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四川籍流人在辽东

流人,《释文》解为“有罪见徙者”。《隋书刑法志》说:“流刑谓论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一髡之,投于边裔,以为兵卒,未有道理之差”。这就是说,因罪而被流徙者,均谓之流人。关于明代四川籍流人谪戍辽东,《明实录》、《辽东志》、《全辽志》等均有记载。那么,他们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被谪戍辽东的呢?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有明一代所实行的残酷的流人政策。明初规定,犯有二十二条“合编充军”罪中的任何一条,都可定罪充军为流人。所谓二     

明代山西籍流人在辽东

明代有大批“免死减等”的山西籍谪戍东北辽东的流人,他们离乡远井,跋涉山川,来到重冰积雪,绝塞异乡的北国大地,与当地的兄弟民族,披荆斩棘,辛勤劳动,携手前进,对祖国东北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明初兵源不足,粮饷匮乏.为解决这个问题,明王朝使大量谪戌流人充军.明朝规定,发配充军,不是地望道里相近两地互遣,而是流徙千里之遥,绝塞异乡,基本上是南方人谪戍北方,北方人谪戍南方.有大批“山西、陕西、宣大、河南(流人),发辽东”.     

明代铁岭卫的流人

在沈阳北部九十里地方,矗立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铁岭市,她原是明代的铁岭卫,东北边防一大重镇。为防范蒙古和女真人,明朝自山海关向东北方向修筑一道长达千余里的边墙,直至开原、铁岭,“每三十里即筑一城,势如连珠,明季防边旧制也,昔皆列兵戍守”。铁岭“为明季极边”,特置“重兵戍守”。到万历初年,辽东达到全盛,“铁岭     

明代辽东军户制初探——明代辽东档案研究之一

明代辽东档案有一千零八十卷,是一九四九年在沈阳故宫发现的,原藏东北档案馆,现存辽宁省档案馆。这批档案本系明代辽东各官署的文件。一六二一年三月后金国汗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官兵进驻辽沈以后,一来不懂得这批档案的史料价值,二来当时极缺棉花,就将一部分明档用来代替棉花,絮入包装“信牌”的囊袋夹层。由于它被剪成信牌形状,所以现在称为“信牌档”。另一些档案被用来裱糊沈阳宫殿的屏风,因而今     

明代辽东徭役述略

明代的卫所不是单纯的军事组织单位,而是拥有一定辖区和固定人口的军事地理单位。明代辽东都司作为一个军事行政区域,其徭役制度建立在军事卫所体制基础之上,呈现出与腹里州县十分不同的特点来。对辽东卫所徭役制度的揭示,有助于人们加深对明代军事卫所制度的全面、深入理解。     

明代辽东边墙之新安关

在辽宁省开原县庆云堡西十里的地方,有一称为“双楼台”的地名。此处便是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的明代辽东边墙新安关(亦称西关)的遗址。因是新安关门楼坍塌后的两个座基,后人称之谓“双楼台”。新安关原是开原境内西部平原上辽东边墙的一个重要关隘。辽东边墙始建于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是为防御游牧于开原西北之兀良哈等部的扰掠而修筑的。但是,此关同时也是兀良哈等部与内地汉族通商互市的一个通道。新安关原是建在土丘上,其座基为两个土台。据清代咸丰年间《开原县志》记载:“每台高约五丈,下垒红石,上砌古砖,南北对峙,相距丈余,中设复道以联之,道下有门。”这门即是新安关的关门,是边墙内外通行的必经之路。关门是券形的,除有两     

明代辽东进士的历史贡献

明代辽东共考出72名进士,任京官者自尚书至行人共30名,占总数的41.67%;任地方官者自布政使至知县共42名,占总数的58.33%;入仕率之高名列全国前茅。辽东进士在任职后绝大多数都能恪尽职守,不少人成为勤政恤民、公正执法、清正廉洁、刚直敢言等方面的佼佼者,其中尤以宁远进士陈寿、沈阳进士范!、东宁进士周正、辽阳进士顾能表现最为出色。在文化方面,他们不仅是辽东地区文化发展的推动者,而且对任官地区的文化教育建设做出贡献;至少有13人留有著述传世,主要集中在经学、诗歌、史学三个方面;经学以义州进士贺钦最具代表性,诗歌以广宁冯裕、冯琦成就最高,史学则以广宁冯惟讷、冯琦贡献最大。     

略论明代辽东城镇的兴衰

“辽东”一向被称为明代的“京师左臂”战略意义极为重要。本文试就明代辽东地区城镇发展与衰落的历程作一简要的探讨,从一个侧面探索其古代城镇发展的一般规律,加深对中国封建社会演变的认识,也不无俾益。     

