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化的进化”视角下的差异化消费

在消费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上存在两种主要差异化消费:即凡勃伦所说的"炫耀性消费"和布西亚所说的"符号消费"。但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未能对炫耀性消费的地位逐渐被符号消费所替代的原因作出充分的解释。本文将通过"差异化的进化"视角,试图回答炫耀性闲暇如何被炫耀性消费所替代,以及炫耀性消费如何被符号消费所替代的问题,进而阐明差异化的进化与差异化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     

炫耀性消费视角的中国婚礼消费行为分析

自从凡勃仑提出炫耀性消费后,这一现象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本文中,笔者针对凡勃仑总结的炫耀性消费的动机对炫耀性婚礼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从婚礼消费符号化、个性追求以及面子意识三个方面进行了概括.炫耀性婚礼有双重作用：给人们带来心理满足的同时也有一系列负面影响.对此,笔者认为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和正确的婚恋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炫耀性婚礼的泛滥.     

中国城乡居民炫耀性消费的比较分析——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研究

我国城乡居民具有较为明显的炫耀性消费倾向,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城市、城镇、农村居民的炫耀性消费行为也存在差异。利用CFPS 2012年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村、城镇和城市三类家庭的炫耀性消费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在收入和财富相同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炫耀性消费支出更少,其原因在于农户无法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发送关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信号;第二,城镇居民炫耀性消费高于城市居民,这主要是由于其"高不成,低不就"的特殊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第三,高收入社会群体家庭的炫耀性消费倾向没有显著降低。这些结论意味着,由于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向城镇和城市的持续流动和城乡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由于刚刚经历剧烈的社会阶层流动,我国居民的炫耀性消费将会在较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     

超越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性"合法性思想探析

西方有关合法性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自古希腊以降,合法性研究经历了从古典规范主义到韦伯式经验主义的范式演变。哈贝马斯对这两种合法性范式都不甚满意。在检视了这两种范式的发展脉络与缺陷之后,怀着超越古典规范主义和主流经验主义的学术抱负,哈氏提出了合法性理论的第三种范式——“重建性”合法性。在他看来,政治秩序合法性必须以自由平等公民之间的理性反思与辩论商谈为基础。综观哈氏的“重建性”合法性范式,其实质即是一种植根于理性的话语论证过程之中的“程序主义合法性”。     

消费文化视野下的社会分层

消费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已成为一种"地位符号",它能够帮助人们获得并体现有价值(显示地位)的事物(如财富、声望、权力等),因此消费文化成为社会学分析社会分层的基本范式和角度。消费文化的社会分层机制主要体现为生产消费文化与媒体消费文化的作用;消费文化的社会分层特征表现为炫耀性、类别性、区隔性、品位性、冲突性和流动性。     

传统文化视角下农村居民消费行为探讨

从传统文化的全新视角,剖析了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表现为:在农村居民中存在人情消费、隔代之间的不均衡消费、炫耀性消费与节假日的突击性消费等。由于农村中的攀比心理的存在,导致人情消费风愈演愈烈,家庭中利他主义倾向导致代之间的不均衡消费现象突出,居民间的收入水平不均衡炫耀性消费与钦羡性消费,中国传统文化的情结积淀导致词农村突击性消费增加。基于此,现阶段政府调节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应从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规范家庭成员的消费行为,倡导节约性消费行为,制定合理的消费策略等方面着手。     

当代中国分层研究中的制度主义范式

在对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平等现象以及与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平等机制的对比研究中 ,逐渐形成分层研究的制度主义范式。本文着重评述了制度主义范式中的中国分层研究 ,提出与制度主义范式有关的路径依赖、改革的动力机制等问题。     

消费主义的当代表征与消费伦理

消费主义作为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深刻影响了当代的生活形态和文化生态。消费主义在当代主要表征为炫耀性消费和先行性消费,由此带来了当代人的价值失落和“消费人”的生成,造就了享乐主义的消费伦理。当代社会需要建构一种合乎科学发展的“适度性”消费伦理,对消费主义进行理性规范与约束,从而实现消费的和谐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建构与炫耀性消费的悖反性思考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出现明显的炫耀性消费现象,他们的炫耀性消费行为主要是基于对商品外显符号意义的考虑,目的在于实现对其社会认同的重新建构.炫耀性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悖反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此种悖反一方面体现为其收入与消费的不匹配,另一方面体现为其社会认同内部结构与炫耀性消费倾向的不一致.新生代农民工在混乱的社会认同状态下通过畸形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建构新的社会认同,是对于其城市边缘身份和不平等社会地位的一种抗争,以期借此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手机媒体消费的行为特征分析——以吉首大学为例

以民族地区高校吉首大学为个案,以该校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203份有效分析样本,从手机媒体消费的品牌选择、手机媒体消费的费用支出、手机媒体的功能使用、手机媒体的消费心理四个维度来分析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手机媒体消费的行为特征。通过分析,发现调查对象在手机媒体消费中的非理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现象十分突出,大部分大学生已经对手机媒体产生了高度依赖。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规范手机消费行为、提高大学生学习效果的对策和建议。     

证伪主义、历史主义与经济科学的标准

证伪主义对科学的和非科学的经济学命题提出了根本性的分界标准,从而是经济学认识论上的一次革命。但是将证伪主义应用于经济学认识论时,存在着证伪与证实,抽象与具体,目标与手段, 规范与实证方面的难题。就经济学方法论而言,科学研究纲领和范式革命有助于解决证伪主义的很多困境,其中最突出的是层次性和时效性不足。证伪主义、科学研究纲领和历史主义的范式说完全可以结合起来以互补,支撑经济学的认识方法论。     

