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贵公子孙”疏证——兼论王融对永明声律论的贡献

魏晋六朝之际,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渐趋衰落,武兴沈氏逐步兴起,这代表了当时门阀士族发展之大势。王融、谢月兆和沈约以贵公子身份相号召,文人影从,永明体新诗的创作成为南朝诗坛一道靓丽的风景。沈约与谢月兆对永明新体诗的贡献向来为学界所认可,而王融因理论不显、创作不著而被学人所忽略。实际上,王融对永明体有首创之功,他对永明声律论的贡献不容小觑。     

齐梁宫体诗与《维摩诘经》

宫体诗产生于齐永明时期,永明体诗人更为讲究格律的艳诗就是宫体诗,以王融、谢朓等人的创作为代表。《维摩诘经》是齐梁时期传布最为广泛的佛经之一,对齐梁宫体诗的发展繁荣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南齐帝王与永明文学

南朝文学从元嘉到永明,是一个大的转关,其间南齐帝王的文化政策及个人的文学习尚,都对永明文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南齐除竟陵王萧子良之外的高帝、武帝、萧嶷和萧长懋对永明文学发展有颇重要的贡献,由高帝的崇尚雅正、武帝对《西曲歌》在南朝影响的扩大、萧嶷的处世风范以及萧长懋对前代文人文集的组织编定,他们各自在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共同促成了永明文学的繁荣,使永明文人能够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从事文学活动,“永明体”也因之而产生。     

从自然音韵到永明声律

在我国诗歌史上,南朝时代是由自然音韵过渡到人工声律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产生了格律诗的雏形“永明体”和对我国诗歌音乐美的理论起了奠基作用的“永明声律”。一、诗文对声律的要求诗歌本是一种音乐文学。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关于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礼,乐工们依次为他演奏了诗三百篇的记载,和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诗三百五篇,孔子     

论南齐诗人王融骈文的撰作风貌

南齐武帝永明年间,王融等人提出声律论,此理论不仅对诗歌创作造成深刻的影响,而且还延续到骈赋、骈文的创作中,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骈文形式要素走向定型。从创作技巧上来看,永明以后的骈文对形式特征的讲究更加严格,对偶更工整精致,用典更繁密贴切,词藻更华美,声律更严密。骈文发展到王融时,已经初步体现出成熟期骈文的显著特征。     

应制诗对五言诗律化的影响——以平仄和句数为观照中心

"永明体"诗人沈约、谢和王融五言应制诗中,有合律联的诗歌总数占其五言诗总数的半数以上,尽管其合律联数与总联数相较比例较小,但他们为五言诗的律化开了一个好头.梁时庾肩吾合律联诗歌数量及合律联总数两项都大大超过"永明体"诗人.初唐从上官仪、杜审言到"沈宋",所有的五言应制诗都有合平仄律的联,合律联的比例也在逐渐递升,而有"失粘""失对"现象的不合律诗数在不断下降,这表明诗歌律化程度的加强.从"永明体"诗人到"沈宋",五言四韵诗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其中应制诗中四韵诗的比例要高于普通五言诗中四韵句式的比例,这表明应制诗在四韵句式凝定为五律正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谢朓、沈约永明体山水诗的语言魅力

永明体作为齐代诗史重要阶段的突出标志,它平易自然的语言风格为诗歌的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谢朓、沈约作为永明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学习南朝乐府,运用多种修辞手段并对语言进行构建,集中体现了永明山水诗的语言魅力。     

论唐近体律诗对永明体的改进

相比而言,齐梁永明之前,诗歌的创作主要是“外部研究”,注重诗歌内容,强调诗、乐、舞的二维或三维的统一;自永明后转向“内部研究”,注重诗歌形式,诗歌回归自我,关注文本、语言形式本身。唐近体格律诗对永明体的改进主要表现在对偶和声律上:1、声律规则的二元化;2、联与联之间的“黏”;3、不拘泥于大小韵;4、取消傍纽、正纽之界限。     

永明体

永明体是流行于南朝时期的一种新的诗体，因其最早形成于齐永明（齐武帝萧赜年号，483-493）年间，故名。关于永明体的产生，萧子显《南齐书·陆厥传》有较明确的记载：“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跳、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颥，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人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永明体的产生与佛经转读关系新探

汉语“四声”中国本有,非自印度输入。在南朝沈约等人发现“四声”之前,汉语早已形成了自己成熟的语音系统。周颗、王融、沈约等人从这个语音系统中发现并总结出“四声”、“八病”,从而产生了永明体诗歌。魏晋南朝时期,佛经传入中土时梵音并没有随之大规模传入。即使有一部分传入,因为梵汉两种语言的语音适应对方极为困难,故只有极少部分人掌握;亦因为掌握的困难而难以产生重大影响,如导致汉语“四声”产生这样的重大事件。佛经转读与永明体的产生二者之间是平行关系,佛经转读对永明体的产生影响甚微。     

