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政治中的权威主义与反权威主义

法国是一个具有丰富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政体沿革体现了权威主义与反权威主义政治间的冲突,此种冲突在不同时期表现为国家行政权与立法权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中央集权的崇拜、对权威的渴求和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在法国的政体沿革中,权威主义政治在较多时候居于主导地位。     

二战后东亚的权威主义政体评析

二战后初期,东亚国家仍具有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仿效西方建立的自由民主体制缺乏政治基础和公众认同,而且难以处理复杂的社会安全形势。这些因素导致了自由民主体制的失败和权威主义政体的建立。在权威主义政体下,由于保持了政治稳定、采取专家治国和出口导向战略,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保持了一定的政治稳定但也导致了惊人的腐败;由于民主的历史,仍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部分民主形式。我们在承认权威主义的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不应美化权威主义。     

俄罗斯新权威主义探析

权威主义是在传统政体与价值规范瓦解,但新的法理型规范体系尚未确定的情况下的重要权威形式,它能有效抑制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失范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进而推动经济发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走上了权威主义的道路,并在叶利钦时期形成了权威主义的政治结构."新权威主义"是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后的政治体制特征,也是叶利钦时代政治形态的延续及发展.     

合法性危机与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

二战后出现的东亚国家权威主义政体的合法性来源,包括"负面合法性"、"政绩合法性"、意识形态与国际因素等.但是这些合法性是比较脆弱的,在权威主义统治的后期,由于"负面合法性"和"政绩合法性"的弱化、政治文化和国际环境的变迁等原因,合法性危机逐渐显现并且日益严重,从而为政治转型提供了契机.因此,合法性危机在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一考察有助于扩展对于政治合法性研究的视野,也有助于增进对权威主义政体政治转型原因和特点的认识.     

从柏拉图到西塞罗:殊途同归的混合政体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中,"共和主义"在西方得以复兴.而共和主义思想中制度层面上的混合政体论完全可以在从希腊到罗马的思想家的论著中找到论证.西塞罗是西古代方混合政体论的集大成者和积极的倡导者.他的政体循环论和混合政体论都可以在古希腊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中找到渊源.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波里比阿再到西塞罗体现了混合政体论由消极到积极、由萌芽到发展到鼎盛的过程,也反映了共和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的逐步成熟.     

全球治理与权威重构——兼谈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问题

对权威的关注,乃立足于国内政治.从威权政体走向善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目标.在这个层面上,推进民主、法治、社会正义与公民参与,应当是中国政体转型的题中之义.因此,当代中国转型中的权威位置迁移与全球治理中的公共权威重塑是一对顺应关系,本身并不构成根本性冲突,全球治理很可能成为促进当代中国政体转型的外部动力.     

东南亚七国政体比较研究

在全球性经济与政治自由化的浪潮中,文莱的二元君主制政体及其所表现出的权力高度集中表达出它仍处在宪政主义的萌芽状态。在其他六国中,多种政体共存,既体现了宪政主义对文化和历史的包容性,如在虚位国家元首化下,柬埔寨、泰国的君主立宪制照顾了王族和僧侣的文化性和宗教性,马来西亚的君主立宪制则吸纳了世袭苏丹的历史性和地方性,且此三国都建立了立法与行政分立的议会和政府以及相应的议会内阁制;也体现了对政体形式的超越。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确立的立宪主义总统制和包含总统相对实位化元素的新加坡议会制均在于防御集权和威权主义的复辟。宪政主义框架下的不同形式的政体已在东南亚各国成为主流。     

杨度眼中的中国立宪——以《君宪救国论》为分析范本

《君宪救国论》一文集中反映了杨度关于中国立宪的理论构建：以君主立宪的政体来实现富国强国的宏愿;以世袭罔替的君主来消弭军事纷争的危机;以正当诚实的立宪来矫正清末民初的弊端。杨度的立宪观既存在合理性,也具有局限性。一方面,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带有明显的进步性、特殊的现实性与一定的诚实性;另一方面,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深受“帝王之学”的影响,未能摆脱功利主义、工具主义与权威主义的纠葛。     

繁荣与饥荒——对“森命题”的解读与解毒

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认为,饥荒的本质不是粮食短缺,而是权利的失败。民主可以预防饥荒,权威政体引发饥荒。饥荒与政体无必然联系,而与政体对公共政策的选择直接相关。要免于饥荒,无论何种政体,都必须追求公平的增长。     

欧洲的民主:欧洲一体化的影响

欧洲化使欧盟各成员国的治理实践与民主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冲突,而各成员国受影响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体制的适应程度.作为一个复合制超国家政体,欧盟的治理活动通过授权多种权威造成权力高度分散,这种方式对通过单一权威进行管理的单一制政体国家(如英国和法国)的破坏性远大于通过多种权威分散管理的复合制政体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然而,国家领袖们未能创造出反映欧洲化现实的新观念与新话语,这是欧盟成员国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制度差异同样重要.单一制政体国家的集权特征保证了政府与普通公众之间的沟通话语详细明晰,即它们能够用一个声音说话；而在复合制政体的国家中(更不用说欧盟)潜在权威常常持有不同意见,因此前者比后者更适合应对变革.     

