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官僚制与中国公共行政改革

官僚制凭借其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曾在西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官僚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但是,纵观西方社会的公共行政改革,实质上是对官僚制的扬弃而非抛弃.用官僚制理念审视我国公共行政之现状,不难发现,官僚制的缺失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超越官僚制是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然选择.     

转变中的公共行政范式--从官僚制行政走向后官僚制行政

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各国掀起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公共行政改革,这一治道变革预示了西方公共行政范式正在从传统的官僚制行政向后官僚制行政转变.本文试图通过剖析公共行政范式转变的根源即传统官僚制的当代困境,揭示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主流趋向--后官僚制采用的行政范式以及它的理念抉择.     

以德行政:对官僚制的超越

江泽民同志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以德治国",具体落实到公共行政中,就是以德行政.以德行政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模式,我们把它称作为服务行政,它将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以德行政"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使我们找到了超越官僚制的出路.接下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努力构建以德行政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模式.在构建以德行政的公共行政模式的过程中,公共权力的道德化是最为基本的内容.而做到这一点,又需要通过行政体制的道德化建设,通过行政人员的道德价值观念的重塑,才能取得积极的成效.     

公共行政学发展过程中价值理性的让位与回归

公共行政学的公共性决定了它应以价值理性为其主导与宗旨。在公共行政学学科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即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新公共行政学时期、新公共管理时期及新公共服务时期,价值理性由公共行政学产生之前和产生之初的占主导地位、发展到在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和新公共管理时期的让位于工具理性、最后在新公共服务时期得到了回归。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于我国的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实践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共行政新的典则规范研究述评

发生在 2 0世纪下半叶的公共行政新的典则规范之革命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关于政府组织形式和政府经营理念的大变革 ,对 2 0世纪以及刚刚开始的 2 1世纪都具有和必将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近 40年新的典则规范之嬗变历程及背景原因、相互关系的描述和分析 ,着重探讨了在公共行政新的典则规范中具有十足魅力的“顾客导向”这一政府经营理念的本质涵义与作用限度 ,阐明了“新”的典则规范是一种时间的概念而非价值的概念 ,医治传统政府的症结需要从政府自身的基因与特定的环境因素出发对症下药 ,“新”的典则规范就是“对症下药”的最佳药饵     

官僚制的价值与限度——兼论我国公共行政的模式选择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的管理体制,既迎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也适应了工业社会的时代要求。可以说,官僚制本身有其合理性部分。但工业时代发展起来的官僚体制本身也存在着某些不可规避的缺陷,而且与当今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全新要求相左。基于此,我国行政改革的总体思路,应是在进一步强化现代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和法理权威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行政实践,不断对官僚制进行扬弃和完善。     

民主化进程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功能探析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内涵和功能应合并指向民主化的双重追求。价值理性把目的设定和价值关怀作为民主的中心,在民主化进程中具有价值理念建构功能、动力供给功能和超越批判功能,而工具理性把手段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置于民主的首位,在民主化进程中具有条件勘定功能、制度安排功能、技术设计功能和程序设置功能。价值理性解决民主的可欲性和可信性问题,工具理性解决民主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问题。二者协同作用才能使其发挥有效的正能量,形成民主化的真正推力。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遗产是人类发展史和自然演化史上创造的精神和物质瑰宝,对其进行保护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当前,工具理性主导下的遗产旅游开发将大量自然和文化遗产置于经济权益的控制之下.众多遗产正遭受破坏,甚至濒临消逝.文章从遗产的本质出发,在分析当前遗产旅游开发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均衡的遗产旅游发展思路.     

探寻儒家文化的工具理性

儒家文化系有两个分属不同层次的组成部分,即精英儒家文化和世俗儒家文化,二者中都有工具理性的成分,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没能得到充分的展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人们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逐步展开,儒家文化的工具理性日益凸现出来.如能合理地进行挖掘和改造,儒家文化将会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器"和"润滑剂".     

