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几点思考

目前主流意见认为发行地方债券有利于地方建设和经济发展需要。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发行地方债券还将有利于改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利于缓和财政联邦主义下的地方财政困境。在当前中国财政联邦主义状况下,地方政府由于事权、财权不对等出现了财政困境,使地方有了挖掘财政潜能的动力,而中央对地方分权的深化又使地方政府有了攫取"制度模糊"租金的能力,在兼备动力与能力的状况下,由此"诸侯经济"更加加剧,并与宏观调控相冲撞。赋予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能力将有助于改善此种状况,并且对于实践意义上的财政联邦主义有着积极的探索意义。     

分税制视野下府际关系的特征与走向——府际间财政资源分配的视角

府际关系即政府之间的关系,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地方政府间、政府部门间、各地区政府间的关系.财政是各层级政府行为活动的基础,政府间的财政资源分配直接决定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实现其职权的能力大小.财政关系是政府间关系的核心,既定财政体制下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所反映财力的非均衡性可以清楚地折射出府际关系的一般特征.分税制视野下,府际关系主要呈现出财政资源的中央集中化、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非对称性、地方政府间发展非均衡性、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倾向等特点.     

中国地方政府债券金融风险的法律防控

政府债券是今后中国地方政府举债的唯一合法形式。其在规范地方政府举债的同时,也使财政风险向金融体系传导更加顺畅,并因"金融加速器"效应危及系统性金融安全及反向放大财政风险。尽管其发生在金融领域,但根源在于中国未建立法治化的现代财政体制。因此,必须从财政与金融两个维度,建立地方政府债券金融风险"防火墙"。治本之策是推进现代财政体制法治化,以"公共性"为导向确立政府事权范围,平衡央地事权与财权配置,加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力度及支出责任。治标之策是切断财政风险向金融体系扩散的传导机制,禁止地方政府干涉金融机构经营自主权,加强对金融机构投资地方政府债券的监管,强化央行独立性防止债券货币化引发通货膨胀。     

法治政府与地方财政民主建设

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核心。地方政府财政法治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中之重。财政民主原则是整个财政法的核心,该原则的发挥也构成地方政府财政法治的重要环节。《预算法》修订在预算编制细化、预算公开、公众参与、加强法律责任等方面推动了财政民主建设;而在该法之外,尚需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公众监督和问责制等法律和制度建设。此外,形成财政民主与财政法治的共识,促使地方政府和公众积极投身于地方财政民主建设,也是构建法治政府目标实现的重要方面。     

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的土地财政困局分析

在2001-2013年的13年间我国土地出让收入累计为19.7万亿元,相当于2013年我国GDP的34.7%。土地财政在地方政府以GDP作为政绩考核标准的你追我赶的过程中,已经不啻于一剂"经济鸦片",调控政策中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正是地方政府竞争最为直观的表征。文章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厘清土地财政困局的动力机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重构中央与地方关系,约束地方政府收权的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向市场的"让权",从体制机制上找到破解土地财政困局的良方。     

地方“人格化”、财政分权与央地关系

认识央地关系的问题,最为核心的就是厘清并承认中央与地方的各自利益,而这需要以财政分权为前提,并辅以转移支付的调控.依循财政联邦主义的进路,承认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和"主体性",保障地方的"分殊利益",就必然要求中央与地方的契约性分权与财政分权,这种分权一方面增大并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政府能力",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得其所"从而能够各自调控最适合自己调控的事项,另一方面客观上也降低了中央政府的政治责任与政治风险,并促使地方政府变为有限(责任)政府,从而为法治政府的构建与宪政建设的推进奠定基础.     