政治转型序列范式研究：韩国的视域

民主化作为整个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组成环节,在序列上通常包括威权政体的崩溃、民主政体的创设、民主政体的巩固三个阶段。本文以政治转型理论为分析基础,旨在推绎韩国民主化序列范式的演进逻辑。当民主政体巩固序列步入由消极巩固向积极巩固的转进后,其进路既要求宪政结构的优化,更要求建构起对新的民主制度起支持作用的政治文化。     

经济增长与威权主义国家精英政治的合法性

威权主义国家统治者即精英政治集团需要为自身的存在寻找合法性依据。威权主义的合法性如果不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或人民主权的基础之上,就只能依靠经济的增长为主的政绩合法性来维持。为了维持政权的存在,威权主义国家的精英政治集团需要而且可以实现国家的稳定、发展和改革。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成熟,经济增长为主的政绩合法性会出现不足,这就需要政治精英将国家的合法性稳步地建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之上。     

论朴正熙时期韩国发展型国家的形成与演变

发展型国家理论是解释东亚地区迅速崛起的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尝试。20世纪60-70年代的韩国是最为典型的发展型国家之一。作为以威权政体为基础的发展型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与随之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加大了对威权政体的种种压力,而政治决策者错误的战略选择,致使韩国发展型国家面临空前的发展危机。     

市民社会概念的起源、流变和社会历史基础

人们在疏于考据和实证的情况下频繁使用市民社会概念,易于引发误解.这一概念有它的起源和流变过程,这一过程以特定的社会历史变迁为基础:本真意义的市民社会变为君主集权制社会中的市民社会,再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市民社会.不同的社会历史基础决定了市民社会概念的含义各不相同.这说明,不了解市民社会概念的起源、流变及其社会历史基础,就不能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     

互联网能带来“民主“吗——对近十年西方学界争议的一个概括

西方学术界对互联网能否促进民主充满争议。有人认为互联网能够推动公民社团和公共领域的形成,为扩大政治参与提供了资源和机会,从而促进现有民主制度的完善或推动威权政体的民主转型。也有人持相反观点,认为互联网对民主(化)的价值并不是很大,甚至会带来负效应。本文梳理了西方学术界围绕该论题的争议,阐述了不同观点的立论依据和价值立场。     

2011年埃及政治转型何以发生?——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回溯性分析

2011年埃及政治转型是窥探当代埃及政治逻辑的窗口。其吊诡之处是在强威权国家未见明显衰弱的情况下,民众抗议运动能在短时间内推翻穆巴拉克长达三十年的统治。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回溯性分析可以发现,转型之前的埃及在国家层面上体现出"一体两面"特征。一面是一个未曾出现衰弱迹象的强威权国家形象:经济总量实现持续增长、国家能力保持中等强度、威权执政者绝对掌控国家机构。另一面则是在四种因素侵蚀下呈现出的脆弱性。它们分别是经济增长之下的严重民生问题、低效且脆弱的国家治理、相对独立的司法机构、相对自由的社会空间。而在社会层面,埃及呈现为深刻的官民对立与分裂:阶层分野的日益极化、严重的政治冷漠、对总统和议会以及执政党极低的信任程度、不公平的公共资源分配。当时机成熟时,严重的官民对立则成为极化民众动员的最佳催化剂。2011年政治转型的发生正是强威权埃及脆弱性与严重官民对立在特殊时间节点相互作用的产物。而未曾衰弱的强威权国家则为塞西的威权复归准备了条件。     

中亚政治转型与经济转轨非对称性发展探析

中亚五国政治转型与经济转轨已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历程。尽管在外力影响和内部努力下,采取了多种改革措施,但无论是民主化还是市场化依然未能实现;与同时被卷入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中东欧国家相比,出现了同途殊归的转型结果。究其原因,不仅是内外因素的制约作用和转型前提条件的缺失,更重要的是,中亚政治转型与经济转轨的非对称性发展态势左右了中亚的转型进程。权威与民主的双重作用使经济转轨面临两难窘境,而缺乏经济基础的民主化在其发展进程中的脆弱性凸显,并最终导致民主政权刚刚建立即向威权政体转变,加之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对民主化和市场化产生的影响,使得中亚的转型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威权统治与现代化导向的叠合交错——论武汉工会的战后整改（1945-1947）

战后国民政府对武汉工会进行了全面整改。整改措施方面，政府以指定领导人的方式把政府工会打造为忠实拥趸，对产、职业工会的结构划分采取了横向行政区划与纵向层级管理两种方式。整改变化方面，体现为工会领导层面的专业化、党员化与扩充化以及会员数量有意精简的特点。整改措施与整改变化均体现出国民政府威权统治与现代化导向的专业管理两种原则的叠合交错。整改中出现的“身份认定”问题使得部分具有双重身份的人能够利用党政双方的意见分歧，上下其手，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也加速了专制政权的溃败；“边界明晰”问题的持续存在则说明权责明确这一整改目标与战后整改现实之间的距离。     

论亲权的私权属性——对权利义务统一说的驳斥

通常认为亲权性质为权利义务的统一体。通说违反了权利和义务范畴的基本关系,直接违背亲权的私权属性。亲权的私权属性是由亲权产生发展的历史和对抗专制政权的现实共同决定。亲权是父母特有的民事权利,客体为父母对后代的自然情感利益。滥用亲权会引起相关公法后果,表现为父母须对国家和社会承担一定责任,责任性质不是民事责任,责任本身也不改变亲权私权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