论中国哲学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合意识

中国传统哲学主张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合,提出了"正德、利用、厚生"的生存统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人生统合、"德力俱足"的政治统合和"格物穷理尽性"的道德统合等四种统合方式.这些统合方式具有以人为本、以德为主、以行为机、以合为思的共同特征.中国哲学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合意识,对于人类在21世纪正确处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现代公共行政的数字化要求及其调适

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中 ,韦伯选择了工具理性建构了官僚制理论的框架 ,随着世界的“解魅” ,以工具理性主导的官僚制成为现代社会的内在特征 ,从而形成了现代公共行政的数字化特征 :抽象还原、定量计算、准确预测和有效控制。然而社会的理性化带来了现代性的价值荒芜 ,哈贝马斯特别是罗尔斯等人的理论从不同方面对现代公共行政数字化要求特征进行调适 ,去实现公共行政的价值回归。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困境及未来进路

当今时代,西方公共行政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失去了追求公共价值与美德的意愿和能力,从而陷入德性困境的泥淖。从公共行政的发展历史来看,西方公共行政的德性困境源于价值和经验的二元纠缠。而西方公共行政的现实困境正是这一二元纠缠的产物,无论是民主制行政还是官僚制行政都没有摆脱西方政治思想中由来已久的二元对立传统。西方公共行政要以追寻公共价值为目的,并真正地提高公民参与,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为解决西方公共行政的困境找到可能的未来进路。     

当代中国民主建设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内涵及功能蕴含并应合着民主政治的两重内在追求;二者的分裂表征体现为实然民主和应然民主的背离、现实民主和理想民主的落差、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脱节;二者的和合统一、功能互补,是促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加强程序化、法律化建设是二者融合统一的现实路径。     

公共管理模式嬗变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公共管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原始民主型”公共管理是公共性价值理性诉诸于工具理性的结果,工具理性的扩张与异化是“统治型”公共管理形成的原因,价值理性的复归和工具理性的反思及二者之间的竞争与互动催生了“管理型”公共管理的产生,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初步融合及和谐统一则是“服务型”公共管理初步形成及未来“民主专治型”公共管理发展的基本动力。     

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的悖结及其调和——兼谈公共行政范式的逻辑自洽

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的张力一直是公共行政学说史上备受关注的重大话题,官僚制的极权主义、信息垄断和专业主义尤其被指责是对民主价值的正面冲击.通过理论界学者为理性官僚制反民主的辩护,我们不难发现,官僚制的“反民主性”实际上根源于它所生长的现代社会困境——“现代性悖论”,而不是官僚体制本身存在反民主的劣根性.本文在分析传统范式的基础上试图找寻平衡矛盾的场域,即民主式的官僚制行政,以契合公共行政的现实需求*,进而为公共行政学的逻辑自洽找到了一个支点.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元范畴 ,是贯穿韦伯社会学的中心线索。在具体的分析中 ,韦伯用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关的“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及“责任伦理———意图伦理”的范畴 ,描述资本主义在经济、法律、政治以及精神领域的合理化 ,揭露了工具理性吞噬价值理性所产生的现代性问题。     

试论功能分析法在公共行政中的应用

功能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公共行政研究也不例外。论文在对功能分析作了一个概述后,重点研究了功能分析方法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应用,一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另一个是官僚制的负功能分析。论文认为,政治-行政二分法尽管遭到严厉的批评,但对于理解公共行政研究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对官僚制的负功能分析将为修正官僚制提供某些重要的理论启示。     

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裂与融合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内涵及功能蕴含并应合着民主政治的两重内在追求。中国民主化进程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表征为实然民主和应然民主的背离、现实民主和理想民主的落差、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脱节。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和合统一、功能互补是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加强程序化、法制化建设是推进中国民主发展的现实途径。     

我们需要的是"工具理性批判"吗?

目前的“工具理性批判”常常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科学技术,认为它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异化现象。其实,造成这些异化的根源并不是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技术本身,而是那些指导科学技术开发运用的“理性”或“非理性”的价值观念。因此,今天我们需要的也不是“工具理性批判”,而首先是“价值理性批判”或“价值非理性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