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海洋移民的两类宗族组织发展比较

明清海洋移民移居台湾岛和菲律宾，宗族组织也被移植到移居地。台湾既有大宗族组织，也有小宗族组织；菲律宾只有宗亲会而没有小宗族组织。这是因为台湾自晚清以后经过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变，而菲律宾没有经过这种转变。这种情形反映了明清海洋移民在国内和国外宗族发展的不同趋势。     

中国古代宗族婚配与惩罚简

中国古代的宗族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和进程；今日的宗亲活动也有某种活跃性，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宗族对族人的戒约，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对国家、宗族、家庭、亲友的态度，职业、婚姻、信仰的选择，社交和娱乐生活。     

广东台山浮石赵氏宗族家族制度试析

广东台山浮石赵氏宗族，其先祖赵必次是南宋皇帝的宗亲，南宋末年流亡粤，必次的曾孙宗远定居浮石，逐渐繁衍成今天浮石地区庞大的赵氏宗族。建国前，赵氏宗族遵循宗法家族制及儒家文化，聚族而居，以宗族自治，强调祠堂和祭祖的重要性，修族谱和频繁的祭祀活动，极大地团结族人，并巩固了绅民自治的政治结构。建国后，消灭了地主阶级及族权系统，但由于农业的手工劳动方式，血缘宗族家族依然是组织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改革开放后，经济多样化，且按民主、法制原则经营、管理，从而逐渐脱离血缘原则，浮石现正处在这一转型时期。     

阻碍与促进：宗族组织对右江农民运动的双重效应

宗族组织在其本质上是拒斥革命的，但也包含着可资革命者利用的资源。在右江农民运动开展的过程中，农民运动领袖以壮族传统的结盟仪式凝聚革命力量；以“打老庚”（即结拜兄弟）的方式联络各族进步青年，拓展宗族观念的外延；动员亲友和同族参加革命，赋予宗亲观念革命新内涵；充分发挥本地农民干部在利用宗族方面的本土优势以及宗族组织高度的凝聚力，使之成为发动组织群众参加革命的一种方式，对农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城中村改造与宗族变迁——基于深圳两个宗族村落城中村旧改的探析

在城市化改造日益深入的今天,传统宗族的文化逻辑和物质基础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形态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A村的Z氏宗族与B村的L氏宗族分别位于深圳市区和郊区。这两个宗族均具有与都市文化相悖的宗族物质基础与精神基础,都在本世纪初期先后经历了旧城改造并与现代化大都市共存的命运,却在城中村改造中选择了大相径庭的发展路径:前者期望以资本运作者的姿态融合到经济领域当中去,后者则将自身的文化诉求付诸城市文化建设中来。这两个宗族的旧改进程表明:都市宗族采用股份有限公司与宗亲会的形式展开族内管理,宗祠、祭祀仪式存有与否并不是宗族是否消亡的标志;地理位置、政府决策以及与海外族人关系是左右都市宗族城市化发展路向的重要因素;从被动适应城市到主动参与城市经济、文化建设,正是当下传统宗族社会组织适应都市进程的新形态,为我们的城中村改造工作带来了新的启示。     

曹家八旗或有同宗--曹尔斌、曹尔和、曹尔素资料简识

通过对新发现的关于曹尔斌、曹尔和、曹尔素等人相关资料的初步分析,推证曹雪芹家族在八旗中或有同为“尔”字辈的同族宗亲。这为寻找和证明曹雪芹家族在关内的宗族源流,或可提供一条新的探索路径。     

现代宗族变迁及其复兴原因

改革开放后,宗族组织快速复兴,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宗族的研究。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农村宗族的发展,会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道路的障碍,但是这无助于解释宗族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和现代化浪潮后依然方兴未艾的问题。抛开传统研究视角,探讨宗族是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问题,从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宗族文化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基于CFPS的微观数据

作为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宗族文化增强了族群的凝聚力和团结力，深刻影响着家族成员的行为和活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探究了宗族文化对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将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进一步地，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这再次印证了本文的结论。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宗族文化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在不同的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及地区的群体中具有明显的差异。进一步机制分析得出，宗族主要通过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水平和促进社会关系两个途径来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     

广西三江县侗族中秋节习俗调查

三江县侗族的中秋节是家庭团聚的日子,也是村寨、宗族交往和民族交流的日子。鱼宴、秋社和斗牛活动有利于团结乡邻、加强宗亲和民族交往。由于年轻人外流,传统的大型的男女交往活动"月也"在中秋节期间日趋衰落。侗族人着力以旅游开发促进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宣传,它对民族文化传承带来的影响,目前尚难作出全面评估。     

湘军与湖南宗族变迁

湘军崛起使湖南声名大噪。湖南宗族在湘军崛起后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绅士队伍膨胀，宗族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宗族活动频繁；出现了众多名宗望族，这也是这一时期湖南宗族的一个显著特点。     

