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体

永明体是流行于南朝时期的一种新的诗体，因其最早形成于齐永明（齐武帝萧赜年号，483-493）年间，故名。关于永明体的产生，萧子显《南齐书·陆厥传》有较明确的记载：“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跳、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颥，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人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佛教浸润与“永明体”诗的缘起

"永明体"是我国古代诗歌在艺术形式上从天籁偶合的原始状态,向成熟严整的自觉艺术创造转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与前代诗歌的显著不同是其对汉字"四声"的规律自觉运用,永明体诗歌在南北朝时期的出现与该时期佛教文化的影响是紧密相关的.     

论沈约的声律理论与“永明体”诗歌

沈约声律理论的核心内容为“四声八病”说,这一理论既从正面提出诗歌创作的声律主张,亦从反面指出创作中应力求避免的病犯,是一种提倡形式技巧的理论。在其指导下创作的“永明体”诗歌句数呈现出由多到少、由不定到统一的趋势,并出现大量平仄合律的句、联,形成最早的“对式”声律结构,在体制上向成熟的律诗靠拢,是诗歌律化进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诗体。     

永明体的产生与佛经转读关系新探

汉语“四声”中国本有,非自印度输入。在南朝沈约等人发现“四声”之前,汉语早已形成了自己成熟的语音系统。周颗、王融、沈约等人从这个语音系统中发现并总结出“四声”、“八病”,从而产生了永明体诗歌。魏晋南朝时期,佛经传入中土时梵音并没有随之大规模传入。即使有一部分传入,因为梵汉两种语言的语音适应对方极为困难,故只有极少部分人掌握;亦因为掌握的困难而难以产生重大影响,如导致汉语“四声”产生这样的重大事件。佛经转读与永明体的产生二者之间是平行关系,佛经转读对永明体的产生影响甚微。     

赋题法与永明体——齐梁陈拟乐府诗的革新

南朝齐梁陈三代，在沈约的倡导下，拟乐府诗创作发生了重大革新。诗人们把赋题法和永明体相辅相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为拟乐府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齐梁陈时代，拟乐府进入了一个复兴期。虽然在内容上，齐梁陈拟乐府略嫌题材单调，境界不高，但就总体情况而言，这种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上的创新，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为唐代乐府的辉煌局面奠定了基础。     

诸葛亮“首倡分裂合法说”质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认识努力纠正以前美化诸葛亮的评价倾向的偏颇。但矫枉过正,近来乃有诬毁诸葛亮为分裂合法的首倡者,是历史罪人的观点。这种观点谬误在一不顾历史事实,二将现代国际法观念强加于古代。     

试论“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共存关系

共产主义社会并非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简单过渡,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作为物质生产领域的＂必然王国＂依然存在,它与＂自由王国＂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一种共存关系。随着物质生产力的提高,分工和私有制的消灭,人们能够用来从事科学、艺术等活动的自由时间会不断增加,人类能力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会逐步成为现实,＂自由王国＂是可实现的。     

论马国强与中原画风的学术关系

自2007年马国强担任河南省文联主席与河南省美协主席以来,中原画风的面貌日益清晰。通过分析优秀个案在文艺群体中的作为与价值,彰示了首倡者与领跑者的角色内涵。此外,马国强率先总结的"传统、生活、创新、中正"八字要旨,业已被公推为中原画风这个概念的内涵中枢。     

《诗品》“贵公子孙”疏证——兼论王融对永明声律论的贡献

魏晋六朝之际,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渐趋衰落,武兴沈氏逐步兴起,这代表了当时门阀士族发展之大势。王融、谢月兆和沈约以贵公子身份相号召,文人影从,永明体新诗的创作成为南朝诗坛一道靓丽的风景。沈约与谢月兆对永明新体诗的贡献向来为学界所认可,而王融因理论不显、创作不著而被学人所忽略。实际上,王融对永明体有首创之功,他对永明声律论的贡献不容小觑。     

边缘化的江淹——江淹“才尽”原因新探

江淹“才尽”与永明体的产生是同步发生的 ,其“才尽”与南朝诗歌的这种“新变”有直接的关系。江淹无法适应新的文学环境 ,也无力改变这种环境 ,更无意去适应它 ,于是便有“才尽”之讥。远离文坛主流的江淹 ,事实上已经被边缘化了     

南齐帝王与永明文学

南朝文学从元嘉到永明,是一个大的转关,其间南齐帝王的文化政策及个人的文学习尚,都对永明文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南齐除竟陵王萧子良之外的高帝、武帝、萧嶷和萧长懋对永明文学发展有颇重要的贡献,由高帝的崇尚雅正、武帝对《西曲歌》在南朝影响的扩大、萧嶷的处世风范以及萧长懋对前代文人文集的组织编定,他们各自在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共同促成了永明文学的繁荣,使永明文人能够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从事文学活动,“永明体”也因之而产生。     

