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共行政伦理的思考

以政治与行政二分说为起点、以官僚制为主要理论模式的传统公共行政过分强调行政的事务性、技术性和价值中立原则。这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效率所在,也正是其缺陷所在。因为公共行政不仅是理性管理的领域,而且是价值追求的领域。为了克服官僚制的缺陷、纠正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伦理失范现象,其根本方法是把价值因素及实质理性引入官僚制,进行公共行政的伦理建设,实现人类社会公共行政的伦理化和道德化。     

现代公共行政的数字化要求及其调适

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中 ,韦伯选择了工具理性建构了官僚制理论的框架 ,随着世界的“解魅” ,以工具理性主导的官僚制成为现代社会的内在特征 ,从而形成了现代公共行政的数字化特征 :抽象还原、定量计算、准确预测和有效控制。然而社会的理性化带来了现代性的价值荒芜 ,哈贝马斯特别是罗尔斯等人的理论从不同方面对现代公共行政数字化要求特征进行调适 ,去实现公共行政的价值回归。     

官僚制的价值与限度——兼论我国公共行政的模式选择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的管理体制,既迎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也适应了工业社会的时代要求。可以说,官僚制本身有其合理性部分。但工业时代发展起来的官僚体制本身也存在着某些不可规避的缺陷,而且与当今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全新要求相左。基于此,我国行政改革的总体思路,应是在进一步强化现代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和法理权威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行政实践,不断对官僚制进行扬弃和完善。     

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重构

在后现代理论批判官僚制的背景下,一批批后现代理论者也在想方设法重构官僚制。后现代理论主张以企业化政府来提高官僚制组织的效率,由技术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移来重构行政国家,将行政权力向他者开放来重构官僚制主体,从官僚制的控制中将人解放出来以重构官僚制权威,通过官僚制技术政策利用上的改进来重构政府风险治理。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重构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体现为,官僚制不可或缺,解构官僚制,更要重构官僚制,完善官僚制。应着力改革官僚制的运作方式,而不是摒弃官僚制本身。     

超越官僚制——浅议政府行政组织建设

在政府行政组织建设过程中，一方面，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在我国还没有充分完善起来；另一方面，随着农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信息社会的转变，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在西方已经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民主化、个性化、信息化改造，以适应行政组织发展的需要。     

官僚制之后是什么?——兼与张康之先生商榷

官僚制是适应于工业化以来不断结构化的社会管理需要的一种行政体制 ,它既以市场作为自身组织原则的来源以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 ,同时又是对市场的制约以达到社会公正目标 ,但是在自由主义制度设计下 ,形式法治下的程序公正和市场之个人成就效率标准构成了官僚制的边界 ,在这个边界内 ,官僚制与市场一致产生了马克思所批判的物化现象。但是 ,解决官僚制的这个问题 ,本身不应该在官僚制之外为它提供一个道德标准 ,把现代社会的持续发展之重任交给自律的道德的行政主体 ,更不是把社会管理交给自发的市场 ,而是在市场之上设计以社会成就标准的行政体制 ,以程序正义积极推动实质正义的实现。     

中国中小企业政策的反思——由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在官僚行政政策的指引下,中国中小企业政策走向了强调效率的工具理性方向.在工具理性政策的激励下,中小企业短视行为加剧,导致了经济社会的频繁波动、产业结构难以调整、贫富差距扩大等深层次社会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小企业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要改变中国中小企业的现状,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必须实现政府中小企业政策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变,把中小企业看作是市场的主体,通过制定平等竞争的游戏规则,实现对弱势企业的扶持,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力,使其回到平等竞争的起跑线,实现中小企业与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政府回应的主导模式转型与实践阙如

在现代政府回应模式形成之前,政府回应的模式经历了权威型回应,管理型回应和准市场型回应三个阶段。形式官僚制过足和实质官僚制不足的弊端,对政府回应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形式官僚制过足主要表现为行政责任的流失,行政收益观的扭曲和行政行为僵化导致对社会需求的忽视;实质官僚制不足体现为缺乏工具理性精神,过盛的家长制作风,欠缺的法治理念和淡漠的现代契约观念。     

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的悖结及其调和——兼谈公共行政范式的逻辑自洽

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的张力一直是公共行政学说史上备受关注的重大话题,官僚制的极权主义、信息垄断和专业主义尤其被指责是对民主价值的正面冲击.通过理论界学者为理性官僚制反民主的辩护,我们不难发现,官僚制的“反民主性”实际上根源于它所生长的现代社会困境——“现代性悖论”,而不是官僚体制本身存在反民主的劣根性.本文在分析传统范式的基础上试图找寻平衡矛盾的场域,即民主式的官僚制行政,以契合公共行政的现实需求*,进而为公共行政学的逻辑自洽找到了一个支点.     

