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自我观与认同问题

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中的自我成为了自我规定、自我存在和自我发展的存在者。现代性在极力凸显自我主体地位的同时,也使自我的行动失去了外在确定性框架的依托,使其成为无根基性的存在者,引发自我认同问题。将原子化、无负担性、无约束性的自我观转变为负担性、具有共享化基础、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自我观,是从理论上解决现代自我认同问题的关键。     

经济法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辨析

现代性是以形式理性、个人自由为精髓,后现代性则是以实质理性为核心,对自由精神进行重塑。经济法具有浓厚的后现代性:首先,在经济法领域,自由不再是现代性的个体自由,而是社会自由、实质自由;其次,经济主体以个人和团体的形式积极参与经济运行,从而彰显了经济法的后现代性;再次,经济法的有效政府定位正是对现代性下有限政府观念的反思和重构。     

从"在世"到"创世":个人自我确证方式的现代转换

中国古典思想到现代性意识的转变过程包含着个人自我确证方式的变化,这一变化可以概括为从"在世"到"创世"的变化."在世"揭示的是人在世界中的存在的基本结构,它把人与世界的和谐相处,作为其基本的要求,在"在世"观念中,世界保留着不为人类语言与心智所能穿透的幽玄本性,拒绝了将人提升为世界的"主体"的虚妄要求.而"创世"则意味着现代立法主体的自我确定中所包蕴着的创造的价值取向或现代性态度,在此中,生产与创造被理解为人的存在本质.     

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及其难题——黑格尔的现代性观念

黑格尔把哲学理解为把握在精神中的时代。他所说的这个时代就是革命和变革的时代。他把这个时代说成是现代。黑格尔哲学就是对于现代社会不断变革状况的理论概括,是具有现代性的哲学。而现代性是黑格尔所说的现实性概念的核心内容。然而在黑格尔哲学中现实性除了具有现代性的意义之外,还有本体论的意义。黑格尔哲学中的现实性概念的本体论意义恰恰与黑格尔对于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密切相关的。在黑格尔的早期哲学中,他试图从传统的宗教观念中来确证现代性的正当性,即用宗教来解决现代社会变革中所出现的分裂。然而用传统的东西来确证现代性不是对于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后来黑格尔试图通过意识的自我反思来确证现代性。虽然这是现代性的自我确证,但是黑格尔的这种自我确证对于现代性进行如此有说服力的证明,现代性成为否定之否定中的一个必然环节(现实性的本体论意义由此而产生),以至于现代性的自我确证本身早就被预知了。哈贝马斯试图改变这种意识的自我反思的思路,从商议民主的视角来说明现代性的正当性。虽然哈贝马斯的思路是有缺陷的,但是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现代社会的变革既不能用传统来确证,也不能借助于人的自我反思来进行,而要借助于商议民主的方式来证明其正当性。     

作为产品和作为方法的个人

现代性由一系列创新构成,从而形塑出完全有别于古代社会的现代社会。"个人"作为现代首要的和最大的产品,其生发与创作具有隐而不彰的内在逻辑,经历了复杂的制造过程,使用了独特的关键工艺:由自身到自我、从自我到主体性、从共同体利益优先到个人利益优先、从身体的边界到权利的边界。"个人"的产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生活状态,现代社会的各种价值都是附着于个人概念而生效的,现代生活也是以个人作为基本存在单位而展开的。但是,个人这个产品并非无懈可击,个人的存在基础很不牢靠。个人作为产品的内在悖论是:个人在获得绝对价值的同时导致了每个人的贬值,个人成为标准而解构了一切价值标准。个人是一个非良基存在(non well founded existence)。     

“学衡派”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中,“学衡派”是以文化保守主义身份,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共同构成“五四”众声喧哗的文化景观。相对于前两者,“学衡派”确立了典型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立场。他们严厉地批判现代性的进化论、进步观念、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主体自由和民主取向等,执着地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浪潮中通过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来表达自我的文化认同。这种文选无疑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延续,有利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但也存在理论倡导和现实需要之间脱节的局限,也很容易蜕变为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并在现代化浪潮中再次走向文化的自我封闭。     

文学史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

在文学史研究中,为了实现先在的文学史观念,现代性问题被遮蔽了.模糊性、二重性及反思性是现代性的固有机制,中国现代性具有自己的特征.现代性与现代中国文学具有融合的一面,文学自我批判和反思性的丧失使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性存在着裂隙.现代性文学史观的提出改变了文学史写作的局面,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中国都市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性爱观念与市民形象的塑造——以鸳鸯蝴蝶派与新感觉派小说为例

市民形象的塑造是都市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鸳鸯蝴蝶派和新感觉派因为其不同的性爱观念决定了他们小说中市民形象的面貌。性爱道德的游移性使鸳鸯蝴蝶派塑造了新旧交替的市民,而对现代都市性爱观念的肯定则使新感觉派笔下的市民在都市的商业规则中游刃有余。这也是他们在中国的现代性题域中不同选择的结果。     

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启蒙缺位与当代使命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规定性,它标志着一种新的生存样式。如果把现代性作为价值观念来考察,那么其具有启蒙定向。启蒙既体现在个体自我的觉醒,也体现在民族国家的确立。近代以降,中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性建构联系起来,从而确立了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境遇中,一方面,重申启蒙以促进个体自我的觉醒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迫切任务;另一方面,培育市民社会和国人的公共精神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殊使命。     

现代性文学的“主体”诗学传统

在现代性场景下,人必须压抑实在界的意义叩问,拥抱现代性语言秩序,才能完成主体化过程。“主体”就是被文化建构起的大他者伪像,而真实的“人”则被湮没于现代性的喧嚣之中。主体化就是以对人的真实性的否定为代价。主体在现代性语境下的创伤性经验,成为困扰现代人的“符号性账目”,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主体诗学传统。因此,现代性文学就是现代人的文化体验史,也是主体对自我生存无奈的一种窥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