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秦纪年考辨

秦国历史的年代考证,历来是研究秦史的一个重要问题①。在古籍中,记载秦史年代比较完整的首推司马迁的《史记》。但《史记》的《本纪》、《世家》与《年表》之间,关于秦国国君的在位年数与秦之积年总数存在许多歧异抵牾之处。其中秦君在位年数相歧者共有五人,列表如下:     

《史记》词语考辨举例

近年来，有关《史记》注本、译本已有多部问世，这对于《史记》这部巨著的普及，传播引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这些注译本中，也出现了一些误解词义的现象。今仅列数例，予以考辨。督过卷七《项羽本纪》：“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一／314）这里“督     

《史记》词语古今注译考辨

<史记>中"狩河阳"之"狩"是以天子冬狩以避"晋侯召王"之讳,而非巡狞之义.<淮阴侯列传>"胁燕"之"胁"可以释为"胁服",即胁而使服.<史记><新序>"注齐秦之要,绝楚赵之脊"的"注""绝"相对,断绝齐秦之要,根据"要"的比喻用法及上下文语境,理解为打通了齐秦之间的障碍还是应该比较符合原意的.     

《史记》的残缺、断限和增补

我们知道，现存的《史记》绝非司马迁《史记》的原貌。这个问题最先提出的人是东汉的卫宏。因为他在《汉书旧仪注》中说过，“太史公作《景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之。”《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而现存的《史记》却比原书要多将近三万字。     

《〈招魂〉考辨》补说

先唐人引传,可以称经;引弟子语,可以称师曰。《文心雕龙·辨骚》即以宋玉代屈原设言之作评屈原。以此考察司马迁说与王递说,得出：《招魂》为宋玉作。近代以来,人们多从和制的角度证《招魂》所招乃君王之魂。但以古评古,其所陈的理由,均无一能否定王逸的《抬魂》乃宋玉代屈原自招之说。从文本上看,《招魂》作千顷裹王迁屈原子江南后;据现存史料作综合的分析,结果表明：宋玉当生于公元前310年至公元前320年之间。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载,对武帝时期、昆明的迁徙活动,、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史记》断限与缺补疑案之梳理

《史记》的断限与缺补是《史记》研究史上重大疑案中最为突出的两个问题,两千多年来学者们多有争论。关于《史记》的上限有两说,下限有四说。从目前研究来看,上限基本定论,下限虽有多种说法,但“太初说”占主导地位。《史记》的缺补问题是与《史记》断限紧密相联的。由于断限本身的不明确,也造成了缺补问题的许多疑点。这一疑案有两大关键问题,一是《史记》的残缺,二是《史记》的补窜,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辨析。     

《史记·李陵附传》非窜伪考

《史记·李将军列传》后附的李陵的传记历代很多学者都认为并非出自司马迁之手,至今仍有很多追随者,文章就此观点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通过多方求证认为《史记·李陵附传》确实出自太史公之手,并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在被祸之后,其思想、人生观、及创作态度发生的急剧而深刻的变化.     

《二泉映月》与残缺美

本文就残缺美这样一个久谈不衰的话题,结合《二泉映月》作者的身世及生理残缺,并结合作者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对《二泉映月》的独特演奏手法进行分析与研究。     

《史记》与《聊斋志异》

司马迁的《史记》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产生了很大影响。文章从褒贬精神,人物故事、行文笔法、语言风格等几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讨论。     

《史记》与《春秋》

《太史公自序》称《史记》是继《春秋》而作,这表达了作者追步孔子并成为第二个孔子的强烈愿望;而在整部《史记》中,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出作者刻意效法《春秋》的苦心。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史记》与《春秋》进行比较。一、创作青景和目地孔子是在周游列国,到处碰壁而不得行其道的情况下开始写《春秋》的。《儒林列传》说;“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命运比孔子更为不幸,于是他便以这位不得志的圣人来安慰勉励自己。《游侠列传》:“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     

