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觉性的表现——《典论·论文》理论意义再认识

将曹丕《典论·论文》论述的问题作为整体理解,并将它放在具体的时代文化背景中来认识,不同意学界将《典论·论文》看作“文学的自觉性的表现”的观点,也不同意将“文学的自觉”与“为艺术而艺术”作不同质的理解,认为“文学的自觉”在本质上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典论·论文》是“人的自觉性的表现”,同时也为“文学的自觉”揭开了序幕。     

文学的哲学——《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之一）

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红楼梦》的思想“核心”和“精华”,是曹雪芹认识和批判封建社会的重要思想武器。作者自觉不自觉地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描述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贵族内外尖锐而复杂的重重矛盾,是其必然没落的根本原因;揭示了其必然灭亡的命运。《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末期的“盛世危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红楼梦》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和谐统一的“融合剂”,具有一定的完整性、系统性、明确性和鲜明性。借助佛老的“语言外壳”是《红楼梦》中的辩证法思想的一大特点。     

论曹丕的个体意识与《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是魏晋时代个体意识自觉和文学自觉的产物。曹丕的个体意识贯穿在《典论·论文》文章整体之中。《典论·论文》中的文章价值论、“文气”论,以及“诗赋欲丽”的观点都与曹丕的个体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曹丕个体意识的自觉是其文学自觉的根源。     

要把《紅楼梦》当作历史来讀

阅读《红楼梦》的人,不论自觉或不自觉,总是抱有一定的阅读目的,采取一定的阅读方法;目的、方法多种多样,读《红楼梦》的效果也就各不相同。各种各样的目的、方法、效果,概括起来,可以归成两类:一类是读“历史”,一类是读“故事”。     

《中庸》地位提升的主因:宋初儒士推崇

学界对《中庸》在宋代的地位提升并最终成为四书之一的成因有较大的争论。事实上,在释僧智圆之前,儒士田锡、邢昺等已尽力推崇《中庸》。田锡助推《中庸》入科考;邢昺宣扬《中庸》心性之学,告诫君主和士人注重修身,由“内圣”而“外王”;陈充跟随朝廷崇儒风尚而释《中庸》;赵湘自觉阐发《中庸》,以斥杨墨、申韩之异端。正是儒士的推崇加速了《中庸》的传播,扩大了《中庸》的影响,推动了《中庸》学在宋代的兴起。并且,田锡、邢昺等对《中庸》所固有的“内圣外王”思想的自觉阐发及推崇,并非源自智圆或其他僧徒的影响,相反,智圆僧徒之所以热衷《中庸》,并以之作为调和三教关系的文献依据,还是宋初儒者及朝廷影响的结果。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鲁迅、郭沫若与“意识流”手法

<正> 发明“意识流”这一术语的,是美国实用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第一个有意识运用“意识流”手法的是英国女作家陶洛赛·理查逊;第一次把“意识流”术语引进文学评论领域的是英国评论家梅·辛克莱尔。弗洛伊德和容格的心理学理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尼采和叔本华的“唯意志论”等现代反理性主义的各种哲学流派和社会思潮对“意识流”文学都有影响。在我国,由于王蒙同志在其《蝴蝶》、《布礼》、《风筝飘带》、《春之声》、《夜的眼》、《海的梦》等创作中自觉地运用了“意识流”手法,结果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和争论,“意识流”这一术语才逐渐和广大读者相识起来的。不少人据此以为:“意识流”只是近两年才被引进中国文坛的,王蒙是我国最早的借签运用“意识流”手法的作家。     

《西游记》的生死观

《西游记》主题研究不能忽视其生死观内容,《西游记》主题悖论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解决是靠生死观解决的。这种对主题悖论的自觉或不自觉解决,造成了小说的消极面：“金丹大道”论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就是由于上述情况造成的。其生死观或多或少也反映了取经队伍的价值取向的功利性,影响了《西游记》主题：取经历程的局限性;终极关怀的狭隘性。     

幻想的法则——古代神话艺术谈

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文学。对此,马克思有一段著名的话,他说神话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段话的要点是:1、神话的本质:一种“自然界和社会形态”,即客观现实的反应;2、神话的特征:它不是按事物的本来面貌反应客观现实,而是用“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把客观现实曲折地表现出来,而这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是幻想的产物。     

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要求我们“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要求我们“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深入研究这个规律,广泛宣传这个规律,正确认识这个规律,对于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运用这个规律是非常必要的。     

女性悲剧的再书写——从《金锁记》到《怨女》

张爱玲长篇小说《怨女》是由其中篇小说《金锁记》改写而成,是作者在新的时空背景下对女性悲剧的再次书写;比之于《金锁记》,《怨女》的女主人公形象则由 “癫狂”转变为“庸常”,叙述方式由外视角转向了全知式的内视角,叙述风格由炽热超拔渐趋沉稳理性;其改写体现了张爱玲追求更高艺术标准的内在要求和面向海外阅读市场的创作自觉。     