消费、炫耀性消费和浪费:一个经济学的分析

人们对中国目前现实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现有文献也提出了各种关于消费的概念。从经济学微观行为人的效用的角度来看,所有的消费行为可以划分为三类:一般性消费、炫耀性消费和浪费。在考虑到我国现有经济水平约束的条件下,这三类消费行为应给予不同的对待和政策建议。     

存在领域的分割和信息哲学的“全新哲学革命”意义

哲学本体论的范式是分层次的.关于存在领域的分割方式是最高范式,而关于各存在领域之间的具体关系的解读则是次一级的范式.“存在=物质+精神”是传统哲学的最高范式,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传统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学说都只能是传统哲学的第二层级的理论范式.如果关于存在领域的分割方式没有发生变化,而只是在物质和精神关系的层面做出不同的解读,这都不能构成根本性的哲学革命.由于在存在领域分割的方式上发生了变革,由此产生的新唯物主义、新唯心主义或唯信息主义都将构成全新的哲学革命.导致这种全新哲学革命的原因并不是简单而直接来源于这些唯××主义的学说本身,而是来源于这些学说所依据的关于存在领域的分割方式的这一哲学的最高范式的变革.     

程序理性反抗价值虚无主义的徒劳——就"新程序主义法学范式及其对中国法学发展之意义"和季卫东教授商榷

邓正来提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设问,企图通过批判西方现代化范式为中国法学的自主发展提供一种新方向。季卫东则站在捍卫和发展现代化范式的立场,认为“新程序主义法学范式”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本文认为邓正来之所以能够提出其设问,根本原因在于作为价值虚无主义的现代性危机已经成为全球现象,而基于程序性建构理性的新程序主义法学范式正是这一现象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之一,并不能构成对它的克服。因此,一种超越新程序主义范式的理论视野和实践诉求始终是被要求着的,它也要求我们在一种更广阔的思想版图中思考中国法学发展的现状和未来。     

公法理论中的三种功能主义范式

自文艺复兴以来,公法理论研究中出现了马基雅维里与霍布斯的功能主义公法范式.洛克在创建规范主义的公法中充分吸收了功能主义思想,形成了规范主义制导下的功能主义范式,并被近、现代公法所接受,但长期没有被公法理论系统阐释.直到20世纪初,功能主义范式才被系统阐释,并在二战后形成一股强劲的公法学思潮,主张对现实生活的有效性.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法具有显著的功能主义特质.因此,公法理论中的三种功能主义范式及其演变,对解释我国的法治道路具有不同程度的有效性,也能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借鉴.     

平等的范式

平等是新自由主义的主题.新自由主义者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平等理论范式,它们分别是民主的平等、机会平等和资源平等.三种平等范式构成了新自由主义解决不平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为了彰显其平等范式的理论力量、特有意义及合理性,新自由主义内部展开了激烈竞争并直面对外部社群主义的严峻挑战.平等范式的竞争与挑战揭示了平等的理论限制与实践约束.平等范式自身蕴含了它的政治理想:实现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统一;实现自由与平等的统一.它以时代性的政治哲学的话语重新回答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所共同关注的何谓启蒙的问题.     

消费社会理论反思

消费社会的到来标志着人类告别物质匮乏时代,进入丰裕时代。时代的转换要求相应的理论范式的转变。本文在综述国内外学者有关消费社会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消费社会研究的理论脉络和实践源头,并探讨了现行消费社会悖论式的运作方式。最后在综述消费社会已有的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消费社会的建构要求:在发展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的同时,建立和发展消费的生产范式,从而建立一个不同于西方世界的消费社会。     

民主与多数统治:多数主义民主“范式”的终结

传统的民主观念把民主等同于多数人的统治,这种主张多数统治的民主理论在当代又被称为"多数主义民主"。英国式两党竞争、"胜者通吃"的决策模式和权力集中的政治制度自产生以来就被视为多数主义民主"范式"的典型代表,备受西方学者的青睐。然而,随着当代民主理论研究的推进和民主实践的发展,多数主义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之间不仅出现了矛盾还产生了脱节,引发了多数主义民主范式的危机;同时,把民主直接等同于多数统治被认为是错误的观念而且已经对民主的实践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由此,一种旨在改变传统民主理论学科中心的错误认识,主张终结多数主义民主范式的呼声逐渐成为当前政治学界尤其是民主理论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     

科学发展观:新世纪中国发展政策的新范式

本文旨在运用政策范式概念,分析中国发展政策领域的范式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政策经历了两个明显的范式阶段:单纯经济增长(GDP主义)政策范式(1978-2003),以及正在形成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标志的新发展政策范式(2003年开始)。自改革开放伊始,发展政策主要由追求GDP数值所主导,权力下放和市场化是主要的政策工具。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出现的急剧变化,使得GDP主义政策难以为继。旧的政策范式受到了挑战,政策制定者们在寻求新的政策范式。2003年非典疫情的爆发,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发展政策范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出现的范式转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三者的平衡。     

“千面马克思”背后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

随着传统教科书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当前马哲研究在学术诉求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解读范式,呈现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千面马克思”景象。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研究路径和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新进展,分析对马克思思想解读的“中介化”所导致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有助于我们以有机整合的方式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义指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