在蜕变中叩问谜底——论翟永明的诗歌创作

诗人翟永明作为中国当代诗坛"女性诗歌"的代表之一。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女性诗歌"写作的"青春期"后,诗歌创作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戏剧性、叙述性以及对诗歌经验的重视等,都体现了她对诗歌艺术的不懈探索,对自我的不断更新,通过对翟永明不同时期诗歌作品的细读与分析,理清翟永明诗歌艺术探索的内在理路、诗歌风格的变化。     

沈约"声律论"再审视

沈约是发明四声的重要奠基者,也是将"四声"引入诗歌理论的首创者。"用四声以制韵"是"永明体"诗歌的核心特征,其具体内容是指:一句之中,必须避免同声同韵的字重复使用,并以"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为标准达到字调的相间。"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不仅不是"病犯"而是"用四声以制韵"的"韵",它只有在并提时才具有意义。沈约没有提出过"八病"之说,"八病"是后人基于"八体"言论而产生的一种附会,而将"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归入"八病"则是附会之上的附会。沈约的《答陆厥书》等文章廓清了"四声"与"五音"的区别。他的"声律论"建立了诗歌由古体向近体过渡的桥梁,也导致了"拘声韵"的后果。     

“中道一心”抑或“一心中道”——论永明延寿的“一心”与中道思想的关系

永明延寿的佛教思想体系是以＂一心＂为核心的,而延寿的＂一心＂与中道思想又紧密交涉在一起。本文探讨延寿＂一心＂与中道思想的关系问题。在延寿思想体系之中,＂一心中道＂是延寿对其中道思想总的特征的概括性表述;另一方面,＂中道一心＂是延寿对作为万法本体的＂一心＂之本性的诠释。＂一心中道＂与＂中道一心＂在延寿思想体系中都是成立的。     

黑夜里的飞翔——翟永明诗歌的艺术品质

翟永明诗歌创作成就卓著,其诗歌的艺术品质表现为：（1）卓然的诗歌话语,即具有组诗、句群意象、形式感强的语言;（2）超然的诗歌气质,即具有神秘、独白的特质;（3）本然的诗学追求,即具有针对自身的诗歌本体意识。翟永明诗歌独特而又富于原创性的艺术品质直接带动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歌的写作。     

佛教思想对王维诗歌影响探析

盛唐大诗人王维的诗歌受佛教思想影响极为明显,佛教思想中的世界观、心性论及禅定思想从三个层面深刻影响了王维的诗歌。佛教世界观对王维的影响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对世界构成的基本认识形成了王维诗歌中灵动跳跃的诗意;其二,色空思想影响了王维对生命、人生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因而这些内容在王维笔下往往采用艺术化的方式来表现。佛教心性论中＂境随心转＂的思想对王维笔下自然景物的描绘产生了极大影响。佛教禅定思想对王维诗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作品中体物敏锐入微,识理透彻无碍这一点上。     

试论王昌龄诗歌的“风骨美”

"风骨"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种审美理想的概括。唐代风骨盛行,盛唐时已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和共同的美学标准。唐诗中最能体现"风骨"特征的是盛唐边塞诗。现以王昌龄为例,分析盛唐边塞诗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盛唐蓬勃酣畅的时代精神和美学风貌,说明边塞诗在唐代是最富于盛唐诗歌所焕发的魅力,闪烁着"风骨美"的光华。     

试析王夫之诗学“诗乐一理”论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论诗评诗既讲诗歌的情景交融 ,又追求诗歌的声情并茂 ,从而将其诗学研究推向了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学集大成的历史总结者的高度。概而言之 ,船山诗学“诗乐一理”的要义在于 ,强调诗歌艺术更靠近“乐”而非“文”。这一诗学命题是对宋人“以文为诗”的反拨 ,是对沈约“四声”说的纠正。“诗乐一理”说无论在船山诗学和美学的理论体系中 ,还是在整个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研究史上 ,均占有重要地位     

论诗歌的翻译标准“传神达意”——以汪榕培译《枫桥夜泊》为例

人们普遍认为诗歌不可译,或者说无法再现原作的原姿原貌。翻译家汪榕培先后将《诗经》、《老子》、《易经》、《邯郸记》、《陶渊明集》、《墨子》等翻译成英语,并赢得了普遍认可。汪榕培在翻译实践中一直遵守＂传神达意＂的翻译标准。结合汪榕培翻译的《枫桥夜泊》,从＂传神＂和＂达意＂两个方面,与《枫桥夜泊》的其他几个英文译本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汪榕培翻译的《枫桥夜泊》更能做到＂形神兼备＂,即＂传神地达意＂。进一步分析＂传神＂与＂达意＂的关系,并指出＂传神达意＂是较好的诗歌翻译标准。     

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朦胧诗”论争

“文革”之后，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表现出了最强烈的社会参与精神，“朦胧诗”是其典型代表。但是，“文革记忆”使得新文学观念在产生之初就携带了相当多的主观情绪，并使“朦胧诗”在社会上引起争论。不过，这场争论的实质并不指向“朦胧诗”本身，却因对各自立场的坚守，使得双方在思维方式上并未有质的变化。最后，以这场论争为媒介，意在完成对“本质不变论”的历史批判。一是“朦胧诗”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而不是某种观念的衍生物；二是对“朦胧诗”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方向性地位的刻意强调也似乎有不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