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指导思想，认清传统优势——建设浙江文化大省之我见

这里,我想就“建设浙江文化大省”问题提出两点粗浅看法:第一,建设浙江文化大省的指导思想,应该包括四个坚持,即:坚持特色理论,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多元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思想。文化建设上坚持“特色理论”,就是要求在文化发展方向上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在文化型态结构上则必须保持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色。而要保持“中国特色”,就必须尊重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善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传统中一切优秀的、有意义的遗产。在文化建设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     

论浙江历代人才的演变及其原因

浙江素有“文物之邦”的誉称,自古以来,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研究浙江历代人才的演变及其原因,总结历史经验,开发人才资料,振兴浙江“文物之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1 浙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河姆渡遗址和良渚文化遗址表明,早在新石器时期,浙江便已出现了当时世界一流的人才,他们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史前文明,对祖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号称“五霸”之一。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演进史》中说:越国能称霸于时,“其内部必有很大的进步,才能和中原文明之国相敌,是无待于言的”。当时,越国“人才辈山,竟为春秋     

“祝福”习俗及其诠释

民间习俗是理解一个社会与文化的重要信息库。本文通过对浙江绍兴地区岁末“祝福”习俗中各种文化象征符号的解读，从“成熟与收获”、“死亡与离别”、“终结与回归”三种文化图式上来分解“终结”这一时间概念所蕴涵的复杂意义。目的在于理解中国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作为探讨文化生产与再生产问题的基础。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成立“中国馆”

据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5年第3期报道,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亚国家(中国、日本、朝鲜)民族中心“中国馆”于1995年2月8日正式开馆。远东研究所所长M.л.季塔连科教授在“中国馆”开幕式上指出,该馆成立的宗旨是向俄罗斯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年轻人传播关于中国、中国文化和传统的知识,进一步促进俄中两国间的文化、学术交流。中国驻俄罗斯大使,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C.л.齐赫文斯基出席了开馆仪式。 “中国馆”下属远东研究所,它将成为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家协会以及俄中友协的活动基地。在俄罗斯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是马克思主义由传入到传播即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准备阶段;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66年“文革”之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开创阶段;从1966年“文革”开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曲折发展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儒学与浙江文化

1991年10月31日,由中国孔子基金会、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衢州市政府三家联合主办的“儒学与浙江文化研讨会”,在衢州落下帷幕。研讨会进行了4天,有50多名学者出席。与会者向会议提交了关于儒学与浙江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并就儒学与浙江文化之关系、浙江文化之特点以及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两宋至明清的浙东学术等议题展开讨论。会议开得圆满成功,有力地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学术发展。为了反映这次会议的一些内容,本刊组织了部分学者的笔谈,奉献给读者。     

研究“文物之邦” 促进文化交流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浙江省中国文化研究会,经过协商和筹备,今天正式成立了。浙江地处祖国的东南沿海,素称“文物之邦”,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文史研究方面也有一定优势,建立省一级的中国文化研究会,协调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加强对“文物之邦”的研究,促进海内外文化交流,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从事文史专业的专家、学者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共同愿望。我想,浙江省中国文化研究会的工作,应当以马克思列     

近年浙江短篇小说评议

浙江的文学有着悠久的现实主义传统,鲁迅、茅盾等都是屡屡称引的一代宗师。同样,新时期的浙江文学也常把反映现实生活奉为圭臬。近年来,在浙江的文学评论界中,又回荡着“浙江乡土小说”、“吴越文化小说”、“吴越风情小说”、“吴越文学”的呼唤呐喊,虽然彼此在称谓上有所差异,然而其主旨和指导思想是极为相近的,一言以蔽之,即大力倡导文学的地域特色和乡土风味。综观这几年的短篇小说,依然洋溢着现实生活的情趣,散发着浓郁的“吴越”气息,闪烁着强烈的地域色彩。无论是表现吴越一方农村独特的“乡土小说”,还是充溢着南方都市风情的“杭味小说”,以及介乎其间的有关小镇生活的作品,都显示了作家们力图凸现文学的地域特色和强化作品的文化内涵的意愿。在此,本文作一扼要的评议。     

论战时东南文艺运动中的“浙江潮”

中国新文学“浙军”在战时东南文艺运动中的引领地位 ,再次显示了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的突出贡献 ,这是浙江精神在中国新文学建设中的又一次生动张扬 ;而战时环境促成浙江作家向本土的大规模回归 ,则在浙江文学史上又有着特殊意义。     

“敲糖换鸡毛”催生“拨浪鼓文化”

义乌的发展作为“浙江现象”的典型引起国人的极大关注。研究义乌的“文化经济” ,实质上就是对浙江“文化经济”的个案剖析和典型研究 ,是对义乌的发展乃至“浙江现象”奥秘的一种有益探索。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牵头组织 ,有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部分同志共同参与、合作组成的“拨浪鼓文化”研究课题组 ,多次到义乌实地调研 ,在广泛调查义乌文化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基础上 ,把义乌特有的“拨浪鼓文化”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确定为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本课题的研究着眼于文化与经济日益融合的事实 ,探究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已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本刊以笔谈的形式 ,摘要刊登“拨浪鼓文化”研究的部分成果 ,以期抛砖引玉 ,推动深入研究。     

