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离婚调节的非道德化倾向的反思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离婚率一直呈上升态势,对离婚的调节也出现了日趋明显的非道德化倾向.我国社会的婚姻现实、离婚的道德成因、婚姻关系的伦理本质、离婚的双重影响及道德调节的特殊作用,都决定了当代社会的离婚行为不能没有道德调节.只有将道德调节与法律调节、心理调节有机结合成"金三角",才能共同构筑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和谐.     

优秀法官“泛道德化”现象研究

中国一年一度的优秀法官评选已成为我国司法界的一件大事。这种评选除了法律技能方面的要求外,更多地还包含着政治伦理、传统美德、感人品德等方面的标准。因此,评选出来的优秀法官身上体现着一种“泛道德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和必然的,是有其社会上、文化上的客观原因的。不过,这种现象对中国法治建设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它对当代中国司法职业化、规范化、形式化要求也存在着不利的影响。如果要发挥我们的各种道德优势又要克服相关的不足,那只有加强相关评选制度和职业运行制度建设,进一步整合我国司法活动中的各种优势。     

传统文化中道德和法治思想关系的探讨

以传统文化中道德和法治思想关系为研究对象,对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的优秀法治精神进行了深入研究,侧重研究汉语语境下法律思维的形成,就古代中国法治、德治思想以及向西方样本学习的内在关系进行了讨论.融合当代法学文化成果,将借鉴吸收西方先进法学文化与重新认识本国传统法学文化特点和习惯相结合研究,同时提出一些有益、鲜明、独到的建议.     

工具理性与中国的“法治”传统

在阐述中国古代“法治”赖以形成的政治背景的基础上,以法律的政治功能为例对古代法律的性质以及其成因进行分析,得出法律制度不过是专制统治者手中的工具的思考。最后论述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艰巨性及长期性问题。     

中国文化中的五德——泛道德主义的文化透视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道德教化,具有泛道德主义的倾向,即一切的评判标准基于道德.以道德相尚,道德就无处不在.五德的广泛应用,是中国文化中泛道德主义倾向的典型例证.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之“法治”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命题.这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实现执政方式的法治化转变的理论基础.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社会主义与法治的结合是法治思想史的重大转变.法治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而非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需要法治之理,法治之理是人们公认的法治规则.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特征在于执政党要依法执政,接受宪法、法律的约束.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建构需要阐明法治的基本含义:法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道德;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实现方式;是以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主要方法的战略实施.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对封建法律的形成和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规范体系中处处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应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的德治和法治思想,并结合社会主义法治和市场经济的社会现实加以综合创新,正确认识和处理德治和法治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泛情论倾向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理论在明代中期以后表现出一种泛情论倾向,这同西方文艺美学理论中的泛爱论、泛性论明显不同。泛情论倾向的出现同中国文学史上重情的传统有密切关系。其理论意义和思想价值突出地反映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对人性和人的生命意识的张扬,二是对作者主体意识和主体情感的肯定,三是重视情趣的审美观念的确立。     

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法治之理”

法治之理是以实现公平正义、权利自由、和谐秩序为目标,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律方法为手段的政治行为之理;它也是一种尊重法律规则和程序,理性运用和有效约制权力,并根据法律进行思维的法治意识形态。对于传统中国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行为方式来说,强化意识形态中的法治之理,属于观念层面的变革。在思维过程中讲究法治之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的先决条件。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需要用法治之理打量中国,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提供符合实际的理论支撑,进而把发现问题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方式常态化。     

简析德化话中的“互”

德化话中的"互"字主要有动词和介词两种用法,可表给予义、使让义和被动义。文章就德化话中用作介词的"互"字的用法、语法特点及渊源进行考察。     

马克思主义批判观与泛道德化批判的反思

党的十八大报告洋溢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与自豪,然而在社会上我们却不难看到对现实的怀疑论倾向与对未来的悲观心态,泛道德化批判思维是产生这种怀疑论和悲观心态的内在原因。泛道德化批判是将一切现象道德化后再用理想化、双重化的标准进行道德评判的一种批判方式,其认识论特征是,在道德外延上将非伦理现象伦理化,在道德批判方法上将特称判断全称化。以简单否定和消极解构为表征的泛道德化批判正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道德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悄然蔓延,已经构成培育良好社会心态、凝心聚力实现中国梦的巨大消极障碍,必须从科学、理性、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立场予以反思,避免陷入泛道德化批判的思维误区。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话语建构与理论阐释——兼对“泛自由主义”倾向的批评