政府竞争、可信承诺与地方政府行为异质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当前解释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中,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解释是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推动力,这种竞争由两种机制所构成,一种是财政上的分权,另一种是政治上的集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隐含了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中"中央—地方"间的承诺都是可信的这一条件,所以上述两种机制必定会对地方政府产生强激励。可是这一理论没办法解释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性这一现象,而其实这种差异性在纵向的时间维度和横向的空间维度都是存在的,因此探讨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弄清楚造成地方政府行为差异性的原因非常重要。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可得出结论,"中央—地方"间的可信承诺是造成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央—地方博弈过程中,中央信守承诺的可能性越大,地方政府越可能按照中央希望的那样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扶助者。而"中央—地方"间可信承诺的达成,必须依靠纵向的权力制约。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上的机会主义及其抑制

政府的个别利益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决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运用公权力时难以从根本上杜绝机会主义行为;而在处理二者财政关系时,渐进式改革所特有的制度边界和制度约束的不清晰,对中央行政集权的制衡不足,以及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是二者机会主义产生的现实原因.因此,抑制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上的机会主义除通过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尽量减少政府利益与相关方面利益的不一致外,关键在于改变现实条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参与约束".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再审视——法律主体之维的分析

"法治"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有效手段之一,成了有效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不二选择,近年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不断推进,但由于法律的一般性、滞后性,导致实践上的标准不一,很多最根本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法律主体问题的厘清对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意义重大。应根据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中法律主体制度的变迁特点及动因,从设立原则、立法供给、谦抑性回归等方面对法律主体制度进行建构,从而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     

“驻京办”、“跑部钱进”与财政分配体制的完善

在新中国的单一制国体语境下,伴随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财政权上收与下放,始终是学界和政界持续讨论的话题。驻京办与跑部钱进这一中国特色财政制度现象的广泛存在,根源于转型中国现实政经体制特别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地方利益诉求机制的缺失与不规范。只有通过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地方政府间相互关系两个层面上建立公正、平等的利益表达机制,并借此完善现行财政分配体制,才是解决驻京办及其引发的跑部钱进等问题的治本之策。     

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演变

清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发生了带有时代印痕的演变,其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政治、军事等职能在各级政府间划分的转变也是重要因素。清代财政先是中央过分集权,后是地方过度分权,二者均为时势之必然产物,又对财政经济造成消极影响。     

分税制改革之后政府间财政体制与我国地方债务研究

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与政府间财政体制密切相关。在总结地方政府债务特征的基础上,主要刻画地方债务累积的制度机制。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严重失衡,在缺乏稳健收入机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依赖财政转移支付、预算外资金和土地财政应对必要支出和建设投资,暂时压抑了地方举债行动。预算外资金改革和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使中央放松管制,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开始凸显。近年的财政改革集中于债务风险防范和支出责任调整,地方收入机制仍呈现不可持续的特征,地方债务问题持续存在。为遏制地方债务增长和防范债务风险,应强化地方税收自主权、减少土地财政、实施财产税改革、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占比等。同时,减少地方政府对投资平台的干预,对地方投资平台进行分类改革与公司治理机制改革,健全地方政府和地方投资平台债务的风险预警机制。     

论德国的政府间财政关系

财政关系是政府间关系的核心.德国实行三级政府相对独立的财政体制,通过税收体系的划分明确各级财政管理机构的管辖权.专享税与共享税并存并以共享税为主体的分税制以及横向、纵向相结合的财政平衡体系,使联邦政府在政府间财政关系中据有优势,同时保障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独立地位.联邦政府财政计划委员会作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协调机制兼顾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保证了各级政府间的沟通与合作,有效维护了相互依存的德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模式.如今德国政府所进行的财政平衡体系改革,将推动其政府间财政关系朝着更加协调和稳定的方向发展.     

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以公共教育领域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公共教育作为一项特殊的公共服务,关乎国计民生,惠及千家万户,对个体的人生规划、地区的经济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性意义。为厘清公共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本文从"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含义入手,引入"付钱"和"花钱"这对概念来理顺二者及与"财权""财力"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选取公共教育领域,不仅从政策层面对央地财政事权、支出责任的划分现状进行了梳理,并且尝试对其进行了量化。结果显示:地方承担了约84%的教育财政事权和95%的教育支出责任,并且除高等教育外,地方政府在其他教育阶段都承担了99%以上的支出责任,总体上中央教育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承担都略显不足。通过进一步分析,本文指出,在中央教育财政事权本就不足的基础上,中央又进一步通过转移支付过多地将支出责任下放给地方,从而导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不相适应。因此,当前在构建权责清晰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过程中,不仅要适度加强中央政府的教育财政事权,在此基础上弥补其在自有支出责任上的缺位,应是近期改革的重心。     

