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新格律诗”运动比照下的1950年代新诗形式问题讨论

1950年代围绕诗歌形式及其相关议题展开的数次大规模讨论,虽然受制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和诗歌风尚,却也在相当强势的同质化声浪中出现了一些异质声音.何其芳通过对“现代格律诗”这一概念进行诠释,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见解,其论述一方面提供了检视1950年代诗歌发展的别样视角,另一方面与1920年代新格律诗运动中闻一多等人的主张有着明显的差异.     

沟通古今中外,开拓哲理新诗——论废名三十年代的新诗

废名作为诗人,在世时发表的诗作只有三十余首,且大都晦涩难懂.新时期以来,不少学者醉心解读这些谜一般的诗歌,尝试找出清晰可解的线索,以重现诗人的内心世界.论者把“现代派”、西方象征主义、中国古典诗词等诗学概念放在废名身上,同时强调诗中的禅趣、哲思,甚至索性说他是独一无二的混合体.其实,这些中西古今的概念都是相通的,废名新诗的最大贡献正在于沟通了古今中外的诗学概念,开拓了中国新诗中的哲理诗.     

林庚的新诗写作和新格律诗理论

在中国现代诗坛,林庚是一个非常宁静也非常纯粹的诗人和诗歌理论探索者,他本无意于引领时尚或潮流,但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语境却因他而引发了种种争论和冲突。争论和冲突的产生既与他立足于汉诗经验和汉语特点的本土立场有关,更与人们在西方背景影响下的失衡心理有关。整体而言,林庚的新诗写作和新格律诗理论虽有着明显的传统影响痕迹,但在本质上它们却是作者在现代性关照之中所进行的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     

孙大雨新诗格律理论探析

孙大雨对新诗格律的探索在时间上仅仅稍晚于新诗史上最早进行格律试验的陆志韦,是新诗史上最早认真考虑新诗格律问题的少数几个诗人之一。孙大雨新诗格律理论的核心是他的“音组”说。孙大雨的新诗格律理论为中国新诗提供了一种既符合诗歌普遍的格律原则,同时又适应现代汉语自身特性的格律设计方案。同时,他又将自己的格律理论应用于创作与翻译实践,留下了相当数量可谓圆熟的新格律诗文本。     

从文体看中国新诗

诗体重建的课题已经摆在中国新诗面前,它关涉到新诗兴衰甚至存亡。从文体考察,新诗分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而以前者为主。新诗的诗体重建,在无限多样的诗体创造中,有两个美学使命：规范自由诗和倡导格律诗。“自由诗”的冠名是不确切的,因为“自由诗”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自由。现代格律诗建设的中心问题是艺术实验。当下的新诗已经和初期白话诗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文体角度看,还处在草创阶段,新诗期待着在下个世纪能完全摆脱草创期的幼稚而走向辉煌     

新诗该有常体

百年新诗一直处于"律化"和"自由化"的对抗之中,这种多对抗少和解的局面不利于新诗的健康发展。适当的诗体规范,不仅能建立起诗歌的体式特征,而且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象征主义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及嬗变

象征主义作为一个曾经风靡欧美的文学流派,对中国新诗有着巨大的作用与影响。西方象征主义与中国诗歌意境的亲合性,以及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相互渗透与融合,开拓并丰富了中国新诗的艺术视野与艺术表现形式。象征主义在中国的被引入、影响及嬗变,绝不是偶然的,是纷繁多样而又错综复杂的中西文学思潮相互碰撞与整合的结果。     

当代语境与五、六十年代的新诗道路讨论

20世纪50-60年代,曾发生一场声势浩大的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在阶级性、革命性为主导意识的文化环境中,这次讨论的重点限定在诗歌形式方面。为了完成对新诗的“改造”,民歌和古典诗被指定为新诗的“学习”对象。由于民歌与古典诗在存在状态与方式上的差异,“学习”过程中被不同程度地强调和运用着,因此对新诗的实际影响并不一样。也由于“学习”对象本身的规定性及其之间的差异性,一部分诗人、诗评家意外获得了一些属于诗本身的并不开阔的话语空间。     

从吴芳吉白屋体新诗看中国新诗的发展途径

吴芳吉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对新诗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并身体力行写下了大量的白屋体新诗.吴芳吉主张新诗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要与西方平等交流,要继承传统精华为我所用,要创新,要有时代新精神,倡导写真诗、抒真情.     

闻一多、何其芳的新诗格律理论之比较

闻一多的新格律诗理论和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理论是新诗史上最重要的两种格律理论。前者奠定了新诗格律的基本框架。后者在批判地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创造出更科学、更自由、更成熟的格律规则。从形成原因、具体规则和历史得失三个角度比较两种理论是本文的归旨。     

"只是诗"的诗——李健吾的纯诗批评探析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纯诗”理论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李健吾用“纯诗”观念来评价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展开了卓越的纯诗批评实践。他关于“纯诗”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和魅力等方面加以展开的。这些探讨不仅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发展，就是对于当下的诗歌建设也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诗词曲英译中声音文化的展现

声音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声音美是指通过平仄、韵脚等达到的韵律美.大多数学者重视狭义的声音美而忽视了另一种声音美--广义的声音美,即声音的文化内涵美.在古诗词曲里,不同鸟类在不同情境下其叫声引发的联想意义是不同的,本文以此为例,从声音文化内涵意义的角度来探讨如何展现诗歌的声音美.     

