新诗创作过程,同时,《真我集》与此后创作中的区别也非 常明显。诸多因素使《真我集》构成闻一多诗歌创作一个独立时期即探索期。由此,闻一 多新诗创作呈现出《真我集》期—《红烛》期—《死水》期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真 我集》成为闻一多新诗创作的起点,从而也就成为研究的起点。     

中国新诗建行艺术初探

(一)问题的提出近年来,诗歌界围绕诗的“散文化”问题展开了一场不小的争论,至今尚未结束。其中有一个现象是发人深思的,即:有位批评新诗散文化倾向严重的同志,在文章里截引了两首诗的片断。其中之一是艾青同志的诗作《大上海》。截引时,把     

新诗要革命

新诗的发展道路问题,是毛主席早已解决了的。毛主席曾一再强调:要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在给陈毅同志的信里,毛主席则又明确指出:“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郭沫若的笔名和别名

郭沫若同志原名郭开贞,号尚武,乳名文豹,因排行第八,母亲呼之为“八儿”,家乡农民称他为“八老师”。“沫若”是他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付刊《学灯》上,第一次发表新诗时用的笔名。这个名字的起因,据郭沫若同志在《我的童年》中说:他的家乡乐山县有两条河,一名沫水(即大渡河)一名若水(大渡河的支流雅     

后新诗潮和怀疑主义

后新诗潮是相对于新诗潮而言的一个称谓。新诗潮包括“朦胧诗”及其外围写作。后新诗潮分成８０年代中后期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和９０年代的个人化写作两个阶段。从新诗潮到９０年代的后新诗潮,贯穿有一条怀疑主义的脉络。随着怀疑主义的启动和逻辑发展,由于写作者在不...     

废名话语系统中“诗的内容”新解

废名在回望古典诗传统时发现新诗之为诗的根本质素在于新诗必须有“诗的内容”,而古典诗词中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诗词及其同一脉系诗词亦有这种“诗的内容”,是旧诗中的“例外”,潜藏着新诗发展的根据.这是废名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也是对新诗自身的发现.“诗的内容”在废名个人的话语系统中指“诗”的内容,从内容维度将“新诗”之“诗”的重要性提上了日程,对新诗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废名对“诗的内容”赋予了特定内涵,即“当下完全”、“完整天然”等特征,并将此作为判断是否新诗的标准,存在偏颇之处.     

再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答时希哲同志

我在去年的“历史研究”第六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妇录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对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中的将西周划人封建社会的理论根据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拙文发表后,我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先后看到郑昌淦同志所写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从西周开始吗?”以及及由王忍之同志执笔的集体创作“对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点意见”等文。这些文章中也都曾对范同志的区别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的标准问题提出了批评。可见国内学术界人士对范     

论郭小川抒情诗的艺术风格(上)

郭小川同志是一个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优秀革命诗人。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战士的风貌和那充满着强烈战斗风格的诗卷,却长留人间,闪耀着照人的光彩。 今天,打倒了“四人帮”,迎来了文艺大繁荣的春天。当此,展诵郭小川同志的遗篇,研究和探讨他的抒情诗作的风格,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新诗,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