自由主义文学一直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始,研究者们就开始了对自由主义文学的理论建构和概念阐释,他们的阐释话语直接影响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概念和内涵。时至当下,学者们对自由主义文学的关注已经显化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思潮研究,但对于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泛自由主义＂倾向,也应引起人们的警惕和批评。     

陈祚明诗论的“泛情化”倾向

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对“情”所做的理论建构颇具特色,不仅包括情感,还包括了诸如命旨、神思、理、解、悟等与诗歌内容相关的因素,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无论是从情感的层面,还是从包罗了所有与诗歌内容相关要素的“情”的层面,他对“情”的论述都显示出一种“泛情化”倾向。这种“泛情化”中所包含的对六朝乃至梁陈文学的重视,反映了明清之际对文学抒情特质的重视,同时也是文学自觉深入人心的一个表现。     

从日本法治史看中国法治进程

通过对日本各个历史时期法治化道路的分析,并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对两国的法律制度进行比较,指出两国法治化道路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中国可以借鉴日本先进的法律制度,以期早日实现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论刘克庄诗人主体论的道德化倾向及其他

刘克庄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评判诗人诗作的首要标准，关注诗人的品性气节和道德修养，强调忠爱仁义、孝敬谦慎等品性对于诗人的重要性，从而使得他的诗人主体论带有明显的道德化倾向。这一标准的形成虽然有着时代政治文化的根源，但显然并非合适的文学批评标准。另外，刘克庄还把气魄力量、书本学问和静定心态也看作是诗人必备的素质条件，追求雄大、广博和平和的良好状态，虽自有其道理，但也各有其不足之处。     

法治与德治“两手抓”浅析

制度和道德在发挥各自的作用时,在依据、范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又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即同源、同质、同构,二者相互渗透,相互支撑,取长补短,却不可替代.因此,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可以也必须结合起来,坚持法治、德治"两手抓".     

中国乡村法治之路反思

从当今乡村法治现实来看，法治的本土资源非常贫乏，尽管乡村法治正在生成，但它是一个渐进的不断积淀的文化过程，其生长和形成不能仅靠政府推动，也应该注重乡村社会自身的内生性因素，走一条社会演进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道路。     

法治中国的节点——2012年中国法治进程分析

2012年对于我国的法治进程而言是转折之年。“重庆事件”使人们有感法治的沉沦,但痛定思痛之后,从执政党到立法、行政、司法等各国家机关,都开始反思法治精神的本质内涵,更加尊重宪法权威。同时,公民意识的全面觉醒,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热情的提高也促进了这一年法治的回暖。     

论中国艺术形式的泛音乐倾向

中国文化历来有乐感文化之称 ,泛音乐化是中国艺术的普遍倾向。自古诗乐同源 ,千余年来诗乐虽分分合合但始终有纠缠之势。建筑因其抽象与和谐而被称为凝固的音乐。绘画是貌似与音乐距离最遥远的艺术 ,对于绘画中音乐性的挖掘 ,最可以揭示出中国艺术的泛音乐化倾向。水墨画这一中国绘画的典型形态 ,正是在阴阳律动、水墨晕章中展开的 ,“气韵”作为中国绘画的核心概念 ,对于音乐的借鉴不言而喻。中国艺术和文化的核心是道 ,道的演化轨迹可以大致归纳为 :“意” -“象” -“数” ,而道在其间不断演化和流转的程 ,无不渗透着音乐精神     

论“法治中国”的价值目标

“法治中国”是实践“法治国家”具体的地理和空间平台,它使得“法治国家”的建设“脚踏实地”,它汇聚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各项具体价值要求,它在适用地域上呈现出“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的特色.作为“法治中国”的整体化特征,必须先有“国家法治”,然后才可能出现“地方法治”,“地方法治”不能脱离“国家法治”而存在.在实践法治精神的过程中,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没有特权,都必须按照统一的法治原则来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和遵守法律,“法治中国”正是从一个具体的主权国家概念的角度来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具体法治”的各项价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