严羽的诗歌创作与《沧浪诗话》的关系

严羽的诗歌创作以及其与《沧浪诗话》的关系,历来少有人关注。认真研究其诗歌,对认识严羽的诗歌理论和思想都是有裨益的。对以禅喻诗和以禅入诗两个概念的辨析,可以进一步指出严羽诗论中以禅语入诗和以禅趣入诗的区别;同时通过对其诗作的分析,可以看出他的理论主张和诗歌创作中始终没有跳出"模仿"的窠臼,这是严羽诗论和创作实践上的一大抵牾。     

论中法诗歌现代化进程中自由诗革命的差异--兼论法国自由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世界性的现代诗歌运动,其中以"自由诗"革命为具体体现。对诗的艺术性的重视是法国现代诗歌得以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法国现代诗歌运动及自由诗革命比中国稳健得多,既追求诗体解放和作诗自由,出现了诗的散文化、自由化倾向,又重视诗艺的探索,尽管也有激进的改革,但更多是较为稳健的改良。法国的自由诗革命的目的与中国为了推翻传统诗体的目的颇异,更没有中国新诗革命所承担的政治革命重任,只是从诗艺的角度对已有诗体进行改良,因此达到的效果也迥异。法国的现代诗歌运动也对中国的新诗革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经验的根本——从外来文化的影响谈“新学诗”和“新派诗”的区别

"新学诗"和"新派诗"都是中国诗歌呼应时代的变化,受外来文化影响在近代进行变革所产生的结果.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态度观念上对外来文化接受还是不接受,而在于接受之时能否将外在的材料化为诗歌内在的血肉.通过对二者关系的梳理和比较,读者可以发现,中国诗歌的现代性转化在"激变"的外表下其实内含了某种更为本质的"渐变"轨迹.由"渐变"而"激变",量的积累而终至质的变化,这是既有的事实,同时也是汉语诗歌在近现代演化的规律.     

古典诗歌意象类型的目的性角度分析

诗歌意象是我国古典诗歌理论的重要内容,对于意象类型的研究,可以有诸多角度,而从意象创造的目的性角度切入,则是把握意象类型特征的又一途径。     

郭沫若翻译活动对其早期新诗创作之影响——以郭氏自述为考察视角

留学日本给郭沫若提供了大量阅读并翻译外国诗歌得天独厚的环境，也开启并深刻影响了其新诗创作之路。以郭沫若的自述为考察视角，以其译诗和新诗为观照文本，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厘清郭沫若新诗创作中那些来自外国诗人及诗作的影响因子：形式方面，郭沫若实践了自由诗体但也有民族化成分的保留，并主要使用了白话语言；内容方面，郭沫若在情调和思想上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成分。     

中国古代诗歌内涵

在远古祖先的心目中,“歌”与“诗”是同一种文学艺术。“诗”是“歌”的内容(文学形象),“歌”是“诗”的表现形式(音乐形象),它们彼此相依、相互融贯,如同语言中词的音和义。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一种歌咏的语言艺术,无“歌”不成“诗”,无“歌”没有“诗”。因此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诗人”这一称谓至少包括以下内涵:(1)自创并演唱诗歌的人;(2)自创或改编原创作品演唱的人;(3)只创作不演唱的人。而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以激情为血肉、以语言为建构艺术、以歌咏为表演艺术的一种文学体裁。以真情去激荡语言的美化,以歌声去撞击听众的和鸣,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特色。     

论元代乐府诗的入乐问题

元代的乐府诗,无论是旧题乐府还是新题乐府,大都是可以配乐而唱的。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其传,生今之世,无复能辨之者"的文化背景下,元代乐府诗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成为了乐府诗史上的一个奇迹。元代乐府诗所配唱之乐,主要是诗人们(含坊间乐工)创制的"今曲"。因而,"今之曲歌于古,犹古之曲也,古之词歌于今,犹今之词也",就成为了当时诗人们的共识。在这种乐府观念的指导下,元代诗人们无论是于乐府诗还是古诗,大都称之为"歌",即认为其都是可配乐而唱的。于是,元代乐府诗可入乐而歌的现实,与盛行于当时的散曲、杂剧、词体艺术等互相融合,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音乐文学王国"。     

闻一多诗学的价值

闻一多是现代汉语诗体形式最主要的建设者。他新诗形式的基本思想是打通中西诗学 ,在借鉴西方诗学与中国古代诗学特别是律诗形式的基础上 ,以现代汉语为材料 ,进行多种格律形式的构建以建立现代汉语诗体形式。他还用打通中西诗学的方法对新诗创作作了规范规矩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