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思想体系试析

<正> 《中庸》原是《礼记》里的一篇,自宋儒大力提倡,与《大学》《论》《孟》合订为“四书”后,成为中国封建时代文人的必读之书,影响极其深远。然而,《中庸》并非仅仅因为宋儒的提倡才变得身价百倍,事实上早在宋以前就有人对《中庸》予以重视了。刘向《别录》把《中庸》列为《礼记》中的“通论”一类。《中庸》作为一篇通论,是从总体上来论述儒家的基本原理,其地位同《礼记》中论述礼的具体内容的一般篇章便不可同日而语。《汉书·艺文志》“礼类”在“《记》百三十一篇”之外另有《中庸说》二篇,详其题义,应为解说《中庸》的专著。这一专著虽已亡佚,但我们藉此可知早在汉代就有人对《中庸》     

“盟诅不及三王”辨

《荀子·大略》说:“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这是关于盟的起源的明确而最早的论断.自兹以后,学者们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持续二千多年的争论.今文学家们接受了它,并加以发挥.《谷梁传·隐公八年》说:“盟诅不及三王”;《公羊传》云:“古者不盟,结言而退”《春秋繁露·王道》:“古贵信,结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后成约”;《礼记·檀弓下》更明言:“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郑玄注:“会谓盟也”;《淮南子·氾论训》云:“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古文学家们则表示怀疑.号称“五经无双”的东汉许慎认为今文家所言非是,据《左传》、《周官》“于礼得盟,”“礼,约盟不今.”郑玄、惠士奇等人的见解与许叔重相同.惠士奇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于是乎有盟,盟之礼其来尚矣.”历代学者     

风诗新解（五）

风诗新解（五）晏方竹竿、羔裘《竹竿》序云：“卫女思归也。适异国而不见答，思而能以礼者也。”照这样说起来，“岂不尔思，远莫致之”的“尔”该指卫国的了，但国岂可“致”呢。郑玄解两句云：“我岂不思与君子为室家乎，君子疏远己，己无由致此道。”不知从何处拉一“...     

《九思》三题

《九思》三题夏太生楚辞《九思》为《楚辞章句》的作者王逸所作。《楚辞章句》中《九思》篇下题“汉侍中南郡王逸叔师作”，《后汉书》载王逸汉顺帝（公元１２６－１４４年）时宦至侍中。而《楚辞章句》题“校书郎王逸上”，王逸为校书郎是在汉安帝之初年间（公元１１４－...     

试论《中庸》基本思想的产生年代

<正> 《中庸》是儒家思想发展史上一部有着深远影响的重要著作。《中庸》的作者,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所说,是孔子之孙子思。此后郑玄、陆德明、孔颖达等人都沿袭其说,直到宋代以后,才有欧阳修、郑樵、崔述等人对司马迁这一说法提出怀疑。今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不十分一致。虽然有的也承认《中庸》不完全是子思所作,但却普遍认为其基本思想还是属于子思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本文不再重复前人的有关证据,只想通过《中庸》里“诚”这一重要范畴的考察,就《中庸》思想的产生年代问题补充一些新的论证。     

论孔子的中庸思想

《论语·雍也》载: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把中庸之德,誉为“至德”。中庸至德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门弟子及其后继者子思和孟子等受其影响很大。《小戴记》(《礼记》)的《中庸》篇,相传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撰,后经汉儒们窜改,损益,流传日广。南北朝时,已有梁武帝《中庸讲疏》等专讲《中庸》的著作,唐代李翱等竭力推崇,宋代“义理之学”兴起后,《中庸》受到程颐和程灏等的表彰,朱熹且以之与《论语》、《孟子》、《大学》合为《四书》,列为儒家经典著作。并作《中庸章句》、《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流传益广,影响益大。《论语》中所载孔子论述中庸之德的正面材料并不多,内容亦较质朴,《中庸》作者利用某些有关孔子中庸的语录,进行其以“诚”为中心的“天人合一”论的说教。《中庸》的第一章和第二十章以后各章是作者论“诚”的部分;第二章到二十章是孔子中庸语录汇编,是《中庸》中的原始部分,但亦已多窜易损益之处,不宜随便引用。至于后人所作有关《中庸》的注疏,更多异说,只可作为参考之用。因此,要对孔子中庸思想作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确是困难的。孔子的中庸思想,蕴藏着深刻的变易思想和辩证思想的因素,以及“执两用中”的“忠恕”伦理原则,和“执两一贯”的论理方法。这些思想,贯彻在其有关的言论中,散布在《论语》各章的有关方面。如细细地加以剖析,还是可以探索出一些真实面貌来的。兹特试探如下,提供大家讨论。     