论最低生活保障职能在政府间的合理性分配——兼析《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从低保建制到《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公布施行,我国政府间低保职能分配改革逐步走向深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低保制度的规范性与公平性。但现行低保职能分配体系无论是在财政责任分配还是在管理责任及决策权分配中,仍面临着影响低保制度减贫效能的结构性矛盾。相应的治理策略应包括:规范"中央—省—市"三级政府间的低保财政转移支付,以平衡低保财政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目标;构建"街道主导—社区协助—家计调查中心为补充"的低保管理体系,以兼顾低保管理的规范性与灵活性需要;推行"中央确定低保基准线,地方决定价格补贴水平"的低保标准制定程序,以化解低保标准制定中自主性与统一性的矛盾。     

财政分权下的土地问题

当前,城市非理性扩张,房价不断攀升、土地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日益凸显,这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土地市场行为.大多数学者在财政分权制度下分析土地问题,通常关注的是地方政府间横向竞争对土地问题的影响.本文关注的是中央与地方纵向财政竞争下的土地问题,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优势来对分权的边界进行事实上的调整,通过体制外收入扩大了自己的财政份额,来弥补中央政府所确定的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重新对财政权力进行分配,将非正式资金纳入到国家正规的税收体制中来,使得地方政府进一步寻找新的体制外来源化解中央的压力.正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导致地方政府依赖非正式资金体系来获得可支配收入,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土地逐渐成为地方政府获得非正式收入的最重要的渠道,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土地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是当前严重土地问题的深层次的制度根源.     

漫谈“分税制”

漫谈“分税制”杨玲“分税制”是通过划分各税种税收的形式，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财力分配关系的财政体制。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处理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方面，均采用“分税制”。美国实行的是彻底的分税制。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分为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与此国体...     

我国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选择

事权的内在本质是公共服务职责.事权的划分是各级政府职责范目的划分和确定,它是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依据,并在财政体制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央与地方政府闻事权划分应根据事权的内涵,按"受益、效率、技术"原则来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程度不一,财政能力差异较大,中央集中一定的财力对于保证中央的权威和平衡地区间差异是必需的,因此,财力与事权相匹配模式仍应坚持间接匹配模式.应改自治模式的省管县为命令模式的省管县,中央政府直接参与到省以下财政体制的制定中去,由中央政府通过法律的形式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范围.应该有条件地赋予省级政府和计划单列市政府部分举债权,在省以下财政体制模式选择上,本文倾向于选择命令式模式,但建议给予省级政府相应的选择权.应该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尤其是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规范转移支付方式,尝试建立横向转移支付制度,保证地区间财力均等化和各级政府事权与财力的真正匹配.     

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博弈行为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由过去以行政组织为主要基础的行政服从关系转向以相对经济实体为基础的对策博弈关系。财政包干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由过去的强制关系向协商契约关系转变,中央相当大部分的财政收入通过与地方谈判获得,形成放权让利的新局面,其博弈模式的均衡是中央政府采取下放政策而地方政府以对抗的对策回应,导致中央财政能力弱化。而分税制是对财政包干体制的根本否定,其着眼点是逐步收回向地方下放的权利,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博弈模式的均衡为中央集权而地方对抗的局面,中央采取“以牙还牙”策略,而地方政府的理性决策总是对抗中央政府,其结果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中央财政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大幅度增加     

法治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地方”的问题

葛洪义撰文《法治建设中的"地方"》指出,"地方"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与中央的关系中,它关系到宪法等法律是否可能全面正确地实施,承担着与社会直接接触的任务,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互相撞击的触点。唯有通过法治建设,在不同层级的国家机关中合理分配、明晰国家权力,合理划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彻底改变上级可以任意支配下级、国家可以任意设计与规划社会生活的机制,才可能建立一个具有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