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全球化与对话

随着人类公共交往的场域日益超越国家的边界,法律全球化亦成为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和法律治理结构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话语霸权,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法律全球化并不应当是法律的西方化。哈贝马斯把其对话理论作为解决文化冲突的基本方式,这对于如何推进法律全球化极具参考价值。对话,亦应当做为法律全球化的路径倚赖。我国参与全球化对话,要克服法律“失语”现象,从传统中寻找“谈资”,并注重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如何借助法律全球化的“东风”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同样需要各个层面的对话。     

法律全球化路径倚赖探析

法律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其全球化并不应当是西方化.哈贝马斯把其对话理论作为解决文化冲突的基本方式,这对于如何推进法律全球化极具参考价值.对话,应当作为法律全球化的路径倚赖.     

法律全球化路径倚赖探析

法律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其全球化并不应当是西方化。哈贝马斯把其对话理论作为解决文化冲突的基本方式,这对于如何推进法律全球化极具参考价值。对话,应当作为法律全球化的路径倚赖。     

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对话

在全球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的今天,实现法律全球化的途径只能是法律对话。经济一体是法律对话产生的客观基础,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成为法律对话的动力来源。法律对话在精神上所追求的是多元的价值,并以平等协商作为其基本要求。法律对话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类社会和谐相处的美好局面。     

经济全球化与法律全球化辨析

经济全球化对法律的冲击是显见的,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语境,法律必然做出回应.经济和法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经济与法律是互动的,但二者属性上存在不同:经济的全球化关注的是国家利益,在这里效率是基本的思考;而法律的全球化关注的是国家主权,在这里国家主权是价值判断的唯一依据.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法律的全球化发展,但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对国内法律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国内法对经济全球化的回应也在所难免,这种回应注定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     

全球化进程与中国法律的发展

全球化表征着当今人类社会的综合性发展趋势,法律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主要趋势,是我国法律发展的契机也是面临的挑战。我们必须积极应对法律全球化的挑战,选择适合我国法律发展的道路,顺应社会发展内在要求,推动社会的进步。法律全球化在目前仍是一个进程,一种趋势,要延续中华法系的优良传统,社会主义的法律原则,要以民族的内涵、中国的特色、中国的模式去推动世界法律的发展,有效抵制西方的强权行径,反对新的法律殖民主义,维护主权独立和民族利益。     

论经济全球化下的法律全球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法律全球化已经是一种无可争议的事实。法律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回避的现象,对我国法律也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法律全球化是全球化在法律领域的体现。它是指各国、各地区以经济交往和科技进步为先导,在经济交往过程中法律制度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共性与个性并存且共性不断增多的过程,它也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而进一步发展。     

法律全球化冲突的解决路径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其全球化并不应当是西方化。本文力图从冲突的角度来思考法律全球化,即从法律规则、制度层面上本国法与别国法的冲突,法律文化层面上本土法与外来法的冲突,以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三类冲突中寻求冲突的可能解决路径,以实现全球法律的和谐。     

法律全球化与世界人权保护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正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然而这一潮流给世界人权保障提出严峻挑战。在现有体制无法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权问题的背景下,有学者提出通过推进法律体系的全球化来制衡经济全球化下的人权危机。关于法律全球化的争论,至今形成了三种观点,即激进主义观点、怀疑主义观点和折衷主义观点,本文对三种观点加以评析后提出,应当大胆地主张推进和努力实现法律全球化。但是在现阶段,法律实践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不到全球化的程度,未来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在全球形成共识,因此目前要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人权问题,只能依靠和完善现有的各种层面上的人权保障机制。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价值冲突的实质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全球化,并使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更加剧烈。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具有极其复杂的性质,但其实质仍然是利益的冲突。正确把握这一实质,是我们抵制文化霸权主义,有效解决和整合文化价值观念冲突的前提。     

法治与公共话语

法治的存在、发展与运行总是在一既定的公共话语或者语言环境之中展开的 ,同时它也需要并产生着支持它自身的存在、发展与运作的公共话语体系。公共话语的形成以人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领域的相对独立与区分为前提 ,以社会活动主体广泛的对话与交往为条件。中国法治实践所面对的社会公共话语所展示的社会心态、情感、价值与思维逻辑 ,在本质上是与法治的目的追求与意义旨趣相悖的。中国法治建设旨在确立法的至上性与权威性观念 ,培养并巩固社会活动主体对法的真诚的制度性信任与信仰 ,则必须建构和培育充分表达法治的旨趣与原则的公共话语     

中国法学现代性话语的内质与形态

现代性话语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主导性法学意识形态之一.中国法学现代性话语主要表现在对西方法学现代性理念和制度的接纳与抗拒,对西方法律现代化经验普适性的反思,对法律发展中社会主义方向的现代性评估等方面.通过对中国法学理论和实践中的革命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法律意识形态中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纠缠的评析,可以看出中国法制在西方现代性话语传入后所发生的流变.     

全球化背景下的话语建构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怎样防止话语一体化即话语霸权现象的发生,成为了当代新闻学必须面对的课题,因为一旦"失语",则意味着某种不在场。本文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法的对话理性：论刑事协商的法理基础

刑事协商,是一种以对话、合作为特征的纠纷解决方法,司法实践中的辩诉交易和刑事和解均是其具体表现形式。关于刑事协商的法理基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中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     

经济全球化对物权法的影响

物权法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历史传统和人民的生活习惯。在物权法面临全球化的挑战中,物权法中的固有法内容,比如:关于所有权的类型的物权规范,关于用益物权类型的物权规范,与各国的习惯及现实经济生活密切联系的物权规范等等,是难以改变的,而其他如关于交易的规则、有关担保的规则、有关公示方法、效力等方面的规定等等都是可以国际化的。只有对此有清醒的认识,物权法才能真正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全球化与国际法的人本主义转向

国际法存在着以国家为主体、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传统。但是,由于20世纪以后出现的经济大规模跨国交往、国际危机与问题以及人权国际体制所带来的全球化趋势,国际法正在从“国本主义”走向“人本主义”。当前的国际法不仅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人本主义规范,而且逐渐在整体上以人类利益和可持续发展作为价值取向。国际法的人本主义是实现国际法治的重要前提之一。     

浅析海事国际私法中的船旗国法原则

船旗国法,是指以国旗或特定标志旗作为连接点的系属公式。在船舶物权、海上侵权行为、海难救助、共同海损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等方面,船旗国法原则是重要的法律适用原则。但是,船旗国法原则的适用有着严格的条件、特定的范围和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并没有把船旗国法原则作为一条普遍适用的海事冲突法原则。     

关于法律和全球化研究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本文论述了法律和全球化研究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全球化仅限于经济领域还是也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中国如何对待法律移植;中国如何对待国际条约;全球化是否意味着非国家化、去国家化,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应该如何看待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话语系统转换

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会因历史使命的转换与时空条件的变迁而构成不同的话语系统,这些话语系统除了含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外,在内容与形式上皆有自己时代的特色。“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中国化”至少应实现两大话语系统的转换：一是由“革命”到“建设”的话语系统转换;二是由“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话语系统转变。这两种转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过程中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系统向符合中国实际的实践话语系统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