陆机《文赋》的艺术辩证意识

陆机的《文赋》产生于魏晋“文学的自觉时代”是继曹丕《典论·论文》之后,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又一丰碑。《典论·论文》用“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来高扬文学的价值与地位,虽有划时代的贡献,其着眼点毕竟仍是文学的社会功能,而且与汉儒论诗一脉相承,依然是对文学社会作用的失度夸张。《文赋》则由这一传统视角移向文学自身,首次揭橥了其“缘情”特征,并对文学创造过程的诸多问题发表了精辟独到的见解,从而实现了对前代理论的超越,标志着文学自觉观念的深化与成熟。     

孔子的观德思想

孔子重视人的德性的内心反省和自觉,他提出了“观过知仁”、“观志”、“观行”等观念,由此形成了“观德”思想。这不仅受到春秋时期社会思想的影响,也是对《书经》和《易经》所共同传递的“观德”思想的继承与深化。孟子循着孔子的思路,将“观德”发展为“观心”。     

《元史新编》的历史编撰学成就

《元史新编》是继《圣武记》、《海国图志》之后,魏源自觉把对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与反侵略斗争联系起来的又一重要成果。该著的问世,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其编撰思想中强烈的近代“经世”意识、体例创新的可贵探索、寓褒贬于“求真”的“春秋”笔法及自觉探求社会历史发展大势以突出元代社会特点的努力,从历史编撰的层面为传统史学注入近代的内容。     

《红楼梦》反讽艺术管窥

表达独特主题内涵的需要和自觉的艺术创新意识 ,是《红楼梦》创造性地运用大量反讽技巧的原因。反讽运用于小说总体结构 ,“梦”、“幻”框架将小说现实世界笼罩在超现实世界中 ,表达了深刻的悲剧意识 ;反讽运用于人物塑造 ,出现了贾宝玉、林黛玉等空前新异深刻的性格 ;反讽还为《红楼梦》美学风格注入新的“色素” ,也增加了叙事单元的意蕴涵量 ;反讽扩大到最大规模 ,形成“主题的反讽” ,它赋予作品的思想以“令人着迷的深度”。成功的反讽运用为《红楼梦》艺术素质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     

阳明心学对晚明四书学的影响

晚明时期由于阳明心学盛行与影响,《四书》学呈现四方面的新发展一、朱注在晚明《四书》学中的权威性明显削减;学者诠释《四书》更具自信,并勇于对朱注提出质疑与批评;二、阳明的学说论述成为许多晚明《四书》学者讲论的依据与推崇、引述的哲理典范;三、晚明《四书》学普遍出现“心学”观点的《四书》诠释;四、晚明《四书》学普遍出现“三教合一”、“三教会通”观点的《四书》诠释。晚明“心学”《四书》学中对《四书》合理诠释的思辩与探求、对道德自觉与生命实践的注重以及尝试对不同义理系统(儒、道、佛三教)进行融通的精神,这些精神态度与思想内涵,对今日的学者而言,仍然颇具参考与启发的价值。     

关于回族民间文学评释之我见——从《拔兵小曲》的族属说起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和文艺政策的调整落实,回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取得了喜人的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心的倾向。那就是,个别回族民间文学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贪大求全,所谓“贪大”,就是把未经考证确是回族民间歌谣的作品说成是“回族革命歌谣”;所谓“求全”,就是把《古兰经》上由宗教学家自觉加工过(不是马克思所讲的“用一种不自觉的方式加工过”)的神话,说成是中国的“回族神话”。这样,对回族民间文学、乃至整个回族文学的研究便增加了一些迷雾,设置了一些     

毛泽东论艺术美

<正> 马克思说:“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劳动创造了美”.这是美学史上崭新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美学观.它向人们昭示,美是与人类自觉、有目的和能动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则,卓有成效地解决文艺创作和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致杨绍萱、齐燕铭》和《致陈毅》等光辉论著,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包括毛泽东同志的艺术实践在     

关于“中国诗坛”派的思考

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诗歌流派,常常围绕着一种刊物而形成,也因此以刊物而得名,诸如“新月”派就因《新月》杂志而得名,“现代”派就因《现代》杂志而得名,“七月”派就因《七月》杂志而得名.沿此命名法,我将1937,8—1941,1几年间相继存在的《高射炮》、《五月》、《时调》、《中国诗坛》、《战歌》等五个诗刊的诗人们形成的一个诗派,称为“中国诗坛”派,这是一个坚韧性极强、倾向性始终如一的诗派.“中国诗坛”派,源远流长.1928年,郭沫若的诗集《恢复》的问世,显示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诗歌的实绩;30年代初,殷夫的“红色鼓动诗”,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诗歌运动的兴起;1932年,中国诗歌会的成立,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诗歌成为强大的自觉的诗歌运动.“中国诗坛”派便是无产阶级革命诗歌运动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形势下的继起     

发展商品经济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一直拘泥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消灭商品生产的设想,把商品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异已力量”。受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不少同志对党中央提出的既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又要“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觉得不好理解。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要发展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很