西方官僚制的宪政实践研究

官僚制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主体,在政体价值观上应服从宪政目标.但其曾在前期的专制背景下出现了宪政的缺位,价值的迷茫.雅典宪政试验的启迪,使资产阶级革命者取得了宪政革命的胜利,在后来近半个世纪的行政实践中,这一体制的工具理性超越了价值理性,使其偏离了宪政并陷入到不可自拔的困境;八十年代盛行于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给困境中的官僚制打了一剂强心针,但使其走向生机的是充满宪政理念的新公共服务运动,它秉承传统的宪政理念,并对其有了新的诠释,给予行政实践新的行动启迪.     

知识管理下我国行政发展中的理性官僚制探析

基于“烟囱工业时代”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形式,在各国的企业和政府管理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伴随信息经济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知识管理的兴起,理性官僚制因为与时代特性相冲突而遭受严重挑战。本文正是从知识管理背景下韦伯理性官僚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出发,对同样处于知识管理时代的我国政府行政现状进行分析,并探讨理性官僚制在我国的发展思路。     

基于社会治理创新的现代官僚制再设计

现代官僚制的合法性稳固无疑是社会有效治理实现的重要基础。韦伯根据其形式合法性理念对现代官僚制进行了构建,认为理性设计下的现代官僚制能够满足现代社会中法理型权威的理性统治需求。然而,20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基于理性设计的现代官僚制出现形式合法性不断丧失和实质合法性缺失等问题,其合法性危机不断扩散。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中国官僚制度改革的设计理念仍存在缺失现象,只有正视官僚制合法性获取中的价值维度,通过将理性设计的合理思想与社会设计理念相融合,强调基于公共利益的全局意识,获取实质合法性,方能稳固其合法性基础。     

理性官僚制与三重转型时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重塑

理性官僚制已为实践所证明是工业社会的理想组织模式。从整体上看，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将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社会。但在行政组织模式上，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理性官僚制。因此，重塑理性官僚制就成为三重转型时期我国的现实选择。     

略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官僚制化

略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官僚制化王强（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南京２１００９３）关于与韦伯相连的理性官僚制的论著已经是汗牛充栋,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该问题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事实上,理性官僚制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国家的兴起,就是与...     

困惑与尝试:西方官僚制的宪政反思

官僚制在宪政的视野中是很凝重的一笔,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应始终服从宪政目标.但在西方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由于历史的原因,行政改革实践的误区,多元社会网络力量的断层以及政府与公民的沟通的缺失,官僚制曾出现宪政缺位与偏离,权力的扩张等宪政困惑,一系列的行政实践改革在积极寻求宪政的反思,新公共服务理论超越了官僚制工具理性的羁绊,不仅秉承了传统宪政理念,而且寻求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使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目标在新型的互动关系中实现.     

价值理性的重建及其当代意义

价值理性是人自身本质的导向;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整合的矛盾统一体。在一定条件下,人的精神属性对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具有主导作用,并由此产生人头脑中的理想自我;价值理性就是通过调动理想自我潜移默化地体现对人自身本质的导向作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视野,站在哲学的高度,结合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当代社会发展中不均衡的现实,重新来审视“价值理性”的重要作用,并重点分析“价值理性”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价值理性与韦伯式官僚制构建——基于英普比较的历史视野

在韦伯的官僚制思想中,官僚化意味着行政方式逐渐摒弃特殊主义色彩,更具普遍主义特性。韦伯也认为,普遍主义所带来的差异的拉平,可以促进官僚化进程。然而,韦伯在对理性官僚制进行论述时,选取的案例是君主专制的普鲁士,而不是政治平等程度更高的秉承议会主权的英国,这里似乎出现了理论与案例的“错配”。通过韦伯官僚制理论中这一“案例错配”问题为切口,揭示了韦伯官僚化理论中隐而未彰的官僚化实际产生条件,以及价值理性对维系官僚制的重要意义,从而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韦伯的官僚制思想。最后,对价值理性和官僚化进行总结与讨论,为进一步认识韦伯的政治思想提供启发。     

现代官僚制的行政伦理

现代官僚制组织的本质和特征及其实在的社会建构方式是理解和说明现代官僚制行政伦理的两个基本方面。现代官僚制的行政伦理是以非正式制度的形式出现的、内在于官僚组织的逻辑和规则并实际起作用的伦理。它作为由社会建构的观念,是官僚制组织的本质和特征的反映。官僚制组织的行政伦理属于责任伦理。     

鸿沟与跨越:依“数”治理的趋势与双重效应

伴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技术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政府治理与公共决策中,用以解决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与公共问题,催生了以智慧城市、智慧决策为代表的依"数"治理模式。大数据技术应用于治理,一方面提高了政府效能、优化了政府工作流程、改善了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诸如"数字利维坦"、"专家行政"和"数据鸿沟"等问题的出现。技术的进步带来政府行政行为的优化,同时也强化了官僚制组织,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鉴于大数据技术(工具理性)与大数据治理(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我们需要对之加以反思,通过公共价值管理对这两种取向加以整合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