宋元之际的“方氏合族”与方回的诗歌宗派观

至元十八年方回与方逢辰的石峡书院之会，是淳歙地区方氏合族的重要事件，体现了双方浓厚的宗族观念。方回与方氏族人有着广泛的交往，成为沟通淳歙方氏宗族的核心人物，其合族思想与诗学观念具有相通性，首先表现为他对宗族诗人的特别关注，尤其是对方干、方岳等“宗族诗派”的认同和标榜。其次，方回的“大宗”观念强调确立始祖和辨明源流，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他的“一祖三宗”说。不过“宗族”和“诗学”的视角和评价标准毕竟不同，两者既在“格高”方面有所统一，但也体现了方回的江西诗学理想和方干、方岳所代表的晚唐诗学的矛盾。     

现代化进程中宗族的嬗变

宗族具有血缘性和宗法性两个基本属性,这是宗族作为一个联结国家和社会个体成员的中间组织的两个权力来源。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宗族的两个权力来源逐渐式微,宗族已开始向一种新型的社团组织嬗变。     

重构抑或消亡:乡村振兴背景下宗族功能再定位研究

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族,发展演变大致有三种趋势,即走向重建,或走向瓦解,或兼而有之。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对宗族的功能和作用做出合理定位需要考虑宗族的组织形态和意识形态属性。本文以A村为个案,揭示出宗族对乡村社会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凝聚共识、相互信任、价值观塑造等作用,这对推进乡村振兴具有较大的支持功用。然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深化了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革,这又使得构成宗族组织结构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趋于瓦解,致使宗族传统的组织形态走向消亡。     

义序与中国宗族研究范式

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的燕京大学硕士毕业论文为《义序的宗族研究》。义序位于福建省福州南台岛 ,1934年林先生前往调查时 ,人口几乎全是黄姓一族人。《义序的宗族研究》即是对黄姓宗族的研究 ,表明林先生已从考据式的拜祖研究转向以田野工作为主的功能与实证研究。但这篇论文没有公开发表 ,知之者不多。现在看来 ,我们可将其视作中国宗族研究范式的奠基之作。     

宗族势力复兴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分析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农村现代化的进行,在当今中国的乡土社会,宗族已出现变体,现在的宗族与传统社会中的宗族在规模及影响上都有了很大的差别.其在农村社会中的作用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理性地分析其复兴的原因,全面了解它在农村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利用宗族资源来进行乡村治理.     

宋代宗族制度的社会职能及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

宋代宗族制度的社会职能及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王善军中国封建社会宗族制度，在唐宋之际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即由门阀宗族制度逐渐演变成为以“敬宗收族”为特征的宗族制度。①这一变革，也就决定了封建宗族制度社会职能和社会影响的历史性变化。“敬宗收族”宗族制度的社...     

冠于称谓前的“宗”字

“宗”字冠于称谓之前，用于同一宗族的人，或是对同一宗族之人的自称，后来，也用于称同姓者，或是对同姓者的自称，并不限于同一宗族范围，即将同姓而未必同宗者也视为同宗，“同姓一家”，以示与对方关系之亲密，这当然未免有攀附之嫌。这种现象，古人诗文集中颇为常见。“宗”又是一个常见姓。称谓之前冠“宗”字，此“宗”是表示同宗同姓呢？还是表示姓“宗”？这一问题，甚至某些学者也不大明了，有时会因此导致失误。“宗”字所冠称谓，以亲族称谓为最常见。此类冠于亲族称谓之前的“宗”，都作同宗或同姓解，而不作姓氏解。“宗叔”…     

牖民化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宗族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与阐释

为响应与配合官府推行乡约，晚明时期徽州宗族在乡约实践中根据宗族教化和治理等现实需要，对明太祖圣谕六言进行了宣讲、演绎与阐释，这一活动主要由所在宗族的官僚、文人士子等精英承担，乡绅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演绎阐释，或由宗族官僚等精英直接进行，或由宗族直接借用地方官演绎阐释的文本，或吸收借鉴罗汝芳等理学家演绎阐释的文本进行再加工，广泛吸收借鉴前人或时人演绎阐释圣谕六言的成果是晚明徽州宗族比较通行的做法。就文本形式看，晚明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或最终形成独立成篇的文字并收录于族规之中，或将演绎圣谕六言的文字与族规祖训融为一体而成为宗族规训的一部分。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有助于乡族社区的移风易俗、牖民化俗，其终极目标是将宗族所在地乡族社区建成模范乡里，将自身宗族打造成模范宗族。     

论徽州宗族的繁荣

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特别繁荣,徽州成为中国宗族制度一个十分典型的地区。徽州宗族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祠堂建设;二、族谱修纂;三、族田设置;四、宗族活动。许多世家大族花费巨额财富,大建祠堂,大修族谱,大置族田,大搞宗族活动,充分地表现了徽州宗族的繁荣。     

农村宗族械斗与建设和谐农村问题研究——以江西农村为个案

农村宗族械斗是农村社会机体的一个毒瘤,它与当今社会和谐发展的主题格格不入,背道而驰.防范和化解农村宗族械斗的治本之策是要正确引导和规范宗族组织活动,疏通追求正当利益的渠道,完善农民正当权益保护机制,引导人们用合法手段追求利益和解决纠纷,以大大降低社会运行中的摩擦成本,这对构建和谐农村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