在蜕变中叩问谜底——论翟永明的诗歌创作

诗人翟永明作为中国当代诗坛"女性诗歌"的代表之一。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女性诗歌"写作的"青春期"后,诗歌创作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戏剧性、叙述性以及对诗歌经验的重视等,都体现了她对诗歌艺术的不懈探索,对自我的不断更新,通过对翟永明不同时期诗歌作品的细读与分析,理清翟永明诗歌艺术探索的内在理路、诗歌风格的变化。     

五代社会心理转型与诗风变化关系考论

五代政局动荡,人民苦难深重,由此形成了反常的社会心理。官僚及士人道统沦丧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尚,知识分子普遍对政治表示了绝望,不再热心于实现救民立功、立德立名的抱负,社会风气向着缺少廉耻、不问世务、寄情声色发展。同政治局势动荡变化所导致的社会心理转型相一致,五代诗歌风格较之晚唐发生了转变,呈现出萧瑟衰萎、清冷感伤、绮艳靡丽、缺少怨刺等特征。     

纳兰诗风初探

纳兰词以其凄婉闲丽之神韵被誉为清词之绝唱,然而他的诗相较其词亦丝毫不逊。无论在抒情言志,还是在艺术风格方面,纳兰诗都表现出与其词风截然不同的俊爽超逸的风格,以昂扬的感情和激越的笔调唱出了那个时代的动人音符。     

宋诗风运动中的王嗣槐

康熙十七年拜谒冯溥对于王嗣槐来说意义非凡。冯溥的礼待与人格魅力、诗学影响以及受冯溥所托编选当代诗选,使王嗣槐产生整饬诗坛的动机。在冯溥的影响与鼓励下,王嗣槐开始大力提倡唐诗,反对时下盛行的宋诗风气;他的诗歌创作、诗学批评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经过反复斟酌,五年后终于向诗坛领军人物王士禛、王又旦申述观点,施加影响,而王士禛正是在这种压力下重返唐诗道路。王嗣槐的诗学活动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冯溥对诗坛的影响,对他的诗学活动缘起、过程的考察使康熙年间诗歌史的路径更加清晰。     

论姜白石清空峭拔的词风

姜白石词的创作吸取了婉约、豪放两种词风的体势,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倘用清空峭拔来概括白石词的风格,是符合他的创作个性特征的。     

盛唐“齐梁体”诗及相关问题考论

齐梁体诗是盛唐诗人在近体律诗定型后刻意仿效齐梁诗风或诗律而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岑参《夜过磐豆隔河望永乐寄闺中效齐梁体》诗不仅在表现题材和诗情、诗境等方面效齐梁赠妇寄闺之作,而且在写法上也通篇皆对、假物比象,充分体现了齐梁体绮秀映带的艺术特点。王昌龄《诗格》齐梁调声条反映了盛唐人对齐梁体诗调声之术的初步认识和理论总结,后人谓唐代即有齐梁调诗是对此书原文的误读。杜甫戏作的吴体诗《愁》与唐人所作、所论齐梁体在诗歌体式和格律方面均有显著之差异,吴体与齐梁体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诗体。盛唐人之所以不太热衷创作齐梁体诗,存在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而时人普遍对齐梁绮靡诗风和严苛诗律持批判态度是其中主要原因。     

论朝鲜朝诗人白光勋诗歌的宗唐风韵

16世纪中叶后,朝鲜朝著名的“三唐诗人”——白光勋、崔庆昌、李达翻然改道而学唐,使得“宗唐”成为诗坛主流。白光勋的绝句具有盛唐风韵,尾联多散句单行,三四两句构成转合,他还善于借鉴盛唐诗人融情于景,言在意外的手法;其咏史绝句具有中、晚唐风味,内容取向上,类似中唐刘禹锡,着眼于现实,艺术手法上,类似李商隐,主意事,不主情景;其歌行在内容取向上,类似初唐歌行,大都写女子闺情、边塞、歌咏文人的高风亮节等。另外,其诗歌创作并不仅仅限于宗唐,其五言古诗具有魏晋风范;其歌行的体式特征类似南北朝及隋代的歌行,用韵上,则类似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的韵律特点。其诗歌存在模仿的弊病。     

王夫之对明代复古派诗学思想的批判

明清之际的诗学批评家王夫之以其批评视角之独特、观点之锋芒毕露而闻名,通过王夫之对复古派的前后七子诗学思想批评的系统梳理,来认识他对明代诗学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并尝试分析王夫之对复古派批评尖刻的深层原因,从而凸现他在明清诗学转型之际的典型意义。     

王船山论明诗评议

王船山批评明诗的思想原则和艺术标准及其对明代诗歌流派、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虽然不可避免地夹带着局中人的情绪,却总结和印证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歌创作的原则.检讨王船山明诗批评的成果,对于今天研究明诗,建立科学的明诗学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