明代辽东都司及其卫的研究

明代辽东都司辖境南起旅顺口,北至开原,东临鸭绿江,西尽山海关,即相当于现今辽宁省的大部,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南望青徐,北引松漠,东控海西女真”,是中原地区北连奴儿干都司辖区的中间环节,辽东都司和后来设置的奴儿干都司,成为明朝在东北统治的两大支柱,而辽东都司尤其重要。在其存在的历史时期,它对于进一步发展辽东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进而对整个东北的开发,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不言而喻,它对于明政权在全国的统治亦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辽东都司治所辽阳碑志初探

我国的碑志有着悠久的历史,曾被誉为刻在石头上的书。明代辽东碑志出土颇多,占有重要地位。特別近年来,辽阳市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在辽东都司治所辽阳及其附近地区发现的各种碑志,琳琅满目,风雅古朴,可称之为辽阳碑林。这些碑志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到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边疆沿革及民族政策等,是研究明史,特别是研究明代辽东地区社     

又一部明代都司卫所研究专著问世——评《明代辽东都司》

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明代辽东都司》一书,是杨旸同志在其所著《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一书出版后的又一部研究明代东北历史的重要著作。这两部专著是研究明代东北历史的姊妹篇,是杨旸同志长期以来,刻苦钻研、辛勤劳动的丰硕成果,为中国东北边疆史的深入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明代流人诗《九日联句》看明诗的文化内蕴及其特点

本文将明代流人李琦等人的《九日联句》置于中国诗歌发展嬗变和地域文化互有差异的大背景下,从主题继承、点化生新和民俗情结等多种视角出发,分析了《九日联句》所隐寓着的明诗的多题材叠压、多样美感和多层次文化意蕴。在纵向讨源溯流、横向比较个性的思维模式下,认为明诗既得唐诗的某些精髓,又确有其创新独到之处,如明诗的多种传统题材的叠压和融汇,实在是中国古典诗歌题材流变史上尤其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     

宋代流人量移考

流人量移始见于唐代,因契合“刑罚差序格局”“恤刑观”“天下观”等传统法律理念,而得以发展与制度化。至宋,由律、敕、令、格、式、例与命令文书共同规制的流人量移法律体系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在保留唐代遇赦量移的基础上,宋人还增加了乞请量移的途径。但并非所有流人皆可据此量移,其还需满足适格主体、法定刑期与指定期间的法律规定。符合法定条件的流人,多由中央与地方官吏共同确认后,交由地方官吏实际执行,一般以流放地为起点,向量移中心分等级移近。而关于量移中心与等级的确定,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规定。宋人对唐代流人量移规定的承袭与变迁,反映出最初制度设计理想与执行现实之间的矛盾与妥协,亦可为唐宋变革论乃至流刑发展规律提供不同分析视角。     

清代教案与新疆流人

本文就涉及清代新疆流放人物的洋教案、回教案及民间宗教活动中的典型案例进行论述 ,认为这些教案反映了当时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文化冲突 ,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唐代流人与岭南开发研究

流放和贬谪岭南是唐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唐代流人身份复杂,人数众多,对岭南全面开发造成深刻影响。唐前期流人呈现出身份较高和成批流贬的特点,对提高岭南文化品位作用显著;中后期高官贵族的流贬数量减少,中下级官吏和平民百姓的流贬数量相应增加,从而在更广的层面上影响了岭南地区的社会生活。     

清末新疆的最后一批流人

古称西域的新疆 ,自清乾隆朝统一之后 ,就成为重要的流放地 ,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本文主要依据宣统初年新疆巡抚联魁的遵旨查办官犯奏稿 ,论述清末新疆的最后一批流人情况。     

清代齐齐哈尔流人社会及其文化述略

清代中后期,齐齐哈尔成为流人发遣的重要聚集地,流人群体庞大、成分复杂,并由此构成了一个潜在的流人社会,呈现出特殊的生存生活状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流人文化。齐齐哈尔流人社会及流人文化对齐齐哈尔乃至整个黑龙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卜奎流人诗悲情特征探微

清代卜奎流人诗作为卜奎流人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反映了特定时空背景下流人们独特的心灵体验。在这些描物写景的诗句中,无不带着几分伤感和忧愁,印着几许凄苦与彷徨。也正如此,让人们体验到了文中隐含的源于诗作,却又超出诗作的悲情特征。     

清代新疆流人与西域史地学

清代西域史地学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新疆流人(主要是流放官员)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文章从流人关于西域史地的诗作、流人所修的西域方志、流人关于西域史地的著作三方面来进行论述.     

辽东边墙今昔

明朝推翻元朝后,先后修建了东起鸭绿江西止嘉峪关的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太原、榆林、宁夏、固原、甘肃九镇边墙。史称“九边”。这就是明代修建的万里长城。本文根据史书记载结合踏勘明代辽东边墙遗迹,作简略记述。一正统七年(1442年)开始修建的辽东边墙,历时三十九年,直到成化十七年(1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