孙叔敖籍贯小考

孙叔敖的籍贯,旧史学者认为是河南固始县人。这是根据《荀子·非相》篇:“楚子孙叔敖,期思之鄙人也。”东汉邯郸淳《楚相孙叔敖碑》也提到:“楚相孙君,讳饶,字叔敖,本是县人也;六国时,期思属楚”。1976年新版《辞海》历史分册仍沿此说。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探讨。据《史记·滑稽列传》载:“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后十世不绝。”《淮南子·人间训》:“孙叔敖死,王果     

两部儒家礼典的不同命运──论大、小戴(礼记)的关系及《大戴礼记》的被冷落

西汉时期的戴德与其从兄之子戴圣同受学于后苍；二人分别编订的两部《礼记》，都来自七十子后学所撰著的二百余篇“记”．可是它们的学术命运却大相径庭．以至于戴圣（小戴）所传的（礼记）４９篇后来由“记”变“经”．自魏晋以后一直被皇家奉为礼学经典；而戴德（大戴）所传的《礼记》８５篇则长期被人冷落，不知道什么时候已丢失大半，今人永远不能再窥其全貌。大、小戴礼学命运的这种不同，直接导因于他们各自在官学中所占有的地位的不同。４０多年前，著名经学史专家周予同先生就强调过大、小戴（礼记）的研究价值，他说大、小戴《礼记…     

略论“礼是郑学”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称“礼是郑学”，究其原因，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礼是郑学”之称。     

“中和”思想局限性浅论

“中和”思想局限性浅论齐学广《礼记·中庸》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的“中和”，既包含着儒家的美学理想，又包含着儒家的哲学思想。为了批...     

孔子“中庸”新解

我国先民早有“尚中”观念.孔子前后均有“中+动词”即用“中”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目标和规范的说法.《论语》“中庸”之“中”名为“正道”而实指“礼义”,“庸”指“奉劳不已”,“中庸”实谓“循从礼义奉劳不已”.传统程朱辈“中庸主义”的说法不合孔子原意.孔子“中庸”在《论语》中仅一见:“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篇》,下言篇名均出《论语》)《中庸》中,标明“子曰”的“中庸”共六见.这七见中,孔子均未就其内涵作具体阐释.至宋,大儒程颐解说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朱熹注《论语》解说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这就是所谓的“中庸主义”.程朱辈代圣贤所立之言成了儒学定理,传统说法一直认为孔子是中庸主义的首倡者.     

李翱的复性说

李翱,字习之,今甘肃渭源县人,是唐代与韩愈齐名的思想家。中国哲学自隋唐起。开始了儒,佛、道三教既斗争、又融合的大势.李翱是从儒学的立场为对抗佛、道,面又阴取佛、道的代表人物.他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复性说,就是其理论表现.一、虚构与现实李翱为了给他的复性说提供历史根据,虚构了一个以孔子为起点,而自秦废缺的圣人之道。他在《复性书》中说,这个圣人之道最先由孔子传给颜渊等弟子,其后被授给孔子之孙子思,子思于是著为《中庸》47篇,再由孟子承继,孟子又传授弟子公孙丑等.遭秦始皇焚书,《中庸》被毁掉46篇,残     

佛道回流,还是经学势然?——《中庸》升经再论

《中庸》原为《礼记》之一篇,南宋以后成为"四书"之一。在《中庸》由"篇"升格为"书"的过程中,佛道人士早在宋代儒家之先已对《中庸》进行了广泛关注和大力提倡。据此,学界引申出一种《中庸》"回流说",即《中庸》是从佛道回流至儒家的。但"回流说"没有或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儒家经典众多,佛道何以单单抽取《礼记》之《中庸》加以关注与提倡呢?这个问题之所以没有得到回答,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前述"回流说"忽略了《中庸》升经的经学史背景。《中庸》升经的经学史背景,是指随着《礼记》的经学地位不断提升,《中庸》的社会地位也水涨船高,正是在这样一个经学史流变的背景下,南朝的戴颙、梁武帝等佛道人士在"格义""清淡"时,或中唐的儒家士人在行文作赋时,才会把既具有崇高经学地位又具有普遍义理的《中庸》作为关注与提倡的对象,进而也才有了两宋以后的《中庸》升格为经。     