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区域文化史专著——《浙江文化史》评介综述

由滕复、徐吉军、徐建春、卢敦基、叶建华、杨建华六位青年学者合作撰著的《浙江文化史》一书,终于在1992年6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而系统阐述省域地方文化史的专著,它弥补了我国区域文化史和浙江地方文化史研究的空白,具有开创性意义。《浙江文化史》一书是浙江省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浙江文化史研究”的成果终结。自1987年该课题被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列入起,各课题组成员历经数年之艰苦努力,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并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发表了三十余篇的学术论文。在此基础上,于1991年底完成了《浙江文化史》一书的撰写工作。《浙江文化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阐述了浙江从古至近代的文化发展史。它     

试论“浙学”的基本精神──兼谈“浙学”与“浙东学派”的研究现状

试论“浙学”的基本精神──兼谈“浙学”与“浙东学派”的研究现状吴光（一）“浙学”的渊源及其定义浙江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则有所谓吴越文化或日越文化。但这主要是指古代浙江的物质文化与风俗文化，而非...     

当代中国文化形态的性质及其转型——兼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使命

本文认为,当前的文化讨论不应回避对当代中国文化形态性质的剖析。人类文化的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是反映社会基本利益关系的“六形态”,一是反映社会基本活动方式的“三形态”,即“传统”自然经济文化、“现代”商品经济文化和“后现代”自由经济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并列”地同处“现代”文化这一历史阶段中。建国后的中国当代文化,从基本利益关系上看是社会主义文化,从基本活动方式上看是一种变态的“传统”型文化。当前中国文化的全面转型,就是实现从“传统”型文化向“现代”型文化的根本质变。这必然导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某种趋同和世界化。当代中国社会学在这一过程中肩负重大的历史使命。     

“杭州共产主义小组”质疑

在中共“一大”召开以前,杭州究竟是否成立过“共产主义小组”?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明确肯定:“‘五四’运动后一年,共产主义小组就在上海、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杭州等中心城市中成立起来了。”另一种是实际否定:“一九二○年八月,为了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从当年秋天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这样的小组。”这里明显地没有提到杭州,当然也并未完全排除在上海等六地以外,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可能性。我认为弄清“一大”前是否存在“杭州共产主义小组”,对研究我党早期历史,尤其是浙江地方党史,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现根据本人接触到的资料,粗略考证如下:     

“浙江潮”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本文论述了文学“浙江潮”在参与“五四”文学革命、创建中国新文学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和取得的辉煌成就 ,探讨了“浙江精神”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一次最生动的张扬及其为浙江和中国文学提供的历史经验     

中印比较视野中的印度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外在标识,更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灵魂。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两个文化体系,中国和印度虽处在相近的地理位置,具有相似的社会结构,但两种文化却不尽相同。比较中印思维方式上的“天人合一”与“梵我同一”,精神追求上的“伦理道德”与“宗教解脱”,民族心理上的“凝聚同化”与“宽容包容”,我们发现,印度文化是具有极大包容性、强烈宗教性、深刻内省性特质的宗教文化。     

论中国古代的“九品文化”

“九品文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几乎无处不在。以“九”为模式的文化源远流长．大量史料说明，“九品文化”发端于远古夏禹时代．“九州”的划分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也使“九”深深植根于华夏民族思想意识中。班固以九品叙录古人，陈群立九品官人法，“九品模式”开始形成强大的辐射力，影响涉及中国古代文化、文学、政治等各个层面，形成了中国古代以“九”为大．以“九”为最的“九品文化”。     

南市场的“八卦街”

“八卦”是中国传统易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在中国有许多形如“八卦”且以“八卦”命名的地方,如浙江金华的八卦村,辽宁桓仁的八卦城……其实,在沈阳市和平区南市场附近也有一处造型独特、形似八卦的“八卦街”.然而随着沈阳城的建设发展,“八卦街”已踪影渐失,但从航拍图上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八卦街”的大致轮廓.如果想寻找此地,只要站在地铁一号线南市场车站入口处,“八卦街”就已经尽在眼前.今天就让我们在尘封的档案中,探寻这处神奇“八卦街”的踪迹.     

明清之际浙江地区中西文化的冲撞

一、“基督东渐”在浙江的历史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主要是通过基督教的传播开始的。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明清以前就有过二次。第一次是在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叙利亚人阿罗本来到长安,进行基督教教派之一景教的传播活动,后由于唐武宗灭佛毁寺,殃及景教,而遭禁绝。这一次传教活动主要在中原地区,浙江一带还没发现有景教士的     

浙江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

地处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的浙江,土地肥沃,近代工商业比较发达,民气开通,是辛亥革命蓬勃发展之地,堪与两广、两湖比美,而视为辛亥革命运动的发祥地之一.正如辛亥革命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重要阶段一样,在浙江的历史上辛亥革命同样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有的人对浙江在辛亥革命中地位的重要性,至今估计不足,对浙江人民、浙江革命团体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肯定不够,对浙江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研究不深,所以重新认识辛亥革命时期的浙江实属必要.而且深入考察在文物之邦的浙江土地上发生的辛亥革命种种现象,也许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推进现代化的某些规律性的探讨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