《史记》与《荀子》

司马迁与荀子之间虽然不存在所谓的师承渊源 ,但由于《荀子》是儒家的重镇 ,所以司马迁必然要研读《荀子》 ,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出《史记》与《荀子》之间有着紧密的学术联系。《史记·礼书》与《荀子·礼论》互有异同 ,《史记·乐书》则与《荀子·乐论》观点相通 ,《史记》在法后王、自然人性论、富民重民等观点上对《荀子》有所吸取     

《史记》、《汉书》所载易学传授体系与汉初的易学传承考辨

《史记》、《汉书》所记的商瞿至田何这一易学传授体系,实为司马谈追记自家的易学传授渊源,并非自孔子始的整个易学传授史,而商瞿也并非孔子易学的唯一传人。《帛书周易》的《二三子》、《要》、《缪和》、《昭力》等篇记载了孔门其他弟子向孔子请教易学的事迹,而《子夏易传》则透露出韩婴之易学很可能传自子夏。在孔门易学之外,汉初尚有周王孙古易学等其他流派的易学流传。因此,孔子传易信而可征。     

《史记》与神话传说——《史记与文学》研究之一

本文从史料来源的角度,论述了史学与文学巨著《史记》与古代神话传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作者指出司马迂的蒐集、整理、加工和改造,使古代神话传说不仅成为《史记》上古史的主要材料来源之一,同时也赋予了《史记》的文学色彩。文中具体地分析了故事结构、人物形象、语言特点等诸方面文学因素,对读者颇有启发性。     

《史记》与地名学

地名学在我国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是对地名的重视和研究,却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司马迁的伟大著作《史记》,虽没有创立地理志,可是他在撰述历史时,对古代地名作了有意识地整理和记述,为我们今天搜集古代地名和研究古今地名的产生及其演变,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本文拟就司马迁对地名学研究的贡献,谈点自己的认识。     

韩文与《史记》

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有两座高峰:一是汉代,二是唐代。这两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许多可以相提并论之处,因而,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也与社会发展相适而耸立在汉、唐两代。 汉代这座散文的高峰可以司马迁为代表,他的《史记》“驰骋古今”、“贯紬经传”,汇聚了前代及汉初散文发展的成果,从而获得了“六经以后,便有司马迁”(王若虚《滹南遗老集》)的赞誉。而顶天立地于唐代散文高峰上的大树韩愈,其创作业绩,也赢得了“文起八代     

《史记》与《淮南子》

《淮南子》是汉代黄老道家著作，它对《史记》的影响主 要在思想方面。《淮南子》在构建天人古今知识体系、对待先秦诸子的思想方法、倡导法与 时变、礼与俗化、主张审微、重时等一系列问题上，给《史记》以深刻启示。《淮南子·天 文训》与《史记·天官书》之间也存在着学术联系。     

《史记》与《周易》经传

《史记》与《周易》经传关系密切,最早由近代学者刘师培提出。他写过《司马迁述〈周易〉考》。其中说,“史迁谙明《周易》”,“史迁曾以甄明《易》义为己任”。由于此文重点在于考证西汉学者说《易》的真相,关于《史记》与《周易》经传的关系犹未深论。刘节教授著《中国史学史稿》,明确指出《史记》对于《易传》历史观“有继承关系”;并说“谈、迁父子的哲学思想,主要的是出于《易传》”。但是,关于《周易》经传的方法论如何指导《史记》的编撰,尚未论及。木文从这方面考察司马迁的《史记》。一谈司马迁的史学方法,不能不提其父司     

《史记》研究领域的新展拓——北京《史记》与《史记》教学研讨会述评

1991年5月18日至22日。来自国内42所大专院校(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书局等5家出版社、《光明日报》社、日本爱媛大学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的80余位专家学者和领导同志汇集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了《史记》与《史记》教学研讨会。这是继“北京会议”和“西安会议”之后,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韩兆琦先生、历史系教授杨燕起先生和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