屈原氏族考

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开头便说：“帝高阳之苗青兮。”可见他是十分重视他的姓氏门第的。刘知川史通·序传》认为司马迁的《史记·自序）是“征三周之故事”。可见屈原重视氏族门第，为历来作“自序”者所效法，探本寻原，莫先于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楚姓，本帝高阳颛顼氏之后，《大戴礼记·帝系篇》载之甚详，王逸《章句》，已引据之。《章句》又云：“（楚）武王潜号称王，始都于部，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古者姓氏有别，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又《亭林文集》卷一有《原姓…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君子念德自新"还是"学者自新新民"——"作新民"的本义及其思想演变

关于《礼记·大学》篇引用的《尚书·康诰》中的“作新民”训诫历来存在不同的诠解,汉、宋学者对“作新民”的诠释视角是不同的,其强调的重点也有所差异。汉唐学者认为“作新民”是用来解释“明明德”的,注重从为政之君子的视角进行阐释,认为“作新民”是指君子念前王之明德而自新;而宋代学者认为“作新民”是用来说明“新民”的,着眼于从有道德的学者视角进行诠释,认为“作新民”是指有道德的学者自新其德而后新民之德。详考《礼记·大学》篇所引《康诰》中的“作新民”观念,其中的“新”字本义当理解为“新的”,“民”字之本义当训解为“卫地殷商之余民”,“作新民”本义应解释为(康叔)帮助周王兴起或培养新的殷商余民。围绕“作新民”的诠解,从《康诰》“(康叔)助王作新民”到汉唐郑孔“君子念德自新”再到宋代朱子“学者自新新民”所发生的三次意义转变与延伸,实际上体现了《大学》学史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汉唐时期着重突出了君子作为治国的行为主体,强调良好的政教之于民众的重要性,而民众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宋代则着重突出了自新其德的学者作为唤醒民众明德的行为主体,强调良好的道德修养之于民众的重要性,并以此凸显了民众自主而新、自愿而新所具有的积极主动性。     

帛书《五行》慎独说小议

《学》、《庸》、《荀》偏重在工夫论的角度论“慎独”的意义 ,其所重在一个“慎”字。帛书《五行》篇的慎独说 ,则注重从“心贵”的角度对“独”作本体义的揭示。所谓“舍其体而独其心” ,“体”非指身体性 ,而是指礼的仪文形式方面。“舍体” ,应以《礼记·孔子闲居》所论“三无”作解。消解礼的外在形式意义而归于心灵的内在与独特性 ,把“形善于外”的德化作用统归于内心道德自由创造转化其存在的敞开性 ,这是帛书《五行》“舍体”而“独心”的慎独说之基本内涵。帛书《五行》“说”部之“心贵”、“独其心”的观念 ,为子思至孟子思想发展的一个中间环节     

《明儒学案·师说》“邓先生”考述

《明儒学案·师说》“罗近溪汝芳”章中有“邓先生”语,而无具体名字,有学者将之误作邓定宇.由“罗近溪汝芳”章可知,“邓先生”具有“好古,治经史学”、“学本邹东廓,以戒惧谨独为宗旨”、“早年本修,晚年服膺罗近溪,并作祭罗先生文”三条特征.以此特征考之邓定宇与邓元锡,则“邓先生”实为邓元锡而非邓定宇.黄宗羲裁篇拼凑刘宗周《皇明道统录》而成文气不顺之“师说”,也是引起后人误解的一大原因.     

《中庸》成书问题的逻辑考察

有关《中庸》成书问题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中庸》作者与文本结构两个方面.《中庸》通过对"中庸""性""诚"诸概念的阐发,证明了全篇内容的完整性.首章点明天道与人道;第二章到第十九章引用孔子对"中庸"的看法,为下文抒说己意做铺垫;第二十章至最后一章揭明"诚"的内涵与作用,既是对首章的呼应与升华,也是对"中庸"部分的整合与延伸.《中庸》与孟子"尽心—知性—知天"是同一思路,属于思孟一系的作品,是子思所作的一篇完整论文.《中庸》的出现,既是儒家学术思想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儒学回应时代变化的需要.     

“泣血”之“血”辨

《辞海》在解释“泣血”时,引用了郑玄对《礼记·檀弓上》“高子(白本)之执亲之丧也,泣血三年”的注:“言泣无声如血出。”我认为郑注对“泣血”的“血”字的理解有牵强傅会之处,《辞海》引该注不妥。“泣血”更早见于《诗·小雅·雨无正》:“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